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755年，安史之乱爆发，在战火纷飞之际，很难想到安禄山军营中究竟是哪些人在战斗。许多历史学家和军事爱好者都对这个问题深感兴趣：在安禄山反唐的军队中，是否汉人多于胡人？

要搞清这个问题，我们需要先了解唐代中央和地方的军事安排。唐玄宗在全国设置九个节度使和一个经略使，每个节度使在防御体系中担任重要角色。然而，安禄山同时掌握了三大节度使之职，成为范阳、平卢、河东三镇的最高统帅，拥有超过18万大军，此为其叛乱的本钱。

一般来说，汉人具有压倒性的人口优势，这一事实有助于解释安禄山军队中的汉人比例。根据史学家的推测，安史之乱前唐朝人口约八千万，反映了当时全国范围内汉人的主要地位。唐朝为了安置和管理外来胡人，通过在边境设置羁縻府州，用胡人管理胡人的策略，使得胡人在边境地方的行政管理中占据一席之地。这也解释了胡人在安禄山军队中的角色。

安禄山的军队由范阳、平卢、河东三个主要军区构成。范阳节度使驻地在今北京，主要负责防备奚和契丹，辖下兵力超过九万人。平卢节度使驻地在今辽宁，防御方向为室韦和靺鞨，兵力约为3.75万人。而河东节度使设在山西太原，主要防备突厥，辖下兵力5.5万。这些统计数据表明，安禄山在涌入中原之前，实际上掌握了强大的武装力量。

军队的实际组成情况更为复杂。根据《资治通鉴》记载，公元754年，安禄山上奏唐玄宗，称其手下的胡人将领与士兵在对抗外族中屡建奇功，请求打破常规予以奖赏，此次上奏即是一例。安禄山通过这次奖赏，任命多达500名将军和2000名中郎将，显示出他对胡人将领的倚重。

然而，在安禄山所统兵力中，庞大的汉人基础是不可忽视的事实。等到安史之乱爆发的755年，尽管安禄山改用32名胡人将领替换汉人将领，其军中依旧可以看到大量汉人身影。这说明，尽管胡人在军事高层中占据一定比例，但普通士兵仍以汉人为主。

跟随安禄山反叛的胡人中，许多是河北地区的投降胡人。从《旧唐书》中的记述来看，河北十七州乃安禄山的核心控制区，其大量胡人分布在幽州、营州等地。彼时，河北一直是争夺的重要区域，在河北应援唐朝的郡数胜于归附安禄山者，说明汉人的存在感更为明显。

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关于安禄山起义初期的主要谋士和文官，大部分是汉族。严庄和高尚两位骨干也是河北汉人，安禄山政权中的宰相如陈希烈和张均等，都是汉人。武将方面，既有突厥人、契丹人、奚人、及靺鞨人等胡人将领，也有崔乾祜、田承嗣、尹子奇等汉人将领。总的来看，汉人将领相较胡人将领更为庞大。

由于安史之乱后期胡人输送紧锣密鼓，到手的胡人数量确实增加许多。但基于胡、汉人两者的地缘和人口归属来看，胡人始终难以在数量上达到绝对优势。《旧唐书 地理志》中指出，整个幽州与营州区域胡人人口占比约在14.6%（具体数字依据书中真实数据），以此来看，安禄山军中汉人占多数仍更为可信。

虽然安禄山通过贿赂唐玄宗中央政府，逐步“胡化”其领导层，但军队的具体组成和根基却远非如此易改。即便胡骑成为其精锐的战力核心，安禄山依然倚仗汉人的庞大基础，特别是那些征召而来的流民、失地农民们，这成为其兵力主要来源。因此，尽管安禄山的叛乱带有胡汉融合的性质，其力量的主要成分里，汉人比重略显优势。

通过河北地区守备力量的构成，以及后来颜真卿等人的反应，可以清晰观察到，汉人对抗胡人叛军的决心是毫不动摇的。同样，胡人的部队在关键战役中展现出的强劲实力，使得唐军不得不谨慎应对。

无论安禄山的军队中胡人与汉人的具体比例如何，在治军策略和招揽人心的过程中，安禄山深谙利用各民族的优势。从某种角度来看，安史之乱不仅是一次政治叛乱，其本质上也让我们重新认识到了唐代多民族融合政策的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