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民国时期名噪一时的国民党“新桂系”领导层人员，除了耳熟能详的“李白”和黄绍竑、黄旭初组成的“二黄”，估计大多数人很难再想到其他，或许是知名度不够，亦或是曾在不同历史时期与这个团体分道扬镳。也正因如此，能团结一致，从一而终者显得尤为难能可贵。

相比于这些活跃在民国政治舞台上的显赫人物，程思远这个名字实在谈不上多么闪耀夺目，甚至有的人可能都没听说过这样一位历史形象，但他却是一手“导演”并陪伴桂系首脑李宗仁晚年叶落归根的那个从一而终之人，仅此一点足以在近代历史上书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今天，我们来聊一聊这位早年服务于桂系集团的无党派爱国民主人士程思远。

1926年，国共合作下的北伐战争正迅速在全国范围内如火如荼般展开。当年3月，李宗仁所属桂系部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7军，李宗仁出任军长，黄绍竑与白崇禧分别出任党代表和参谋长。与此同时，下辖的第2旅旅长俞作柏受李宗仁委派创办了旨在培养军事人才、充实革命队伍的黄埔军校南宁分校，创办之初便张贴了招考随军文书的告示。

彼时的程思远年方18岁，自家乡宾县前往南宁参加了应试并夺得头筹，正式成为“钢七军”中的一员，也由此奠定了他与李宗仁一生紧密相连、携手共度的基础。

4年后，在中原大战中失利的李宗仁开始注意到了这个对军事战略和政治谋划有着独到见解的年轻人，旋即将程思远调至身边担任机要秘书，成为李宗仁桂系集团里名副其实的幕僚和高参。

1934年，26岁的程思远在李宗仁推荐下赴意大利罗马大学政治系留学深造，归国后正值抗战全面爆发之际，李宗仁于第五战区紧锣密鼓的筹划指挥台儿庄战役和徐州会战，程思远则出任国民政府军委会副参谋总长白崇禧的办公室秘书。

此后，程思远先后出任国民党广西绥靖公署政治部主任、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央组织处副处长、督导室主任和国民党中常委和立法委员等官方职务，同时兼任乐群社理事长、桂林欧美同学会会长等社团职务。

不过，相比于这些身份而言，他更为人津津乐道的是与李宗仁之间那般亲密无间的交往，贯穿于民国至新中国成立后的各个历史时期而始终如一，这种超越一般意义上的深情厚谊不可谓不珍重。

对比白崇禧的刚愎自用和黄绍竑的来去自如，程思远在进入桂系的“朋友圈”后表现出对李宗仁的坚定拥护和支持却是难能可贵，即便是在1949年的历史转折关口，他依旧尽自己最大努力使李宗仁摆脱老蒋的势力范围，站在人民拥护的历史大势中，从北平和谈到南下广州，从迁入重庆到退守广西，对时局洞若观火的他虽然最终未能使李宗仁回归到我党领导的人民政府阵营中，但较之曾与李宗仁“誓同生死”却在关键时刻接受老蒋拉拢继而负隅顽抗的“二号人物”白崇禧而言，他称得上是问心无愧了。

1949年11月19日，程思远受李宗仁之托先行前往香港并联系国民党代理外交部长叶公超，由其出面同港英当局联系并安排好香港太和医院养病场所。次日，李宗仁由南宁乘飞机赴香港并进入太和医院先行疗养。10天后，程思远携前来替老蒋劝说李宗仁回重庆主持工作的朱家骅、洪兰友等人到太和医院会晤，得到李宗仁义正言辞的回复：“本人具有法统地位，不受中央常会决议的约束。”

自此，李、蒋之间关系彻底走向决裂，而李宗仁亦于3日后乘飞机赴美国纽约治疗胃病。程思远则选择留在香港，一来能及时获悉大陆发展情况并向李宗仁通报交流；二来他坚信日后李宗仁有朝一日将回归大陆，自己在香港则可以起到很好的纽带沟通作用。

事情的发展也的确如他所料一般。1955年8月，鉴于老蒋在台湾施加的舆论压力，李宗仁委托程思远为其起草了一篇名为《对台湾问题的建议》的文章发表在美国官方刊物中，文中不仅高度赞扬了新中国建设所取得的成就，在谈及台湾与大陆关系时破天荒的提出了“坚定一个中国的原则，反对美国干涉中国内政”的说法。

返港后，程思远立即提笔致信李宗仁，将此行所见所闻以及愿意全力配合承担其回国安排的想法尽数表达，李宗仁虽思乡心切，但考虑到此前自己曾一度站在我党的对立面，顾虑之下遂决定暂缓归乡事宜。

1958年，程思远在美国读书的女儿林黛向他透露出李宗仁最近一段时间思乡心切，回国之意正盛的情况，得知消息的程思远再次与李宗仁联系确认，在得到其肯定答案后，程思远携带李宗仁委托转赠中央博物馆的一系列藏品再度赴京与周总理面商，只不过，考虑到当时复杂多变的中美关系，周总理建议李宗仁暂缓回国，等待时机适当成熟再做决定。

及至1963年，李宗仁归乡之情愈发浓烈，程思远再度北上与周总理洽谈李宗仁回国事宜，最终在赞成周总理提出的“四可、四不可、过五关”等包括中美关系、美台关系和国共关系等敏感话题在内的要求后，正式着手筹备李宗仁回国具体事宜。

当年年底，程思远赴欧洲与李宗仁相约面谈具体细节安排。简单讲又可分为三步：第一步在美国公开发表呼吁其效仿法国尽快改变对华政策方针的言论；第二步向美国当局提出赴欧洲度假申请，借机搭乘回香港路线；第三步，则是在周总理的统筹下，由瑞士苏黎世乘飞机，经日内瓦、希腊雅典、黎巴嫩贝鲁特、巴基斯坦卡拉奇，最后再前往香港。

1965年7月17日，在程思远的全程陪同下，李宗仁夫妇排除万难抵达上海虹桥机场，周恩来、陈毅、彭真、郭沫若等一众党和国家领导人前往机场迎接这位“末代总统”的重归故土。

3天后，李宗仁夫妇和程思远在北京见到了教员，闲谈之余，教员问及程思远大名之外是否存有别字，得到否定的回答后，他略加思索即向程思远建议取“近之”二字为别字，寓意为“向共产党靠近”。

程思远听罢，自然明白教员“近之”二字的背后寄托的是新中国对寓居海外的爱国人士充满的无限的归国期盼和诚挚的关切。

时至今日，每每提及程思远在促成李宗仁顺利回国一事上表现出的大局观和责任担当都令人深为折服，不仅是二人牢固稳定的友谊体现，更是一个具有爱国情怀的社会活动家为祖国和平统一大业不遗余力贡献的真实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