我在云山长大

我是在云山6连出生的。

1958年父母响应党的号召，成为从山东龙口去云山的第一批支边青年，父母1960年结婚，1965年有了我。

据父亲讲：在我出生之前他们有一个儿子，不到一岁时发烧得了肺炎，当时农场没有医院，医疗条件极差，结果哥哥没能及时抢救过来，夭折了。母亲至今都不愿提起这件事。

母亲说他们山东支边青年人数很多，是乘专列去的。那时6连是一片草原，父母亲那一代人夏天顶着烈日、冬天迎着严寒，用双手把6连建设了起来。 我的出生给父母带来了欢乐。当时连队孩子很少，又加上父母曾经失去过孩子，他们对我百般地疼爱。1972年4月的一天，那时候我7岁，母亲突然回家告诉我说父亲受伤了，而且伤得很重。母亲要带着一岁的小妹去裴德医院照顾父亲，叫我在家照顾小我两岁的大妹妹。当时我都傻了，我还是个孩子，什么都不会，怎么生活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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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天我去上学，晚上放学回到家里我感到很凄凉。幸好有北京的知青刘阿姨和高阿姨，平日常到我家来，就连我的名字也是她们给我起的。这次她们又过来和我们做伴，给我们做饭、洗衣，帮助照顾我和妹妹。过了半个多月，母亲回来了，进门看见我们就流眼泪。

她告诉我父亲受伤的经过：因为上了一天白班，晚上替一个生病的同志上夜班。当时父亲是班长、而且上进心很强。他们班的任务是给6连打饮用水井。为了能早日完工，他们分白、夜两班干。不管哪一班，缺个人都不能正常作业。作为班长的父亲为了不影响工作，下了白班接着又上夜班。那天晚上他去拿雷管，划火柴照亮时，一不小心火花落在了雷管上，引爆了雷管，侥幸保住了性命，双眼却失明了。

由于我们都太小，连队只能让妈妈去医院伺候。为了能让父亲的眼睛复明，农场专程将父亲送到哈尔滨、北京的大医院治疗，并且安排知青陪同照顾他，治疗结果还是不行。父亲的伤给我们家带来了苦难。母亲要上班，还要照顾不能自理的父亲和我们姊妹。

从那天起，我一下长大了，失去了儿时的欢乐，带来了很大的内心压力。除了上学，我回家就要照看父亲和妹妹，帮助妈妈做家务、采猪菜喂鸡等等。我从8岁就开始挑水，那时我还没有扁担高，每次只能挑半桶水。母亲要上班，挣钱贴补家用。下班回到家，家务活忙个不停，她太累了。自从父亲受伤以后，像劈柴这样的重活都是知青叔叔们帮忙，要是没有他们的帮助，那一段艰难的岁月就更难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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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以后，北京、上海等城市知青们开始返城，农场缺了大批工作人员。学校的很多知青老师也走了。连队学校没有教师不能再维持下去，团里将连队的学生都集中起来上学，离家远了必须在学校住。两个妹妹都要到集中点的学校去读书，要住校，无形中增加了家里的开支。父亲不能工作，农场按工伤给父亲办了退休。所以母亲只好叫我停止学业，过来接班。当时我是想考学的，因此拼命地学习，晚上都是学到11点，最后一个回宿舍。但为了全家的生活，我也只好放弃了升学的打算。

1981年我开始工作。刚工作时女孩很少，男孩都上机务学开拖拉机。我记得那年6 连只有我和一个大我两岁的女孩，每天跟铁牛55去很远的地方拉沙子。上午装一车，下午装一车。晚上回来时胳膊都累肿了。回到家，我在被窝里哭。第二天，照常去干活。

夏锄、秋收、冬天积肥都有定额，像我这样干活慢的就需要延长劳动时间，什么时候完成定额什么时候才能回家。8小时内在连队出力干活，8小时以外回到家里还要干活。夏天自己种菜，冬天要上山去砍柴。到了1985年，农场有了新政策，把地分给个人管理，只是统一种、统一收。那一年我分了150多亩地，分别种植大豆、小麦和玉米。大豆和玉米夏天需 锄草。站在地头上，看着一眼望不到边的地，我都傻了，别人家人多，几天就能锄完。而我呢?真叫人愁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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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的冬天，姥姥病了，我回老家看望姥姥。在母亲的故乡，这个沿海城市里，不论是生活还是气候，都比云山好得多。同样是种地也不用那么苦，我暗下决心要带着父母姊妹离开云山，回到母亲的故乡。

1987年我嫁到了母亲的故乡。1991年我把父母、姊妹都带回了母亲的故乡，开始了新的生活。自从离开云山后，我再也没回去过我是云山生、云山长的支边青年的后代，生活让我承受了一个同龄人难以承受的压力，但云山是生我养我的地方，炼就了我自立、刚强的性格。

我是云山的后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