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风凛冽的上海街头，李崇德牵着三个瘦小的身影，向着戈登路缓缓前行。这是一段艰辛的逃亡之路，从长沙到上海，历经千难万险。此刻，三个孩子紧紧拽着她的衣角，泪眼婆娑地喊着＂妈妈＂。这声＂妈妈＂让她心如刀割，因为她知道，真正的妈妈杨开慧已经永远地离开了他们。作为舅妈的她，不得不暂时扮演着母亲的角色。但此刻，她即将带着孩子们面临一个重大的决定。为什么三个孩子会如此不舍？
一、从板仓到上海：命运转折下的艰难抉择
1930年深秋，长沙板仓杨家宅院笼罩在一片肃杀的氛围中。自杨开慧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后，毛岸英三兄弟暂居舅舅杨开智家中。然而，敌人的眼线日益逼近，杨家大门外时常有形迹可疑的人徘徊。
一月的一个傍晚，一位不速之客悄然来访。这人递给李崇德一封密信后迅速离开，信是毛泽民所写。当晚，杨开智夫妇反复研读信件，得知毛泽民正在上海党中央机关工作，要求尽快将三兄弟送往上海。
为避免打草惊蛇，杨家决定由李崇德护送。她先是四处奔走，筹集路费，打探路线。同时，为三个孩子准备了新的身份：杨永福、杨永寿、杨永泰。临行前，李崇德带着孩子们去祭拜杨开慧的墓。
从长沙到上海的路途异常艰险。清晨时分，李崇德带着三兄弟悄悄离开板仓，在接应人缪佩秋的帮助下，乘坐手推车抵达白水车站。他们先搭乘火车到汉口，又借助杨开慧生前的地下关系网，辗转登上了开往上海的轮船。
船上条件极其艰苦。由于资金有限，四人只能挤在底层统舱，勉强租用一套卧具。寒冬腊月，江面飘雪，三个孩子挤在一起取暖。轮船上形形色色的人物让李崇德始终保持警惕，生怕暴露身份。
一天，几个小贩在谈论＂朱毛＂部队活捉国民党中央军总指挥的消息。年幼的毛岸英听到父亲的名字，眼睛顿时发亮，但很快被李崇德的眼神制止。这个细节让李崇德更加谨慎，她不得不反复提醒孩子们不要暴露身份。
到达上海后，按照信中指示，李崇德带着三兄弟来到辣斐德路天生祥酒行。敲窗暗号，递信确认，一位女装打扮的地下党员将他们领入。当晚，毛泽民夫妇冒险前来相见，叔侄相认的场面令人动容。
考虑到安全问题，毛泽民将四人安置在附近的泰安旅馆。此时的上海，虽然繁华依旧，但白色恐怖笼罩着这座城市。街头巷尾常有特务出没，革命者们不得不小心谨慎地活动。
周恩来得知三兄弟平安抵达后，指示将他们安排进大同幼稚园。这个决定虽然出于安全考虑，却让刚刚经历生离死别的三兄弟难以接受。他们紧紧抱住李崇德，泪水浸湿了她的衣襟。对三兄弟来说，这不仅意味着要与最后一位＂母亲＂分别，更是要独自面对一个陌生的环境。
经过一番艰难的思想工作，三兄弟最终被送进了大同幼稚园。李崇德在确保他们安顿妥当后，带着沉重的心情踏上了返回长沙的路程。这一别，竟成了天各一方。
二、大同幼稚园：三兄弟的避风港
1931年初春，上海法租界一处不起眼的院落内，大同幼稚园的铃声清脆悦耳。这所由共产党地下组织创办的幼儿园，表面上是一所普通的教育机构，实则为革命者的子女提供庇护。园内的一草一木都承载着特殊的使命，每一个角落都经过精心设计，以确保孩子们的安全。
毛岸英三兄弟初到大同幼稚园时，正值樱花绽放的季节。园长沙文汉和教师们早已得到党组织的指示，对这三个特殊的孩子给予额外关照。为掩人耳目，三兄弟被安排在不同的班级，以杨姓示人。白天，他们与其他孩子一样上课、玩耍；夜晚则在教职工的陪护下，在园内住宿。
大同幼稚园的日常生活井然有序。清晨六点，孩子们在老师的带领下做早操，然后排队洗漱、用餐。课程安排既有识字、算术等基础教育，也有音乐、手工等特色活动。园方特意为革命者子女设计了一套独特的教育方案，既要让他们保持快乐天真的童年，又要培养他们独立坚强的品格。
一次意外的突发事件，让园方人员更加警惕。那是一个阴雨绵绵的下午，几个形迹可疑的人在园外徘徊。警觉的门卫立即通知园长，启动了预先设计的应急预案。教师们若无其事地组织孩子们做室内游戏，同时悄悄加强了安保措施。经查证，这些人是国民党特务，正在搜寻革命者及其家属的下落。
为了确保安全，园方采取了一系列周密的防范措施。每个月都要进行安全演习，教会孩子们在紧急情况下如何隐藏、逃生。园内设有多个秘密通道，可在危急时刻转移孩子们。教职工们轮流值夜，确保24小时有人警戒。
大同幼稚园不仅是一所教育机构，更是一个温暖的大家庭。教师们除了承担教学任务，还要充当这些特殊孩子的监护人。他们耐心倾听孩子们的心声，抚慰他们的思亲之情。每逢节日，园方都会组织特别活动，让孩子们感受集体的温暖。
1931年端午节前夕，园方组织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包粽子活动。教师们提前准备好糯米、粽叶，教孩子们学习包粽子的技艺。活动中，一些失去父母的孩子难掩悲伤，但很快就被热闹的氛围感染。毛岸英三兄弟也参与其中，他们笨拙地学着包粽子，虽然成品歪歪扭扭，却格外珍惜这来之不易的欢乐时光。
秋季开学后，园方根据党组织指示，加强了文化教育。除了基础课程，还增设了简单的革命歌曲教唱。这些歌曲经过特殊改编，表面上是儿童歌谣，实则蕴含着革命精神。孩子们在音乐老师的指导下，用稚嫩的声音传唱这些充满希望的旋律。
随着时局变化，大同幼稚园不断调整安全策略。园方将重要文件和物资分散存放，建立了多重联络网络。每位教职工都熟记应急预案，随时准备应对可能发生的突发情况。这种高度戒备的状态一直持续到1932年初，直到形势所迫，不得不将这些革命者的子女转移到更安全的地方。
三、离沪北上：党组织周密安排下的转移路线
1932年初，上海局势日趋紧张。日军的炮火已经打响，租界内特务活动愈发频繁。为确保革命后代的安全，党中央决定将大同幼稚园的特殊学员分批转移。这项任务由周恩来亲自过问，并指定了专人负责护送工作。
一月下旬的一个深夜，大同幼稚园内灯火通明。园方以举办新年联欢会为掩护，暗中进行转移准备工作。毛岸英三兄弟与其他几位革命者的子女一起，被安排在第一批离开。他们的行李很简单：每人一个小包袱，装着换洗衣物和一些干粮。
护送人员分成三组：前哨、护送、后防。其中包括经验丰富的地下党员张子华、李明和王凤兰。为避免引人注目，他们将孩子们分成小组，由不同的＂家长＂带领，选择不同时间、不同路线离开上海。
毛岸英三兄弟被编入第二小组，由李明负责护送。他们的路线是：先乘黄包车到火车站，再转乘开往徐州的列车。为确保安全，李明给每个孩子都准备了完备的身份证明和掩护身份：商人子女回乡过年。
离开上海的那个清晨，浓雾笼罩着整个城市。三兄弟穿着普通学生装，跟随李明登上了黄包车。途经巡捕房时，李明刻意与车夫攀谈，谈论着年货价格，显得毫不起眼。到达火车站后，他们按计划与其他两组人马保持着安全距离，在不同车厢就座。
列车缓缓驶出上海站。沿途要经过数个检查站，每到一处，李明都会提前叮嘱孩子们保持镇定。在一次突击检查中，巡查人员对车厢内的乘客进行盘查。李明谨慎地出示证件，并拿出事先准备好的糖果分给检查人员，化解了可能的危机。
列车抵达徐州后，护送小组按预定计划在火车站会合。此时，上海方面传来消息：国民党特务已经发现了部分革命者子女的转移线索。为避免打草惊蛇，张子华临时决定改变原定路线，改为向西北方向转移。
在徐州稍作休整后，护送队伍兵分两路。一路作为疑兵，沿原计划路线行进；另一路则带着孩子们走西北方向。毛岸英三兄弟被安排跟随王凤兰，改乘驼运商队前往西安。这支商队常年往来于西北地区，与党的地下组织有联系。
商队行进速度虽慢，但安全系数较高。王凤兰让孩子们装扮成商家子弟，跟随商队一路向西。白天在骆驼背上颠簸，夜晚则在镖局或客栈借宿。途经一个军事管制区时，商队被迫停留三天。这期间，王凤兰带着孩子们在当地农户家暂住，以游玩为名，实则等待安全通行的时机。
经过将近一个月的跋涉，护送队伍终于抵达西安。在这里，地下党组织早已安排好接应人员。三兄弟被暂时安置在城郊一处农庄，等待下一步的转移指令。期间，当地党组织派人送来了新的身份证明和掩护材料，为即将开始的延安之行做准备。
四、延安岁月：革命圣地的红色教育
1932年深秋，经过一段时间的休整，毛岸英三兄弟在地下党组织的安排下，从西安启程前往延安。这次转移由陕北老游击队员刘建功带队，他们装扮成运送农具的商队，避开敌人的耳目。
抵达延安后，三兄弟被安排在杨家岭的儿童教养院学习生活。这所教养院专门收养革命干部的子女，由经验丰富的教育工作者管理。院内实行半军事化管理，每天清晨六点起床，先进行早操和劳动，然后开始一天的学习。
教养院的课程设置既有文化知识，也有劳动技能。上午主要学习语文、算术等基础课程，下午则安排农业劳动或手工劳动。在这里，三兄弟第一次系统地接受了延安式教育。他们和其他革命后代一起，学会了种菜、喂猪、打扫卫生，还参与了开荒种地的劳动。
1933年春，延安遭遇严重旱灾。教养院组织师生开展自救活动，在院内开辟菜地，种植抗旱作物。三兄弟和其他孩子一起，每天担水浇菜，培育秧苗。他们还参与了打井工程，虽然年纪小，也主动承担运送工具等力所能及的工作。
教养院特别重视革命传统教育。每周都会请老红军来院讲述革命故事，让孩子们了解革命历史。1933年夏天，教养院组织了一次参观革命旧址的活动。孩子们徒步走访了枣园、王家坪等地，实地了解中国革命的发展历程。
为了培养孩子们的集体意识，教养院成立了儿童互助小组。每个小组由五到六名学生组成，互相帮助，共同进步。三兄弟被分在不同小组，这种安排既锻炼了他们的独立能力，也扩大了他们的交际圈。小组成员轮流担任组长，负责安排日常事务和学习讨论。
1934年初，延安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教养院的孩子们也参与其中，在教师带领下开垦了一片荒地，种植谷物和蔬菜。这片园地不仅解决了部分食物供应问题，还成为了实践劳动教育的基地。三兄弟在劳动中表现积极，常常主动承担较重的体力活。
教养院还注重培养孩子们的文艺特长。1934年冬，院里组织了一次文艺汇演，节目包括革命歌曲、腰鼓表演等。三兄弟都参加了合唱队，演唱了《东方红》等革命歌曲。这次演出不仅丰富了文化生活，也增强了集体荣誉感。
1935年春，教养院迎来了扩建。在上级支持下，新建了教室和宿舍，改善了学习生活条件。三兄弟和同学们参与了部分建设工作，运送砖瓦，搬运木材。这次扩建使教养院能够容纳更多革命干部的子女，为革命事业培养后备力量。
在延安的岁月里，三兄弟逐渐适应了艰苦的生活环境。他们不仅掌握了基本的文化知识，更重要的是养成了艰苦朴素的作风和坚韧不拔的品格。教养院的集体生活，为他们日后的成长奠定了重要基础。
五、重返上海：新的革命历程的开始
1935年末，随着形势的变化，党中央决定安排部分革命干部子女返回上海。这一决定的背后，是党组织对革命形势的深入分析和周密考虑。毛岸英三兄弟被列入首批返沪名单。
为确保安全返回，党组织制定了详细的转移计划。这次行动由地下党员张明和李红负责护送，他们分别扮演商人和教师的角色。转移路线经过精心设计：先从延安到西安，再转道郑州，最后抵达上海。整个过程预计需要一个月时间。
1936年1月初，转移工作正式开始。延安刚下过一场大雪，道路泥泞难行。护送小组租用了一辆马车，在当地向导的带领下，走小路前往西安。为避免引起注意，他们将行李分散携带，三兄弟则穿着普通学生装扮。
到达西安后，张明利用商业关系网络，安排了一个商队掩护。这支商队经常往来于西安和郑州之间，对沿途情况非常熟悉。三兄弟被安排在一个运送布匹的车厢内，由李红假扮教师随行照看。
途经渑池时，遇到军警检查站突击盘查。张明出示了事先准备好的商会证明和通行证，同时拿出一些土特产送给检查人员。李红则表现得从容不迫，将三兄弟说成是去郑州投靠亲戚的学生。这次危机最终顺利化解。
到达郑州后，护送小组改变了行进方式。他们购买了去上海的火车票，但采取分散乘车的策略。张明带着大哥先走，李红带着其他两个弟弟随后跟进，相互间保持一定距离，但又能够互相照应。
在徐州中转时，接到上海地下党的紧急情报：特务正在火车站查控可疑人员。护送小组当机立断，决定在徐州暂留两天。他们在城郊一家客栈住下，白天则带着孩子们在市场闲逛，伪装成游客。等风声过后，才继续启程。
1936年2月中旬，经过一个多月的周折，护送小组终于抵达上海。为了避免打草惊蛇，他们没有直接去目的地，而是先在一个安全联络点停留。上海地下党派人确认周围环境安全后，才将三兄弟送到预定地点。
这次返沪后的安置工作也经过精心安排。三兄弟被分别安排在不同的学校就读，既便于管理，又能降低暴露风险。他们的新身份是普通市民家庭的子女，平时除了上学，还参加一些文化活动，看起来与普通学生无异。
党组织还为他们建立了新的联络网络。每个人都有专门的联络员负责日常联系，重要情况则通过预先约定的暗号传递。这种严密的安全机制，确保了他们能够在上海继续接受教育，同时也为日后的革命工作打下基础。
在这片熟悉又陌生的土地上，三兄弟开始了新的生活。白天在学校读书学习，课余时间则按照组织安排，参加一些进步学生的活动。他们谨记组织的教导，始终保持警惕，严格遵守纪律，为革命事业的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