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凡是”思想是我国特殊历史条件下的特殊产物，1976年10月，时任国家领导人华国锋在批评国家动乱时期极右政治路线时提出这一传播甚广的口号：凡是毛主席的决策，我们都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坚决遵循！

“两个凡是”之所以会被提出，是当时国内政治情况的需要。在华国锋联手叶剑英等党政军领导人粉碎了四人帮以后，国内的政治秩序已经被破坏殆尽，急需重整旗鼓，稳住人心。在这样的特殊情况下，坚持马列主义和坚持毛泽东思想就成为了国民建设社会主义信心的主要办法。

华国锋提出这一口号后，也确实在当时起到了拨乱反正的积极作用，但随着“两个凡是”思想的深入执行，很多国家干部都意识到，这一主张本身就有不小的弊端。“两个凡是”过于武断和笼统，反而违背了准确完整的毛泽东思想，让全国上下遵照“两个凡是”办事，本就违背了毛泽东思想中实事求是的重要思想。

实际上实事求是才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也是毛泽东对于一个合格共产党员的要求，在毛泽东为中央党校题写的校训上就是实事求是四个大字。所以实事求是既是党的思想路线也是毛泽东思想的核心。

对于“两个凡是”对解放思想和拨乱反正起到的反作用，邓小平和陈云都曾提出过自己的意见，邓小平认为毛泽东思想是好的，华国锋提出“两个凡是”的动机也是好的，但以这种方式去宣扬毛泽东思想却是不妥当的。陈云则是觉得“两个凡是”太笼统，不利于干部和群众理解和执行毛泽东思想。

更要命的是，虽然当时党内不少干部都意识到“两个凡是”主张里暗藏的危机，但经过了动乱年代的洗礼，根本无人敢提出反对意见，这不仅是枪打出头鸟的原因，还是过去四人帮残害忠良、欺上瞒下给党和国家的干部们造成的心理阴影。

他们不想再引火烧身，更不想重新背上反革命的帽子，所以即便日常工作中已经因为“两个凡是”出现了困难和问题，但所有人都默契的忽视了这一点，并没有提出反对意见。

在满朝文武无一人敢吱声的情况下，全国各地却先后涌现了三位省委书记提出了针对“两个凡是”口号的不同意见，他们的发声很快引起了党内不少同志的共鸣并最终引发了全国范围内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

第一位发声的是时任辽宁省委第一书记的任仲夷，任仲夷是老革命了，日本侵华的时候还是学生的他就积极投身当时社会上的抗日救亡运动，因为表现优异、思想进步，最终被吸收进了中国共产党。

任仲夷在新中国建立过程中勤恳工作，为国家和人民都做出了突出贡献，他是非观念很明确，对就是对，错就是错，为人处世都讲究底线，也因此在国家经历动乱的时候，刚正不阿的任仲夷遭到了不公的错误对待，直到1972年才返回工作岗位。

任仲夷虽然经历了苦难，但动乱中遭遇的一切也让他意识到国家政策上的一些核心问题，他知道仅仅打倒一个四人帮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打倒四人帮所代表的思想和混乱，而“两个凡是”显然和这一主张背道而驰。

任仲夷不是充满稚嫩政治理想的愣头青，他知道华国锋同志提出这个口号是为了稳定国内局势，所以在看到光明日报发表著名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后，任仲夷深以为然，并立即撰写了《理论上根本的拨乱反正》第一个提出了对“两个凡是”主张的不同意见。

在那个时代，任仲夷此举无异于赌上了自己的前途和身家性命，但他始终认为和个人利益相比，将国家引导回正确发展的轨道才是一个共产党员和国家干部的职责，即便他要冒着巨大的政治风险，也要修正已经出现的错误。

第二位提出不同意见的省委书记叫做宋平，他是当时甘肃省委的第一书记。宋平也是在抗战时期火线入党。在看到任仲夷发表的文章以后，他意识到并不是只有自己一个人意识到“两个凡是”口号中出现的问题，于是立即在甘肃省委内部组织了对于真理标准的讨论，极大解放了甘肃省委干部的思想。

宋平对“两个凡是”的态度更为鲜明，他反对这种盲从式的政治口号，认为这只会让经历动乱后的干部和群众对于真理的评价标准更加困惑。他的举动在一定程度上和任仲夷起到了遥相呼应的效果，推动了全国范围内的大讨论。

第三位省委书记是杨易辰，杨易辰和任仲夷以及宋平的人生经历有相似之处，他同样在抗战时期加入了共产党，参加了革命工作。唯一不同的是杨易辰还曾被组织安排进入延安马列学院学习，对于马列主义和马泽东思想，杨易辰的研究和理解都要比一般人更深一些。

对于政治的敏锐也让杨易辰成为了第一批发现“两个凡是”问题的国家干部，他很确信这样片面的政治口号是不能代表完整正确的思想，于是在两位省委书记相继发声后，杨易辰也站出来指出了“两个凡是”中的问题，很好的推动了当地拨乱反正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