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1910年，毛泽东在东山学堂就写过一篇题为《宋襄公论》的文章。

宋襄公（？—前637），宋桓公次子，名兹甫，称“宋公兹甫”，简曰“宋兹甫”，谥号曰“襄”，史称“宋襄公”。　　

宋襄公初立为宋国国君，以贤臣子鱼、公孙固为辅，行“东宫图治”，宋国由此大治。周襄王十年（前642）帮助齐国平定内乱，拥立齐孝公，宋襄公从此在各诸侯国中声名鹊起。宋襄公也因此雄心勃勃，想仿效齐桓公会盟诸侯，做各诸侯国的霸主。

然而，与此同时，楚成王借齐国中衰、中原无霸的机会，将势力渗入中原地区。宋襄公不顾宋国国力尚弱，企图能以宋国的公爵地位压制各诸侯国，与楚国争夺中原霸主的位置。

周襄王十三年（前639）春，宋、齐、楚三国君主会于齐，在宋襄公的强烈要求下，三国同意于同年秋在宋国召开诸侯大会。

是年秋，宋襄公以盟主身份约楚成王以及陈国、蔡国、郑国、许国、曹国等诸侯国的国君在盂（今河南省睢县西北）会盟，齐国和鲁国借故未到。宋襄公不顾公子目夷的建议，轻车简从赴会，以争取与会诸侯的信任，结果在会场上遭到楚成王的突袭而被擒。

楚成王挟持宋襄公进攻宋都商丘（今河南省商丘市西南），宋军坚守，数月未下。不久，在鲁僖公的调停下，楚成王释放了宋襄公。

宋襄公回国后，不甘于受楚之辱，亦未放弃称霸之心，不顾公子目夷和公孙固的劝说，于周襄王十四年（前638）夏，联合卫国、许国、滕国进攻依附楚国的郑国。

楚成王为救郑国率军攻打宋国。宋襄公于是由郑国撤回，迎战楚军。

十一月初一，楚军进抵泓水南岸时，宋军已占据有利之地，在泓水北岸列阵待敌。当楚军开始渡河时，右司马公孙固向宋襄公建议：“彼众我寡，可半渡而击。”宋襄公拒不同意，说仁义之师“不推人于险，不迫人于阨”。

楚军渡河后开始列阵时，公孙固又请宋襄公乘楚军列阵混乱、立足未稳之际发起进攻，宋襄公又不允许，说仁义之师“不鼓不成列”。

直待楚军列阵完毕，他才下令进攻。由于楚军实力强大，经激战后，宋军大败。宋襄公亲军全部被歼，他的大腿也受了重伤。

战后，宋国臣民皆怨襄公指挥不当，但他并未认识自己的错误，向臣民辩解说，“古之为军，临大事不忘大礼”，“君子不重伤（不再次伤害受伤的敌人），不擒二毛（不捉拿头发花白的敌军老兵），不以阻隘（不阻敌人于险隘中取胜），不鼓不成列（不主动攻击尚未列好阵的敌人）”，固执地认为自己遵守古训行事并无不当。

周襄王十五年（前637）五月，宋襄公因伤重不治而亡。

泓水之战后，楚国在中原的扩张已无阻力。在其后数年间，楚国势力一度达到黄河以北，直到晋楚城濮之战后，楚国的扩张势头才得到遏制。而宋国在泓水之战战败后沦为二流国家，未能在历史中发挥重要作用。

有些史家把宋襄公和齐桓公、晋文公、秦穆公、楚庄王并称为“春秋五霸”。后四位各有丰功伟绩，均称霸一时，而宋襄公不仅未曾称霸中原，还在泓水之战中被楚国杀得大败，且在此战中迂腐地推行所谓的“仁义”，徒留千古笑柄。因此，列宋襄公于“春秋五霸”，似乎有点勉强。

毛主席1938年发表的军事名著《论持久战》中，在探讨“给敌以错觉和给敌以不意以便战而胜之的战争方法”时，说“我们不是宋襄公，不要那种蠢猪式的仁义道德”，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宋襄公兵败的原因。

“蠢猪式”三个字，是毛主席对古代帝王的最差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