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1月，独立自主解决我国自主革命问题的扩大会议，在贵州的遵义正式召开。

在这次会议上，博古、李德、等人的“左倾”错误思想被直接指出，军事指挥权也在会上被顺势解除。

自此，我党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中的困境，以及在长征初期遭受的种种挫折，终于迎来了纠正的机会。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遵义会议的召开，不仅是我党第一次运用马列主义，解决了自己在革命方面的种种问题。

还将我党和我军，在极端危险的历史关头彻底挽救了回来，转危为安。

如果没有这次会议的召开，中国革命会以怎样的方式发展，最终会收获怎样的结局，还真是让人不敢细想。

所以遵义会议不管是在红军军史还是我党党史上，都是一个生死攸关的重大关键转折点。

在遵义会议之后，毛主席、张闻天、周恩来、王稼祥等领导同志，组成了新的革命团体，并确立了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正确领导。

那么，此时被解除实权的博古，后来又去干什么了？从高高在上的党内总书记跌落下来，博古就没有做过挣扎吗？

答案肯定是：有。而且还挣扎了不少。

据权威党政军资料显示，当时湘江战役结束后，中央红军本来打算按照既定计划，继续向湘西挺进。

不过由于此时蒋介石早已预判了红军接下来的行动路线，并提前在我红军的必经之路上，部署好了重兵，只能我们自投罗网。

此时如果继续按照原计划向湘西进发，无异于羊入虎口，是极为不可取的危险行径。

在此危急关头，毛主席根据当时的军事态势，力主放弃原定向北去湘西会合的计划，倡议改向国民党守备力量薄弱的贵州挺进，用以摆脱敌人，为我军争取更多的主动。

对此，多数党内和军内同志都是赞成的。可事与愿违的是，在这其中，也有不少反对声音，就比如当时掌握着绝对军事指挥权的博古、李德等人。

在他们看来，既然制定了计划，那就应该严格按照计划执行。

故而，他们坚决表示要继续去往湘西，指挥促成红二军团和红六军团的胜利会师。

就在双方各执一词，谁都不服谁的时候，15日，中央红军顺利占领了贵州黎平。

暂时有了栖身之所后，三天后，也就是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正式在黎平召开会议，再次确定究竟要执行哪个行动方案。

会上，经过激烈地讨论，政治局最终接受了毛主席的意见，决定先在周边地区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发展群众基础，随后再考虑北上的计划。

更重要的是，在此次会议上，政治局还提出了一项，“关于作战方针等重要事项的制定，军委需要提前在政治局会议上作报告，在大家讨论后方可实行”的决议。

此举不仅加强了政治局对军委的实际掌控，让红军避免了被一举消灭的可能，也从根本上剥夺了博古等人在军事上的指挥权。

当然，对于政治局的如此安排，博古等人肯定是不服气的。

即便是大家在会议上，对博古、李德等人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进行了多次切中要害的分析和批评。

他们依旧固执己见，觉得自己的决策符合共产国际的安排，是正确的。

尤其是在遵义会议后，虽然毛主席在军事上的指挥权得到了确立，可博古等人依旧不愿意交出手中的全部权力。

尤其是不愿意将党内一把手的位置，交给张闻天来担任。

为此，博古甚至直接拿出共产国际来为自己开脱。

他表示，交权可不是单单交出几个机密文件箱、三个印章那么简单。

既然他当初是由共产国际指派，那就需要对共产国际打报告，再次询问他们的意思。

如果对此新的革命指挥团体，共产国际持不承认态度，那他这个权是不会交出去的。

可在当时那个情境下，博古如此说，也不过是为自己对权力的渴望找个说辞，他自己无论如何都想不通。甚至后来他还直接表示：

“这个书记不是我想当的，是共产国际让我当的。你们如今不让我继续干，就先报共产国际批准。只要共产国际发话同意，我就不干。否则，你们几个人说的话不算数。”

在他看来，此时我国的党支部，不过是共产国际下的一个分支，下级改选需要上级同意这事天经地义。

从这点来看，博古确实没有我们毛主席如此雄才大略和魄力，直接将共产国际当成原理，发展符合我国国情的新的共产主义路线。

不过在当时，因为博古在这方面始终不肯服软，遵义会议开到最后还是开僵了，大家谁都不服谁，权力也最终没有顺利完成交接。

以至于在会后的二十多天里，放文件和放印章的两个挑子，依旧跟在博古身后，而没有放在张闻天的手里。

好在后来还是周总理出面，与博古促膝长谈，才最终劝博古将权力逐步交了出来。

看来，在党内做思想工作这一块，周总理的水准还是无可比拟的，这能力绝对堪称一流。

至于两人谈话的内容，无非是围绕“谁当领袖，才能真的带领中国革命走向成功”这一话题展开。

在周总理看来，他和博古两人都是留过洋的，虽然留学的国家不同，但都曾较长时间脱离祖国，对国内的真实情况并不是那么了解。

在这种情况下，只有找一个真正懂中国的人，让他来做领袖，才能带领着部队发展壮大，实现大家的雄心和抱负，将国家打造成人民真正喜欢的样子。

以此为前提的话，除了毛主席，似乎还真没有更合适的人选。

同时，他还引用自己领导南昌起义失败的案例，试图通过对比说服博古。

毕竟和他们相比，毛主席在坚决阻止红军北上湘西会师一事上，确实挽救了整个中央红军，为革命保存了火种。

否则现在的中央红军，可能早就被蒋介石打散了。在他看来，毛主席的雄才伟略，非他和博古所能比拟。

他对中国国情的认知程度之深，更在二人之上。

最后，周总理也确实是用这种现身说法的方式，劝说博古放弃了坚持，开始放权，并去到合适自己的工作岗位上。

在此期间，周总理没有和博古发生过大的争执，更理解他做决定的艰难，没有对他多说一句批评。

几天后，博古放弃党内一把手职位，转去担任政治局常委，并在红军野战部队兼政治部主任一职。

1936年，博古作为我方代表，协助周总理和平解决了西安事变，并促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最终达成。

随后，博古作为我党中央的代表之一，在南京与国民党进行了谈判，并成功逼迫蒋介石同意我们在国民党统治区办报。

此外，他还积极安排营救被抓的党内同志，为他们东奔西走，贡献了自己的不少力量。

1938年，博古任长江局组织部部长，还有南方局组织部部长等职。1940年底，博古只身一人返回延安，在新华通讯社任社长一职。

在后来的延安整风时期，博古正式退出了七大政治局，只在其中担任中央委员一职，且排名很靠后。

1942年，博古和毛主席一起整顿三风，决心利用好报纸，积极发挥社会舆论对革命的推动性作用。

1943年夏，博古组织开展我党我军的宣传反击战，积极呼吁团结，反对内战，并最终将《解放日报》创办成一份真正的、完全的党报。

1945年，博古当选为七大中央委员，并开始创作新闻写作要素等经典著作，为我国新闻写作领域普及了基本知识。

1946年4月8日，博古等人搭乘飞机，从重庆返回延安工作途中，因飞机失事在山西兴县黑茶山遇难。

同机牺牲的还有叶挺、王若飞、邓发等我军知名将领，史称“四八烈士”。

综合博古的一生来看，虽然在早期他在军事决策上有不少的错误，但后面他能放下身段，顾全大局。

全力辅助毛主席、周总理等人开展革命工作，尤其在后来的新闻宣传领域，为我党我军贡献了不少力量，依旧是值得我们崇敬的革命先辈。

就像毛主席后来在《解放日报》为“四八”烈士发表的题词那样：“为人民而死，虽死犹荣。”

参考资料：

1、历史错误与政治转向:博古在长征中的浴火重生——《党史博采（下）》 2019年第12期16-18,共3页

2、博古在遵义会议前后——《共产党员》 2010年第7期56-56,共1页

3、浅谈博古在遵义会议后的转变——《传承》 2015年第6期16-17,共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