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最早的社会主义制度是由苏联建立的，其目的之一就是帮助发展中国家进行工业化建设，追赶其他先进国家。新中国成立后，这一制度由苏联传入中国，帮助我国进行了最初的资金积累，使资源优先配置到了重点发展领域，在20世纪50年代推动了我国重工业的快速发展。

20世纪70年代，中国和苏联的经济经过多年追赶，依然大大落后于欧美等更加开放、竞争力更强的国家。但到了20世纪90年代，苏联解体之时，我国却从1978年后取得了年均10%的经济增长率。

是什么原因导致：我国在上世纪80年代的经济表现远超苏联和东欧国家？

首先，中国拥有漫长的海岸线，这为建立优良的港口提供了天然条件。我们都知道，在国际贸易中，大宗货物的运输，水路要比陆路运输成本更低、运载量更大。

其次，在过去的近两百年里，众多华人移居香港、澳门、台湾、东南亚，甚至是欧美国家，截止到上世纪80年代，这一群体的规模已经达到2000万。作为华人，他们中的很多人都愿意回到祖国投资建厂，运用自己的资金、技术和知识，推动中国经济的发展。

从另一面看，彼时的中国大陆拥有近10亿人口，潜在的巨大消费市场、廉价的劳动力资源，吸引着包括海外华人在内的世界各地商人。

第三，政治动机也起到了一定作用。1978年后，我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西方国家为了进一步孤立、疏远苏联，非常愿意提供资金、技术和先进管理经验，帮助中国发展经济，并欢迎中国派遣留学生前去留学。

第四，人口构成的稳定性，即中国各民族构成是以汉族为主体，人口占比达到93%，因此与少数民族人口占比超过一半的苏联相比，我国各民族之间更容易达成团结。

在国土方面同样如此，苏联（沙俄）在过去的一百多年里，不断鲸吞周边国家的土地，新纳入的人口和土地还在积极或消极地抵抗着苏联的统治。而中国对目前疆域的治理已有上千年的磨合，基本不存在苏联类似的不稳定性。

除了由于历史原因造成的两国之间的差异，中国的政策灵活性和与实际情况的契合度也超过了苏联。更直白点说，就是苏联领导人的治理思路比较僵化，没有认真分析与考虑国家面临的实际情况，给出的政策自然是“文不对题”。

以农业政策为例，上世纪80年代后，我国抛弃了过去的“集体制度”，采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大大激发了农民们生产的热情，推动了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

与此同时，苏联依旧保持了集约经营的方针，仅是在过去的小圈子里修修补补，并没有起到大幅度解放农村生产力的效果。粮食产量反而越来越低，最终成为压倒苏联的“最后一根稻草”。

（领导）人的因素，是造成两国差异的根本因素。

彼时，戈尔巴乔夫当政，希望通过废除苏共的垄断权力建立一套新的政治体制，以图挽救苏联僵化的治理体制。但邓公却从未动过类似想法，反而认为中国应该加强集中领导。而这两种选择也导致了鲜明的、直接的差异化结果。

更能体现邓公思想的是苏联解体后，邓公在经济上采取了稳步推进的做法，没有采用类似俄罗斯休克疗法、一步到位的做法。邓公认真听取并接受了世界银行推荐的专家的观点：突然开放市场将导致混乱。

彼时的中国缺少有经验的企业家，相关的企业制度还没有建立和完善起来，如果贸然转向市场经济、解散国有经济，必将在全国范围内引起大规模的失业，而这可能是整个社会难以承受的。与中国处于类似文化环境的日本和东亚其他国家，无一不是花了几十年才建立起追赶西方的制度。

邓公明白，中国要建立一套类似的制度，并配备能够适应文化与环境的体制、规章、法律和训练有素的人员，是一项费时费力但至关重要的工作。因此，他让陈云等人维持旧有经济的发展，提供一个稳定的经济环境，同时支持经济逐步走向开放。

对于包产到户、乡镇企业或私营企业等新的经济形式，邓公同样没有盲目推行，而是找一些地方进行试点，然后在全国范围内宣传成功的经验，引导其他地方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加以运用，以推动当地经济的发展。

与邓公的开明相比，苏联的领导层则比较保守。他们不敢、或者对外国企业在苏联投资办厂慎之又慎。对于大规模派遣留学生到国外，苏联更是想都没想。

事实证明：邓公的一系列选择挽救了当时中国近乎崩溃的经济。而对于缺乏雄才大略领导人的苏联，除了崩溃，确实没有第二条路可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