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范是上海巡捕房的一名巡捕，同时还是我党的特科人员，受顾顺章领导，后来顾顺章叛变投敌后，王范最先觉察到了不对劲，于是，他赶紧想办法直接向中央汇报了这个情况。

由于王范的及时举报，让我党有了思想准备，避免了地下党组织遭受更大的损失，然而，在1958年的时候，王范却遭受到了不公正待遇，突然被连降十级。

毛主席得知后，气的怒拍桌子，并表示要亲自过问这件事情。

那么，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王范于1905年出生在江苏如东一户农家，因为家境贫寒，没上过几年学，偶遇一位乡间武师，这位武师看王范很机灵，又活泼好动，于是便收他为徒，教了他几套拳脚功夫。

1926年，王范结识了在乡里一所学校当教师，真实身份是中共党员的王盈朝，不久后，便在王盈朝的正确引导下走上了革命道路，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随后王范按照党组织的指示，积极参与到了革命斗争中。

1930年，王范参加了红十四军，跟随着部队与地方上的地主恶霸展开了顽强的斗争，在一次歼灭了当地一个作恶多端的大恶霸的武装力量之后，遭到了国民党军队的大围剿，红十四军损失惨重，王范所在的队伍被打散，王范因为有些功夫，所以摆脱追兵突出了重围，最后泅水脱险，辗转来到了上海。

王范在上海举目无亲，又联系不上党组织，所以心里很是苦闷，为了生存，他什么苦活累活都干过，虽然日子过得很艰难，但却也没有影响他继续寻找党组织的决心。

一次，他看到一则招租界招巡捕的告示，心想，如果自己当上巡捕，这个身份对自己寻找党组织应该会更有帮助，于是，他便抱着试试看的想法去报考巡捕，随后凭着他凭着自己一身好功夫和健壮的身体，成功的考上了巡捕。

经过几个月培训之后，王范成为了英租界四马路捕房一名巡捕。

刚穿上巡捕的制服时，王范很是不习惯，他甚至觉得很屈辱，对于那些华捕同事，他看到他们对洋人卑躬屈膝，在外面巡逻时对自己的同胞耀武扬威，他简直是厌恶至极。

但随后再想想自己来这里的目的，是为了方便找党组织，他的心才算平静了些。

王范的努力总算没有白费，他在巡捕身份的掩护下，终于与上海地下党组织取得了联系，但因为当时敌我斗争的形势过于复杂，王范虽然与党组织成功接上了头，但党组织却并不敢轻易的信任他，他需要用实际行动来向党组织证明自己对党的忠诚。

对于党组织的这个决定，王范由衷的表示理解，在接受党组织考验的这个阶段，王范利用一切机会为党组织搜集提供有价值的情报，想多为党做些工作。

王范冒着生命危险为党做的一切，党组织都看在了眼里，他用自己对革命的忠诚终于重新赢得了党组织对他的信任。

当王范在党组织的秘密机关见到特科情报科的负责人后，这位在平时坚强无比的汉子，就像一个在外面受了委屈的孩子，竟然失声痛哭起来....此后，王范成为了特科情报科的一员，为了方便开展进行地下工作，他按照党组织的指示，继续留在英租界的巡捕房工作。

1931年4月下旬，有一天，王范与巡捕房同事闲聊天时，突然听同事透露了这样一个信息：“大家都说共产党人是钢筋铁骨，打死都不会投降，可是我昨天听朋友说，前两天抓了个共产党，谁知，不用动刑就承认自己是共产党，而且还自称是共产党的大人物。并说我朋友他们职位太低不配与他对话，他手中掌握着共产党的重要资料，但是必须与国民党高层直接交流。如果能国民党能满足自己的条件，可以抓到共产党的重要人物周恩来......”

王范听了同事说的这件事，表面虽然显得很平静，但是心里却一下子紧张起来，随后，他冷静了一些，开始分析这件事情。

王范在特科中的职位不高，所以对特科上层的行踪并不了解，他不能盲目的把这件事情随便向上级汇报，但他又不能无视这件事情，这让他很是为难。

“共产党的大人物”“能抓到周恩来”......王范脑子里努力回忆着同事说的这些关键词，突然，他想到了一个人——顾顺章。

他是周总理的副手，特科行动科的科长，自己这条线就是顾顺章负责的，可是自己的上线有好几天都没与自己联系了，前天有份情报要传递，自己发出信号之后，到现在自己的上线也没回应.....

想到这些异常现象，王范心里咯噔一下，头上冒出了冷汗....“不行，得赶紧通知党组织转移，再耽误下去后果不堪设想。”

王范想到这里，正准备行动，但是他又迟疑了：“就凭自己在特科的级别，与顾顺章相差太远了，自己手中又没有直接证据证明顾叛变，上级会信吗？”

他左思右想后，不能直接去向上级汇报，这件事情太大了，稍有不慎，会让事情适得其反，最后，他决定以匿名的方式向党组织示警，确定了这么做后，王范借巡查的机会，来到上海英租界中共临时中央的所在地，直接把“报警信”从门缝塞了进去。

为了引起组织上的重视，他用这种方式，连续给党组织送了三四次信，起初，党组织半信半疑，但为了防止万一，还是转移了机关，并改变了经常开会的地点，就在这时，周总理接到了潜伏在敌人高层的我党特工钱壮飞的发来告知顾顺章叛变投敌的情报，我党才确定了前两天的报警信说的全是真的.......

可是因为时间太紧，好多事情根本都来不及了，所以我党在上海的地下党组织还是受到了重创.....不过后来，党组织得知这几封报警信是王范所为后，还是对他进行了高度赞扬，如果不是他三番五次示警，党组织损失会更加严重，周总理的安危也很难说。

此件事情之后，党组织上对他更加信任了，经常交给他一些重要任务，而王范也会充分利用自己的身份作掩护，协助特科同事铲除一些叛徒。

1931年7月的一天，虹口日租界的一支日本海军陆战队小分队，正在沿着四川北路巡查，几个喝的醉醺醺的日本浪人突然气势汹汹的跃过铁栏杆，闯入英租界一家杂货店，找茬儿对店主大打出手。

两个中国巡捕正好巡逻到这里，看到同胞受辱，气不过上前去制止日本浪人打人，与蛮不讲理的日本浪人撕扯了起来，这时那支日军小分队正好巡逻附近看到这一幕，他们也不由分说，举枪就打死了那两个中国巡捕。

消息传开后，上海市民对日本人的暴行愤怒至极，同仇敌忾，但英租界工部却不愿意为了中国人去得罪日本人，嘴上说去与日本人交涉，但却警告华捕，不要与日本人对抗。

面对这种情况，王范气坏了，于是便组织起租界的华人巡捕，进行反日游行，各租界华捕的爱国情绪被激发了出来，在王范的带领下开始罢岗，逼着日租界交出凶手，随后，王范又借势把为死难华捕出丧的活动演变成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反日示威的大游行运动。

当时，王范还登上台进行了一番爱国演讲，痛斥日本人在中国犯下的滔天罪行，王范的这一举动，引起了国民党的注意，但没有确凿证据证明他是共产党，也没敢抓他，只是暗中监视他。

1932年4月，王范因叛徒而被捕，幸亏叛徒对他的情况知道的不多，只知道他曾经当过红军，后来他在上海从事的地下工作，那叛徒一概不知，为了凑数立功，那叛徒才把王范也供了出来。

机智的王范也从敌人的审讯中，觉察到敌人并不知道他是特科人员，所以他对敌人的指控一概否认，打死不认账，最终敌人看从王范身上也得不到什么有价值的信息，于是便以“共产党嫌疑犯”的罪名，判了他十年有期徒刑，关押到了南京陆军监狱。

直到1937年8月，国共两党开始合作抗日时，八路军驻南京代表叶剑英通过向国民党当局交涉，王范等一批共产党人才重获自由回到党组织的怀抱。

王范出狱后，按照党组织的安排回到延安，他先到中央党校学习了一段时间，完成学业后，便来到陕甘宁边区政府保安处担任副处长，在做政保工作期间，他协助处长周兴，破获了多起国民党间谍和日谍案件，立下了不少大功，毛主席曾经多次称赞他的机智勇敢，对他的印象特别好。

上海解放后，陈毅亲自出面把王范要到了上海，把肃特锄奸的艰巨任务交给了他，王范没有辜负陈毅的信任，因为他对上海太熟悉了，他充分利用起自己的资源，很快让隐藏在暗处的敌特现了原形，上海的社会秩序逐渐趋于平稳。

1955年，王范被安排到上海市人民检察院担任检察长，王范的铁面无私和坚持原则的办事风格，受到了上海民众的大力称赞。

但却因为办事不讲情面也得罪了不少人，所以在1958年的反官僚运动中，他遭到诬陷，被扣上了多顶无须有的帽子，在此次运动中，他不但受到批判还被撸了职，而且还是一撸到底，连降了十级。

后来，毛主席在审阅文件时，突然看到上海市委报送上来的，关于处分王范的文件，他顿时怒火万丈，拍着桌子吼道：“这不是胡闹吗？王范这么好的同志，说他有官僚问题？我首先就不信。不行，这件事我要亲自过问一下。”

当然了，毛主席也不可能就凭着对王范的好印象就马上给这件事来个了结，伟人在过问这件事的过程中，也是经过了一番认真的查证调查，最终用事实证明了王范确实是个好同志，是被冤枉了。

毛主席亲自把公正还给了王范之后，他又重新回到了工作岗位上，继续为新中国的建设和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毛主席没看错王范，他确实是我党难得的好同志，他心无杂念，一心为党为人民，不管党把他放到什么位置上，他都会无怨无悔的把工作干好，从不计较个人得失。

1962年，根据工作需要，他被调到江苏省体委任职，这相对之前的职务，好像是低了不少，但王范却毫不计较，在新的岗位上仍然是那样兢兢业业，为江苏省的体育事业做出了不小的贡献。对于王范这样的老革命家，谁敢说不佩服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