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历史的人应该努力回到历史的现场去。”大阪经济法科大学名誉教授华立接受中国侨网“华人故事”栏目专访时说。

华立曾任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副所长。1993年，她赴日本执教，在20余年间先后出任大阪经济法科大学国际学部教授、亚洲研究所所长等职。

在日本任教期间，华立继续从事清史和亚洲史研究，并多次与同行专家学者深入历史现场，展开学术考察，足迹北至俄罗斯远东地区，南至东南亚多国。

行走间，华立见到诸多华人遗迹。在海外生活多年，她对这些历史细节感触颇深。“作为同样长期生活在海外的游子，我对这种留存在海外的华人遗迹更多了一份亲近和共情。”她说。

01

行走远东，踏足漠北

2011年，华立随考察队前往俄罗斯远东地区。行程中，让华立印象最深刻的，莫过于从共青城乘船前往尼古拉耶夫斯克（庙街）时，路过特林巨崖，仰望崖壁之上的明奴儿干永宁寺遗址。

华立在行程中乘火车路过阿穆尔大桥。受访者供图

当时，华立与考察队一行人已沿江航行近9个小时。在一处江水转弯处，高耸陡立的特林石崖映入眼帘，崖顶平坦展开，其上有一门用作纪念的俄国重炮。

华立介绍说，重炮所在之处及其周边原是1413年初建及1433年重建的两座永宁寺遗址。

特林巨崖（特林岬）近景，永宁寺遗址在崖顶，今无存，可见崖顶的大炮。受访者供图

行船转弯，特林石崖被留在身后。华立在行程结束后查阅资料，还原了当年永宁寺的模样。

考古发掘显示，初建永宁寺较小，构造简约。重建的永宁寺更靠近巨崖南端，以重炮所在地为中心，规模和气势都超过了初建寺庙。

漠北地区则承载了华立更多的个人情结。

华立曾在草原上生活过7年多，“我对草原文化和游牧生活觉得亲近，在这里见到历史的悠久印记，有一种跨越时间的共情。”她说。

2008年夏季，华立随考察队来到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在预定日程之余，她循着依稀线索，来到乌兰巴托市东南郊外的一处旷地，寻找“买卖城”的遗址。

清朝时期，旅蒙商逐渐形成。商人们不远万里，从中原、湖广等地运送茶叶、绸布、日用百货等商品到漠北草原展开交易，形成了一条漫长的茶叶之路。

在茶叶之路上，旅蒙商人曾聚集于库伦（即今天的乌兰巴托），居住交易，逐渐形成名为“买卖城”的活动区。

随着历史变迁，近代以后，库伦的买卖城逐渐荒废不存，连其遗址之所在也少有记述。寻找买卖城遗址，成了华立一直以来的心愿。

在这处旷地，华立看到大小不一的4座牌楼，其中最大牌楼的横梁下方绘有彩图，彩图内容正是旅蒙商的日常生活。

华立拍摄的牌楼。受访者供图

华立表示，旅蒙商人开拓商路，万里奔波，历经了许多艰难，这些商业活动也带动文化上的交流，是十分珍贵的史料。可惜的是，2020年，华立通过线上实景地图再次搜索买卖城旧址所在地影像时发现，牌楼上的彩画已经消失无存。

“或许这就是人与文物‘一期一会’的缘分。”华立感叹说，虽然一直期望着有机会再访买卖城旧址，带着更多信息和线索去揭开未解的谜团，但时不待人，如今只留遗憾。

02

居于日本，看到文化交流之盛

日本与中国一衣带水，两国文化交往与互相影响的历史源远流长。对于在日本工作生活了30多年的华立而言，这种交往留下的烙印堪称随时随地可见。

在华人最早聚居的长崎，华立感受到华侨之乡的亲切。

长崎是明清时代华人在日本的主要聚集地。华立介绍，那里不仅有同时供奉释迦牟尼和妈祖的“唐寺”，还有沿河而建的许多座双孔石拱桥，这种从中国传入的造桥技法从长崎传播到九州各地，成为中日文化交流不可磨灭的印记。

其中最著名的是被称为“眼镜桥”的古桥，建于1634年，是明朝时期的中国僧人默子如定所建，也是如今长崎最知名的地标之一。

长崎唐寺中，最令华立印象深刻的莫过于典型“中式风格”的崇福寺。她介绍，崇福寺不仅与中国福州的一所寺院同名，且两所寺院的山门造型相同。崇福寺的建筑用材和工艺都来自中国，是原汁原味的“中国制造”。

崇福寺山门，又称“龙宫门”。受访者供图

崇福寺中还保留有一口铸造于1682年的巨锅，是长崎遭遇大饥馑后，崇福寺僧人赶造出来，用于施粥赈灾，煮粥可供3000人分食，体现了华人先贤与当地民众共克时艰的友好情谊。

“这些建筑体现了在日华侨华人对故土的眷恋，在这些地方，很容易就能感受到乡愁。”华立说。

文化交融的影子也投射在当地的文化习俗上。1997年，华立访问长崎期间见到舞龙队伍在市内穿行。练习舞龙的青年告诉她，他们几乎都不是华裔，只是因为喜欢舞龙，所以每年都参加舞龙活动。

华立1997年访问长崎时遇到舞龙队伍在市内穿行。受访者供图

在每年新历8月的日本盂兰盆节，长崎有燃放鞭炮祭祖和将承载亡亲灵位的纸船送入海中漂流的独特习俗。这种被称为“精灵流”的习俗，也传承自当年华人的“彩舟流”。还有长崎一年一度热闹非凡的春节元宵灯会，每每吸引数十万游客前来“打卡”。

03

南下东南亚，探访“过番”足迹

在世纪之交，华立曾与一些日本学者在东南亚多地走访。作为华侨华人“过番出海”的目的地，学者们在当地了解到一代代华人辛苦打拼、开展生活的历史过往。

华立表示，行程中最让她记挂的，是越南胡志明市规模最大的华人聚居区——堤岸。堤岸的典型地标是平西市场，其诞生离不开一位名为郭琰的潮州华人。

平西市场门前。受访者供图

19世纪70年代，14岁的郭琰随老乡来到堤岸，虽有腿疾，行走不便，但他白手起家，从力气活干起，逐渐积累起财富，在工商界取得非凡成就。

1925年，郭琰买下一处旧船厂，设计改造成街市，供堤岸华人商户经营使用。遗憾的是，在街市竣工前，郭琰溘然长逝。

郭琰去世后，其子接手街市工作，完成了父亲的心愿。自1928年起，这处市场兴盛不衰，造福堤岸华人，如今仍车水马龙，充满商业活力。

而在如今名声远播、游客甚众的马来西亚鸡场街，华立曾目睹古老华埠重新焕发光彩前的艰困面貌。

“虽然在鸡场街感受到了华人之乡的温润，但见到它当时的沧桑，心里也有隐忧。”华立介绍，2000年初到访鸡场街时，当地年轻人多在新城居住，鸡场街内难免老旧破败，令人忧心。

华立拍摄的鸡场街景，骑楼建筑一字排开，皆为门面窄而进深长。受访者供图

可喜的是，在华立的行程结束不久后，在马六甲行政议员颜文龙的号召下，鸡场街的修复工作逐渐开展，“鸡场街文化坊”的建设提上日程。

2008年，马六甲和槟城联合申遗成功，鸡场街也成为马六甲世界遗产的核心组成部分，成为游客竞相打卡的“活力街区”。

如今，颜文龙的儿子颜天禄接过接力棒，为鸡场街的后续发展尽心经营。“老街重新焕发活力令人开心，但我最高兴的还是看到年轻一代华人继承了老一辈维护华人社会的精神。”华立说。

04

“一期一会”间，见证历史的生动

出于历 史学者的职业习惯，华立会在考察中将见闻细节逐一记录。 “这些遗迹带着历史的余温，亲眼见到它们，会让我联想到那些历史中的人和事，是很特别的滋味，自然而然就产生了记录和传达的愿望。 ”她说。

当记录内容积少成多，她将这些见闻梳理串联，整理成书。因生活在域外，又在域外行走间记录下这些华人历史，华立为书取名《域外寻史琐记——从东北亚到东南亚》。

书中记录了许多“小人物”的故事，相比宏大的历史脉络，显得具体而细微。

谈及此处，华立表示，历史固然需要宏大叙事搭建框架脉络，阐明时代走向，但在来龙去脉间，还需要有血有肉的细节支撑。关注社会人物的生活细节，描绘“大历史”中的具体环节，会使得历史更加鲜活生动，也更加客观、科学、公允。

当然，以笔为录，难以穷尽所有细节。华立对此颇为坦然。她说，历史是一个求实求真的过程，其中各种大小谜团，需要在行走间寻求答案。“我能够看到哪一段故事，就讲哪一段故事。”

这样的看法颇具“一期一会”的意味，这句富有禅意的茶道用语如今多被解读为“难得一面，世当珍惜”。华立也在《域外寻史琐记》的后记中引用这句日本古语结尾，形容她在行走间与华人遗迹的相遇和感触。

记者：门睿

制图：杜晓姣

责编：马海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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