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复旦大学教授钱文忠在中央电视台的《百家讲坛》解读《三字经》时，讲到殷商文化一节时，语出惊人：两千多年来被冠以“暴君”的商纣王属于历史最悠久的“冤案”，实际上商纣王绝对文武双全、功勋卓著。
彼时的钱文忠，频繁出现于各种电视节目，曝光率之高，似乎已经超过了当时的学术明星易中天和于丹，他的“翻案”是否又是吸引眼球的“哗众取宠”？有记电话采访了钱文忠，他一开口就否定了记者的假设，“我绝没有哗众取宠，我的观点言之有据”。
其实，这一对商纣王的“翻案”之说，并非钱文忠教授的独创。早在几十年前，一代伟人毛主席就有了与之相类似的观点。可以说，钱教授只是拾毛主席的“牙慧”罢了！
熟读国学史籍的毛主席，对商纣王的所做所为非常熟悉，多次做过品评。
1952年11月1日，毛主席视察河南安阳，参观殷墟。当来到殷墟中心宫殿区的花园庄时，他感慨道：
“这里，是中国最早的一个古都。殷代最后一个王叫纣王。这个人很有本事，能文能武，他经营东南，把东夷和中原统一巩固起来，在历史上曾有过贡献。”
随后，毛主席问此时的安阳行署专员程耀吾：“殷墟面积有多大？”“大约有二十多平方公里。”“你知道纣王的坟墓在哪里？”程耀吾对此确实不知，便道：“过去盗墓成风，把古墓搞得乱七八糟，现在没搞清纣王墓在哪里。”毛主席听后，摇摇头，没说什么。
毛泽东认为商纣王“很有本事，能文能武”，并替其“翻案”的主张，多少受到历史学家郭沫若《青铜时代》一书的影响。
早在1945 年，重庆文治出版社首次印行郭沫若先生的史学论集《青铜时代》。该书中的《驳〈说儒〉》一文，是直接针对胡适先生《说儒》而写的。胡适通过研究上古史，断定“殷自武丁以后，国力渐衰；史书所载，已无有一个无所不胜的‘武王’了”。郭沫若认为这种说法“不尽合乎史实”，他强调说：
“像殷纣王这个人对于我们民族发展上的功劳倒是不可淹没的。殷代末年有一个很宏大的历史事件，便是经营东南。这几乎完全为周以来的史家所抹杀了。这件事，在我看来，比较起周人的剪灭殷室，于我们民族的贡献更要伟大。这件事，由近年的殷墟卜辞的探讨，才渐渐地重见了天日”。
郭沫若又以《 尚书·泰誓》中“纣有亿兆夷人，离心离德；余有乱臣十人，同心同德”为据，证明商纣王征服东夷所得到的俘虏，其数量是相当大的，而殷商的士兵损耗亦必不少。兵力损耗了，不得不用俘虏来补充，这就导致周武王乘虚而入时，纣王的俘虏兵阵前“倒戈”的悲剧。
郭沫若运用的虽然是考古和文献中的零星证据，但却大胆地指出：商纣王被周朝及以后的人说成是万恶无道之君，“俨然人世间的混世魔王，其实那真是有点不大公道的”。他进而做出这样的论断：纣王的名声不好，周人的宣传起了很大的作用，《尚书》中的《牧誓》《泰誓》把纣王说得一无是处，对后世影响深远，周朝以后的人“深受了周人的宣传的毒”。
1954 年和1957 年，郭沫若的《 青铜时代》分别由人民出版社、科学出版社再版。毛主席很喜欢郭沫若的历史论著，故该书再版后他便认真阅读，后来他多次外出时指定要带的书籍中，都有郭沫若的《青铜时代》。
郭沫若是首倡为商纣王“翻案”的人，毛主席赞同他的意见，并在此基础上有许多引申和发挥。
1958 年11 月，毛主席在读斯大林《 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时的谈话中说：
“商朝为什么叫‘商’朝呢？是因为有了商品生产，这是郭沫若考证出来的。把纣王、秦始皇、曹操看作坏人是错误的。其实纣王是个很有本事、能文能武的人。他经营东南，把东夷和中原的统一巩固起来，在历史上是有功的。纣王伐徐州之夷，打了胜仗，但损失很大，俘虏太多，消化不了，周武王乘虚进攻，大批俘虏倒戈，结果使商朝亡了国。史书说：周武王伐纣，‘血流漂杵’，这是夸张的说法。孟子不相信这个说法，他说：‘尽信书，不如无书。’”
毛主席认为商纣王的主要历史贡献在于“经营东南，把东夷和中原的统一巩固起来”。
商朝末年，居住在江淮之间的夷人逐渐强盛，在商纣王的曾祖父武乙时代，就不断向中原地带扩张，直接威胁商朝的后方。商纣王的的父亲帝乙就多次对岛夷和淮夷进行过反击作战。商纣王即位以后，继续对东夷用兵，花费了很大力量，打退了东夷的扩张，使商朝的势力到了长江以南的福建沿海。特别伐了徐州之夷打了大胜仗，擒获了大量的俘虏，当时徐州之夷是个大国，打了好多年，才把那个国家灭掉了。
正因为商纣王灭了东夷，才把领土扩展到山东、安徽、江苏、浙江、福建一带，才铲除了商朝的祸患，保卫了国家的安宁。商纣王经营东南之后，中原的先进文化成果自然传播到这些地方，无疑对当地生产、社会发展，是个极大的推动，促进了民族融合，巩固了东南和中原的统一。
商纣王时期的统治区域，已经拥有如今的河南、河北、陕西、甘肃、山西、山东、江苏、安徽、内蒙、宁夏、四川、湖北、湖南、江西、浙江、福建，达十七个省区之多，从江西、江苏、湖南、陕西、四川出土的大量商代遗物，就是生动的历史证明。可以说，先有商纣王的十七个省区的初步统一，然后才会有秦始皇三十六郡的大统一，商纣王是最早统一中国的创始人，他的功劳大大超越周武王。商纣王为中华文明的统一，为中国生产的发展和社会的前进，建立不可磨灭的功勋。
毛主席在评价中国历代帝王时有一个明显的特点，即凡是在开疆拓土、促进统一方面有所贡献的帝王，他都给予较高的评价，对商纣王便是如此。在他看来，商纣王征服东夷，巩固了东夷与中原的统一，促进了长江流域和淮河流域经济、文化的开发，这是了不起的功劳，这是主流，是“九个指头”，不能不予以正视，不能不予以重新评估，应该大书特书一番。
毛主席认为商纣王失败的主要原因是俘虏太多，消化不了。关于此点，1959 年2 月25 日，他在济南召开的一次座谈会上说得更明白：
“商纣王是很有本领的人，周武王把他说得很坏。他的俘虏政策做的不太好，所以以后失败了。”
言下之意，如果俘虏问题解决得好，商纣王未必会成为亡国之君。
大约公元前1122年左右，周武王联结商朝内部的反叛力量，乘商朝主力军远征东夷未归、内部空虚之时，抓住时机，率领由各方国组成的联合军队，向商朝大举进攻。
而此时的商纣王，由于对外战争中屡获胜利，开始骄傲起来，麻痹轻敌，没有充分重视周国的力量和雄心，以致当周师渡过孟津，向商朝国都朝歌进发时，才慌了手脚，急促地把大批的奴隶和从东南捉来的大批夷人俘虏武装起来，和守卫都城的军人一齐开赴前线。两军在牧野（今河南汲县）相遇，列阵决战。
参加牧野之战的商朝正规军（守卫国都的军队）中，有相当一部分是来自羌族的奴隶（因为羌人能骑善射，比较强悍，故为商朝统治者利用）。而临时征集来的奴隶兵中，大多是西北、西南地区的一些少数民族和东夷人。周国军队，除了周人之外，还有西北、西南的一些民族军队，其中包括羌族军队。在当时民族性是很强的，在一般情况下，本民族之间是决不会相互争斗残杀的，周武王正是利用这一点，在两军对阵时，让羌族和其他一些民族的官兵，分别向商都军队中的同族官兵喊话、劝降，开展政治攻势。商朝军队中的这些奴隶兵原本不愿为商朝卖命。他们看见故国之旗，听到熟悉的乡声，便阵前倒戈，向对方本民族的队伍跑去。
而商军中的东夷俘虏更是离心离德，“纣有亿兆夷人每（大）有离德”，随着羌族和其他民族奴隶兵的倒戈，他们也乱了阵，许多人也跟着投向周师。
在这种情况下，商军阵线开始大乱，剩下来的仅是殷族的官兵了。在国家危亡关头，纣王亲自上阵挥杀，双方打得相当激烈，以致“血流漂杵”（战场上的积血使舂杵都漂浮起来）。但终因寡不敌众，商朝军队被打败了，全军覆没。商纣王最后登上鹿台，“蒙衣其珠玉，自焚于火而死”，商朝灭亡。
商纣王能文能武，战功卓著，但却在牧野之战中大败亏输，落得个身死国灭的下场，这难道仅仅是因为俘虏政策做得不太好吗？毛主席对此还做了进一步的研究和思索，有了进一步的发现。
1959 年6 月22 日，毛主席在同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等人的谈话中，就商纣王失败的原因做了长篇议论：
“为什么纣王灭了呢？主要是比干反对他，还有箕子反对他，微子反对他。纣王去打徐夷（那是个大国，就是现在的徐州附近），打了好几年，把那个国家灭掉了。纣王是很有才干的，后头那些坏话都是周朝人讲的，就是不要听。他这个国家为什么分裂？就是因为这三个人都是反对派。而微子最坏，是个汉奸，他派两个人作代表到周朝请兵。武王头一回到孟津观兵回去了，然而又搞了两年，他说可以打了，因为有内应了。纣王把比干杀了，把箕子关起来了，但是对微子没有防备，只晓得他是个反对派，不晓得他里通外国。给纣王翻案的就讲这个道理。纣王那个时候很有名声，商朝的老百姓很拥护他。纣王自杀了，他不投降。微子是汉奸，周应该封他，但是不敢封，而封了纣王的儿子武庚。后来武庚造反了，才封了微子，把微子封为宋，就是商丘。”
由此可见，商纣王的灭亡，不仅来自外患，又有内忧。外患，是周等诸侯国的扩张和进逼；内忧，则是商朝上层存在政治反对派比干、箕子和微子等人。
早在当初确定王位继承人时，商朝王室内部就存在意见分歧，帝乙决定立帝辛（子受德）也就是商纣王，而箕子（子胥余）他们主张立微子（子启），最后当然是国君说了算，立了帝辛。
商纣王掌权后，比干、箕子、微子三人勾结在一起，唯恐天下不乱，联合起来对付商纣王，形成政治反对派。加之商纣王蔑视陈规陋俗，不顾贵贱高下之分，娶奴隶的女儿妲己为王后，并且委任地位低下的奴隶以要职。这本属革新社会的进步措施，却总遭到三人反对派的无端攻击。
箕子当了国君的第一助理兼山西太谷一带的四等诸侯国首领，比干当了国君第二助理，微子当了山西潞城一带的四等诸侯国首领。他们都不满意，还要捣乱，于是商纣王不得不镇压他们。
商纣王杀了比干，囚了箕子，微子见势不妙，以守为攻，暂时躲避起来。他们的一些心腹密谋策划，让太师和少师逃奔周国，“太师、少师抱其乐器而奔周”，把殷人征伐东夷人、人力和物力消耗殆尽、主力军远征未归的情况报告给周武王。周武王得知这一重要情报，立即抓住时机起兵。微子和其他一些隐藏在国内的反动派则里应外合，打败了纣王。
周国军队开进朝歌（商都）时，“微子乃持祭器，造于军门，肉袒面缚，左牵羊，右把茅，膝行前而告”，即微子袒胸自缚，跪在周武王面前，赤裸裸地暴露了卖国贼的丑恶嘴脸。因此毛主席一针见血地指出“微子最坏，是个汉奸，他派两个人作代表到周朝请兵”，“里通外国”。毛主席历来坚信，“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敌人的强大往往建立在己方内部分裂的基础之上。
商纣王虽然同以微子启为首的反动势力进行了有力的斗争，但是没有彻底地清除内奸，以致酿成内患，祸害无穷。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惨痛的历史教训。
毛主席对那种立场不稳特别是“里通外国”的人向来是不能容忍的，敏锐的敌情观念始终贯穿在他的一生。联系当时的国际国内环境，毛主席似乎并非就历史而谈历史，而是针对时局有感而发。
毛主席说：“纣王是很有才干的，后头那些坏话都是周朝人讲的，就是不要听。”在毛主席看来，商纣王的负面形象，是周朝人及后世“抹黑”所致。
商纣王的坏人、“暴君”现象，是周朝以后几千年逐渐塑造起来的。对如何评价商纣王，两千多年以来一直存在争议，很多人不相信有关史书的记载。
春秋时代，孔子的学生、河南浚县人端木赐（子贡），早就意识到了商纣王的悲哀，他本人也有点看不过去，说：“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意思是，纣王虽不好，但不至于如此之坏。因此君子最怕处于纣那样的不利地位，什么坏事都堆到他一人的头上，就像地势低下的污水池，什么脏水都朝那儿泼。
战国时儒家“亚圣”家孟轲，也从正面肯定商纣王，说其有善政，并且不相信武王伐纣的情节。他说：商纣王离开武丁年代时间并不长，武丁流传下来的好风俗、好政治，都还存在。他说“尽信书，不如无书”，他对于武王伐纣一事，只信两三分，其它都不相信。他质疑道：既然周军所向无敌，那怎么会战争中流的血能将石臼中的椎杵漂起来呢？
近代史学家顾颉刚撰文认为：现代传说的商纣王的罪过，是层层积累发展的，时代愈近，纣罪愈多，也愈不可信。他考证以后认为：妲己的形象，得自西汉末年的《列女传》；纣王淫暴的情节，源于周人为达到宣传目的所进行的人身攻击，并被后人尽情扩大。换言之，加于商纣王身上的所谓“罪状”，多为不实之词。
对于历史人物的评价，毛主席有自己的辩证方法论。1958 年5 月23 日，他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说：“一股风一来，本来是基本上好的一件大事，可以说成不好的；本来是基本上一个好的人，可以说他是坏人。”
按此方法论，毛主席也并非以为商纣王没有缺点，只是历史上对他的评价“一边倒”，形成了一股风，硬是把这样一个“基本上好的人”说成了坏人；把一个在历史曾经做出很大贡献的人，说成一位十恶不赦的“暴君”。
商纣王虽然是一位悲剧式的亡国之君，但毛主席“不以成败论英雄”，而是对他给予了较为客观公正的评价，对他的历史功绩予以充分的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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