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1958年的时候，云南大学教中文的张若名教授，日子是一天不如一天了，心里头压力山大，整个人看起来都有点迷迷糊糊的，精神状态不太好。

6月18号中午，张若名独自一人走到了云南大学后门旁边的小河边，一下子跳进了那冰冷的水中，就这样舍弃了自己珍贵的生命，来表达自己的决心。那年，她已经56岁了。

【周恩来：我了解张若名的人品】

张若名在那天选择结束生命，并不是早有预谋，而是实在受不了当天受到的不公平待遇。

那天早上，云南大学中文系的老师们开了个批判大会，硬是要给张若名扣上一堆罪名。张若名觉得这事儿太丢人了，根本没法接受。会议一完事儿，她就跑到学校后头的河边，心里一横，跳河走了。

说实在的，张若名之所以选择自杀，并非仅仅是因为那次批判会。在过去的一年里，反右运动中她多次遭到了不公平的对待，这些事儿一点点压在她心上，压力越来越大，最后她实在是扛不住了，才走上了这条路。

1963年，张若名自杀的事儿传开后，周恩来总理火冒三丈，他赶紧让老婆邓颖超去一趟云南大学，好好查清楚这件事。

周恩来总理和邓颖超夫人到了张若名在云南大学受到的错误批判。中共云南大学党委对此事进行了仔细审查，确认了批判的错误，随后向张若名的家人诚恳地道了歉。

但是，因为当时的政治氛围比较特别，张若名在政治上并未获得认可。她的退党一事还是被翻了出来，并给了个说法。张若名的家人听到这个说法，心里头真是难以接受。

其实，张若名最后没和周恩来在一起，主要是因为她退了党。

说到这事儿，周恩来总理曾对侄女秉德讲过：“初恋啊，真的是挺美好的，要真放手，其实挺不容易的。刚开始，我也试着劝过她好几次，想让她看开点儿，坚强点，别遇到点儿挫折就想退党。但她就是听不进去。她说自己累了，想去做文学研究……她正式退党以后，我也就下定了决心，跟她好好聊了聊我的感情看法，跟她说了咱俩到此为止了。”

张若名，1902年在河北清苑县出生，她的字是砚庄。1916年，她成功考入了直隶女师。到了1919年，五四运动风起云涌，张若名也加入了学生运动的行列，她带头组织了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并且还被大家选为了评议部的负责人。

那时候，张若名联合了郭隆真、邓颖超等人，一起搞了个天津女界爱国组织。没过多久，她又和周恩来、郭隆真、刘清扬等人一块，成立了觉悟社。

1920年11月那会儿，张若名跟周恩来、郭隆真他们一块儿去了法国深造。在那边，张若名加入了在欧洲的中国少年共产党组织。

在觉悟社里，大家都讲独身，但周恩来和张若名谈恋爱的事儿，其实大伙儿心里都明镜似的。周恩来每次给邓颖超写信，里头总会带上几句张若名的事儿。时间久了，这事儿大家也都见怪不怪了。

聊起那段往事，邓颖超对周恩来总理的侄女笑道：“那时候，张若名跟我们走得挺近，特别是跟你伯伯挺合得来的。我一度还想呢，要是你伯伯没坚持单身，跟她在一起说不定挺好的。周围的人也都这么觉得。”

周恩来总理在和侄女聊起恋爱观时，自己先开了口，说起了他和张若名之间的那段情史。

那时候，周恩来总理的侄女跟我讲：“秉德啊，我跟你说个事儿。在我和你七妈成婚前，我在巴黎谈过一个姑娘，模样还挺俊的。”

周恩来总理讲完话后，邓颖超也没藏着掖着，直接就说：“那时候觉悟社里的伙伴们私下议论，要是将来周恩来哪天不坚持独身了，要娶媳妇，那他和张若名简直就是天生一对。”

1924年，列宁离世后，法国共产党在里昂的那个小组就打算开个纪念会。不过，法国政府那时候出了个规定，说是不让外国共产党的成员来参加这个会。

对于这事儿，张若名他们几个没照着做。没多久，大伙儿商量了一下，决定派张若名去开会，还得上台讲话。

这事让张若名差点儿被法国政府赶出国。那时候，她老觉得有法国警察在暗地里盯梢。再加上她的家庭背景，党内还对她进行了调查。

这两件事接连发生后，张若名真的累坏了，身体和心理都扛不住了。想了想，张若名决定离开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不再掺和政治上的那些事儿。她打算让自己消停会儿，在法国好好专心读书。

周恩来总理曾跟侄女谈起过，他努力劝说过张若名，但没能改变她的决定。张若名铁了心要退出党组织，之后，周恩来总理便跟她断了恋爱关系。

后来，给邓颖超写信时，张若名这个名字就再也没出现过。这让邓颖超心里直犯嘀咕，于是她在给周恩来的一封信中直接问道：“咋不提若名姐了呢？你最近写的信里都没提到她。”

聊到为啥和张若名分开，周恩来总理跟侄女聊天时说：“我铁了心信马克思主义，打算一辈子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拼，随时准备豁出命去。那我找的人生伴侣，肯定也得跟我一条心，能跟革命路上的风风雨雨较劲，你七妈就是这样的人。所以，我就跟张若名直说了，之后常给你七妈写信，还求了婚。”

周恩来和张若名分开后，关系并没有变僵，他俩反而成了朋友。他说道：“这世上，男女之间不只有爱情，还有友情嘛。做不了夫妻，也能做朋友啊！就像张若名，咱俩在天津时还一起蹲过牢呢。我知道她这人，虽说她后来不追求革命了，但这不代表她会站到敌人那边害我们，咱俩照样能当朋友。”

1927年，张若名成功进入里昂大学，开始攻读她的博士学位。在法国的那些日子里，她和同样在里昂大学念博士的杨堃喜结连理。

1931年那会儿，张若名和她老公杨堃一起回到了祖国。一回来，张若名就被北平中法大学文学院请去当教授了；而杨堃呢，他直接回了河北农业大学教书，这学校当初还保送他出国留学来着。

1948年，云南大学的熊庆来校长向张若名发出了邀请，于是她前往该校，在中文系当起了老师。

1949年12月份，云南这块地方终于迎来了它的解放时刻。

没过多久，张若名就在云南大学搞起了文艺理论的教学研究，还当上了教研室的头儿。之后，她加入了中国民主同盟，并且为了跟党更加亲近，使出了浑身解数。

1955年春天4月份，周恩来总理在去印度尼西亚参加万隆会议的路上，顺道在云南歇了歇脚。他抽空去了趟云南大学，专门看望了老朋友张若名。

碰面时，周恩来总理热情地抓起张若名的手，笑道：“哎呀，真是好久没见了！我替小超向若名姐问声好啊！”

这次碰头，周总理和张若名聊了快5个小时，他们一起回想以前一起投身革命的日子。周总理对张若名说：“你那时候加入的是团组织，还没成为党组织的一员呢。”

这次深入的聊天，让张若名感到非常振奋。她琢磨着，比起退出党组织，退团的后果可要轻不少，这样一来，张若名心里的压力小了很多。

之后，张若名一心想要加入党组织，所以每次和中共云南党委交流时，她都毫无保留地吐露心声。没想到，这样的真诚却让她后来被打成了右派，最终走上了悲剧的道路。

那时候，邓颖超虽然没能帮张若名恢复名誉，但她始终没忘这事，一直记在心里。

1980年，邓颖超收到了一封信，是张若名的儿子寄来的。信里头，他恳请云南大学能给张若名一个政治上的公正评判。这事儿，就成了给张若名平反的一个好机会。

11月份，邓颖超亲自关心后，云南大学中共委员会给出了《张若名同志的政治历史评定报告》，里面讲明：“经过再次审查，张若名同志一辈子都在为革命、为人民忙活，干了很多好事，政治背景清白，没有什么大的政治历史瑕疵。”

到现在，张若名的冤屈被完全洗清，名誉也得以恢复。这事儿，总算是有了个完美的收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