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统的全称是“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是由国民党CC系领导人陈果夫、陈立夫创建的特务情报机构，其针对对象除了中国共产党，还有汪伪政府、侵华日寇及国民党内部蒋介石的敌对势力。

中统和军统可以说是蒋介石进行特务活动的“左右手”，它俩“一文一武”，中统侧重于党内统治和对外情报，但也有暴力的一面，如绑架暗杀、间谍活动和军事作战等等。他们为维护蒋介石的血腥统治犯下了滔天罪行。

（接上期）

（十三）改组为“党通局”

抗战胜利后，全国人民呼吁和平的声浪空前高涨，第三次“国共合作”摆在了蒋介石的面前，于是就有了毛泽东亲赴重庆的“双十协定”。当时，共产党和民主党派人士一致要求国民党政府取消特务组织，不过靠“特务”发家的蒋介石是不愿轻易放弃中统和军统组织的。

1946年2月，在重庆较场口广场举行庆祝政协成功大会，并推选郭沫若、马寅初、李公朴等20余人组成大会主席团，李公朴为总指挥。叶秀峰在陈立夫的召集下，和王思诚等中统大特务们密谋实施破坏行动，最终酿成“较场口血案”。

1946年7月，民主爱国人士李公朴、闻一多在昆明遭国民党特务开枪暗杀，再一次激起了取缔特务组织的强烈呼声。

李公朴与闻一多

迫于压力的蒋介石只能“屈从”，他指定陈立夫、张道藩、余井塘、叶秀峰、唐纵、郑介民、李士珍等人组成一个七人研究小组，由陈立夫主持，共同研究对策，探讨中统和军统的“改头换面”事项。

研究小组再三讨论，提出了将中统改组为类似美国FBI一样的立法机构，隶属司法部，但遭到当时司法部部长居正的坚决反对。随后，他们又提出了将中统划归内政部。内政部部长张厉生虽然痛快地答应了下来（张为CC系骨干），却遭到立法院许多立法委员的反对，方案又搁浅了。

万般无奈之下，陈立夫只能提出将中统局挂靠在党务部门名下（党务部门的主管是二陈，正所谓“蒋家天下陈家党，孔宋两家管钱袋”），这一方案终于得到一致认可。

1947年4月，中统改组为中国国民党中央执委会党员通讯局（简称“党通局”），由叶秀峰继续担任局长。其实，这只是蒋介石的“权宜之计”，“换汤不换药”。

与中统局相比，“党通局”（习惯上仍被称呼中统局）的大骨架没有发生变化，只是砍掉了不少闲杂人员，以体现国民党党务部门“精简机构、裁减冗员、充分发挥党的核心领导作用”的宗旨。

重组后的“党通局”局长为叶秀峰；副局长郭紫峻、季源溥；主任秘书王思成；特务处处长杜衡；研究处处长徐兆麟；交通处处长王劲；督察室主任王保身等。

秘书处下设：机要室、译电室、密电研究室。原中统局所属各省党部的“调查统计室“改为“省党员通讯室”，其组织与人事均无变动。

“党通局”又新建了三个外延单位，即国民政府主计处统计局、内政部人口局第四处、特种经济调查处。

国民政府主计处统计局局长是吴大钧，主计处处长是陈立夫的三叔陈其采。主计处统计局所有人员均由陈立夫和叶秀峰安排。新成立的第六科、第七科虽然隶属主计处统计局，但该局却不能干涉这两个科室的工作，简直就是一个“怪胎”！

内政部人口局第四处处长由前任局长徐恩曾的机要秘书张国栋担任。该处的主要任务是党派人事登记，并对党派重要人物（主要指共产党、民主党派、进步人士等）进行档案登记编卡，供蒋介石调用。

叶秀峰

特种经济调查处下设四个科和一个室，其经济工作范围更广更大，并在国内各经济中心及交通枢纽设立了经济调查站，形成一张全国“经济调查网络”，可见陈立夫和叶秀峰还是非常有野心的。

新改组的“党通局”的主要任务仍然是：在国统区逮捕杀害共产党人，迫害爱国民主人士，镇压进步学生运动；向解放区和革命根据地派遣大量特务，进行暗杀、投毒、放火等恐怖破坏活动。因为第三次“国共和谈”早已破裂，两党在战场上的“摩擦”愈演愈烈。

（十四）内战爆发 势力日渐式微

1948年，随着蒋介石统治集团的贪污腐化日益严重，国内经济崩溃，物价飞涨，民不聊生。加上国民党军队在正面战场上的节节败退，民心向背，叶秀峰领导的“党通局”也难掩颓势。虽然工作性质没变，但“党通局”也开始人心涣散，士气低落。

由于国内经济萧条， 蒋介石拨给“党通局”的活动经费比徐恩曾时期减了不少，以前赖以揩油的“走私”活动也因内战大幅缩水。叶秀峰深知，没有经费是绝对搞不好工作的。

叶秀峰也曾想过进行投资缓解压力，但他没有徐恩曾的商业头脑，况且本人又贪得无厌，气量狭窄，特别在钱财上过于斤斤计较。加之“时运不济”，他唯一能够做的就是“裁员”，用裁员的办法达到减少开支的目的。

叶秀峰

叶秀峰“硬着头皮”动员道：“当前国共对立，前线军队耗费多多，党国只能节衣缩食。我局应以大局为重，允许职员跳槽，也可自愿离职，我局将发放一部分遣散费给大家，实在抱歉！”

特务们各怀心事，已经大发国难财的一些中、高级大特务乐得就此跑路，毕竟形势变了，不如拿着遣散费回家做些生意；但大多数低级别的特务们，既没有权力，又没有其他收入来源，心里自然不好受。

但老牌特务们提醒叶秀峰，中统的骨架不能散，否则中统局必将垮台。真是“一语点醒梦中人”，叶秀峰意识到留住重要特工人员的重要性。

然而，人心散了，“队伍自然不好带了”，想“跑路”的大特务们编出各种理由，申请调岗或离职！就连他一手栽培的一些心腹特务也坚决申请离职。尽管叶秀峰一再挽留，但效果不大。

眼看着自己最亲密的大特务们都决绝地“跳槽”或离职，叶秀峰怅然若失。原以为替代了徐恩曾，就可以稳坐中统宝座，没想到才三年光景，曾经强大的中统局就“江河日下”了。

虽说中统局经费紧张，但叶秀峰本人却腰缠万贯！叶秀峰不仅贪财，而且吝啬，他的吝啬是出了名的。甚至最后将上级下拨的离职特务们的“遣散费”都据为己有！难怪特务们背后给叶秀峰起了个“打捞局”局长的外号。

虽然，叶秀峰的局长做得并不算成功，没有破获过像徐恩曾时期的“顾顺章叛变案”、截获日本“偷袭珍珠港密码案”等那么轰动一时的事件。然而，他却利用职权疯狂地贪财敛财，给自己攫取了丰厚的资产。

1949年1月，在眼见国民党大势已去时，叶秀峰将自己捞到的全部钱财变卖成2700根金条，秘密交给了儿子，准备让儿子带着全部家产先行逃往台湾，防止被共产党清缴。

也许“多行不义必自毙”，谁知儿子所乘坐的那搜上海招商局的“太平洋号”渡轮行驶到台湾海峡时，因为超载加上夜航的原因，与满载煤炭木材的“建元号”轮船相撞，致使叶秀峰的儿子与他携带的2700根金条全部葬身海底。

当儿子和全部“家当”沉入大海的噩耗传来，叶秀峰手足无措，扼腕叹息，最后竟然两眼一黑，晕倒在自己的办公室里。这真是“造化弄人”，叶秀峰到头来落了个“竹篮打水一场空”。

1949年1月，随着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胜利结束，国民党精锐部队大部被歼，蒋介石被迫于1949年1月21宣布下野，由副总统李宗仁继任代总统。

就在此时，中统局还努力“折腾”了一把。1949年2月，“党通局”改组为“内政部调查局”，关系隶属于国民党行政院内政部。

叶秀峰认为自己是部级干部（时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不愿意“降格”屈尊在内政部调查局担任局长一职。但又想“垂帘听政”，遥控指挥内政部调查局。于是他推荐自己的亲信、党通局督察室主任王保身出任内政部调查局局长。

然而，党通局副局长季源溥、局本部主任秘书王思诚，无论资历及声望都远超王保身，王保身并没有什么胜出的优势。最后，季源溥在陈立夫的推荐下荣升内政部调查局局长，坐上了中统局在大陆的最后一任局长的宝座。

1949年4月，代总统李宗仁幻想通过“和谈”与共产党“分江而治”的愿望落空，并拒绝在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国内和平协定》上签字，毛泽东主席发出了“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的命令，国民党政府只能退守台湾。此时，失魂落魄的叶秀峰跟随其他国民党成员一同去了台湾。

同年8月20日，蒋介石在台北圆山亲自召开会议，将特务机关保密局和党通局合并，成立了“政治行动委员会”，收编各路特务人员，叶秀峰任委员之一。

之后，蒋介石有意让儿子蒋经国主掌台湾情报机构，叶秀峰调任台湾“新闻通讯事业协会”理事长及“中国广播公司”监察人。1990年病故于台北。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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