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12月2日，林彪、罗荣桓带领90万大军从喜峰口入关，正式开启东北野战军从山海关一直打到海南岛的奇迹。

都说兵贵精，不贵多。而东北野战军不仅人数多，而且精锐无比。当时东野各纵队师团大大超员。12个步兵纵队，每个纵队4个师5万多人。华北部队两个兵团7个纵队，总计13万人。东野的一个纵队，就能比得上华北一个兵团。

除了人多，东野大军的装备还极其精良，许多部队都装备了精锐的美式装备。至于山炮、野炮，美式105毫米重炮，还有坦克、装甲车，也让关内看热闹的老百姓目不暇接。难怪黄永胜激动地说：“我们东北野战军就足以平定天下了。”

就在东野大军浩浩荡荡向华北进军之时，还有一个极其特殊的现象。在大军行军的路上，在大路两旁总能看到三五成群，十几个人一帮，几十个人结帮成伙的国民党士兵。大军过来了，他们便自动闪到两旁，而解放军士兵也并不为难他们。

若东野大军在道路两旁行军，这些国民党士兵又会走到中间。

国民党士兵“大摇大摆”地走向关内，向傅作义的驻地进发，那么东野大军为何不直接歼灭他们呢？

原来此时的这群国民党士兵并非敌人，而是曾被缴了枪的战俘，实质上就是一群被释放的散俘溃兵。最终由傅作义收容的东北溃兵，就达到6万人。

那么林彪为何要释放这群战俘？这岂不是在加强傅作义的抵抗力量吗？事实上，这大有学问。而这，就要从几个月前波澜壮阔的辽沈战役说起了。

在辽沈战役中，林彪的东野基本歼灭了国民党在东北的精锐部队，共计47万人，其中起义、俘虏的就有32万人。

在当时，真可谓是漫山遍野地抓俘虏。首先在关键性的锦州战役中，东野仅用31个小时便攻占了锦州城，歼敌10万余人，其中毙伤19000多人，俘虏8万多人。

在长春战役中，曾泽生的60军26000多人起义，气候守军新编第7军军长李鸿率军部及新编第38师和暂编第56、第61师也向我军投诚。

锦州城被攻破后，廖耀湘带领10万之众紧急向营口方向转移。从当时廖耀湘西进兵团的组成来看，几乎集中了国民党在东北的全部精锐，包括五大主力之二的新一军、新六军，还有新三军、四十九军和七十一军。

为了堵住这支强敌，梁兴初带领10纵在黑山组织防线，进行死守。在这次殊死搏杀中，廖耀湘的10万大军虽然屡次冲击10纵的阵地，但都被我军用猛烈的火力和锋利的刺刀赶了下来。

廖耀湘见自己无法突破黑山，从营口坐船逃跑。于是急忙将队尾变成排头，停止对黑山的进攻，向沈阳城退去。

就在这个关键时刻，五纵、六纵迅速隐蔽插入敌后切断廖耀湘兵团向沈阳退却的道路；独立2师抢占营口，切断敌军的海上退路；一纵、三纵、八纵为第一梯队，由锦州分三路向东急进，担任正面攻击；二纵、七纵、九纵为第二梯队跟进；四纵、十一纵仍在塔山阻击锦西、葫芦岛之敌；长春的十二纵和各独立师也风雨兼程南下，策应主力作战。

由此，我军布下了天罗地网，从四面八方向廖耀湘兵团突进。在辽西的漫漫平原上，廖耀湘的10万大军的末日已经注定了。

随后黄永胜的6纵在厉家窝棚将廖耀湘兵团阻挡了整整一个昼夜，而且我军其他各部队也纷纷赶来过来，参加了对10万国军的追杀。

10月23日，三纵7师21团3营的战士杀入了胡家窝棚，发现此地到处是卡车、吉普车和大炮，料定是国民党军主力，于是对其发动凌厉的攻势。战士们万万也没想到，他们歪打正着，正好冲进了廖耀湘的指挥所。

密集的枪炮声，让廖耀湘失去了判断。为了防止被一锅端，廖耀湘急忙将兵团司令部转移到新22师。然而即便如此，廖耀湘兵团的指挥中枢也被彻底打散了。

惊慌失措的廖耀湘用无线电话呼叫各军军长向自己靠拢，而且还用明语呼喊。很显然，战局变化太快，已经没有译电的时间。参谋长听后大惊，这不是等于向解放军暴露自己的目标吗？他再三劝说廖耀湘不要性急，但廖就是不听。

到了10月26日夜晚，廖耀湘兵团已经彻底被包围，当晚21点，林彪下达了总攻的命令。一纵、十纵从黑山向胡家窝棚进发，二纵、五纵向无梁殿、半拉门进发，三纵、六纵向厉家窝棚进发，七、八、九纵向姜家屯进发，将敌人的10万大军压缩在方圆几十公里的狭小范围内。

各纵队都下达命令：今夜不许吃饭、睡觉和休息，哪里有敌人就往哪里打，哪里有枪声就往哪里追。27日凌晨，各纵队都与敌人遭遇，展开了围歼。

由于失去了指挥，廖耀湘兵团溃不成军，根本组织不了有效的抵抗，可以说是一触即溃，一溃即降。东边枪响，人群往西跑；西边枪响，人群又往回跑，大炮、卡车、辎重丢得到处都是。廖耀湘让参谋长对溃兵们喊话：“帮长官们突围出去，要官有官，要钱有钱。”

然而此时谁还理睬他们，连命都没了，哪有消受金钱、美女的福气。22师本是东北国军最强部队，但即便是这样，依然丢下了廖耀湘，一哄而散。

就这样，在辽西战场上出现了漫山遍野抓俘虏的奇景。16师48团2个排的战士端着枪组成一座“解放门”，向面前的敌人宣布：凡是放下武器从这个门里过去，就算解放，不以俘虏对待。

国民党军一听，还有这好事，于是纷纷放下了武器，达到2000多人，身份包括5个军9个师的番号。

27日林彪基本没有下达命令，权力下放到部队，只管消灭敌人就行了。我军人人上阵，捉俘虏、缴武器，忙得不可开交。敌人三四百骑兵冲入六纵司令部驻地，六纵全体机关人员，包括男女宣传员、医生护士都参加了战斗，结果敌人惊慌失措，全部被俘。

五纵侦察科长侯显堂出去执行任务，路过郭家窝棚，结果俘虏了一个新六军169师的一个整炮营的400多人。还有一个炊事员，用扁担俘虏了十多个人。

都说“要吃就吃白菜心，要打就打新六军”。原本东野决定用一场恶战歼灭强大的新一军和新六军，然而没想到，如此强大的敌人竟然如此轻易地就被打倒了。此战之中，我军又俘虏了数万人马。国军在东北的精锐，从此丧尽。

之后，我军又发动了沈阳战役，敌军13万多人全部被歼灭。

由此，东北“剿总”的47万大军全军俘虏，其中俘虏就达32万人。

我军自建立井冈山根据地以来，就一直很重视俘虏政策。对于俘虏，我们不打不骂不枪毙不搜身，好吃好喝的供应。对于那些身体好、无恶习，符合当兵条件的，马上补充进我们的部队。

这是因为国民党军士兵受过正规训练，军事技术比我们好得多，拉过来十分顶用。每次战斗结束，都以俘虏来补充部队，使我军经常保持满员。这是一个行之有效的方法。

1948年1月，东野政治局曾组织召开“国军工作会议”，谭政主持了会议，研究如何瓦解敌军和对俘虏改造的问题。中央做出如下指示：

“对俘虏释放或留用，应权衡利害，灵活运用，应该以争取为主，不应以消息放走了事。一般俘虏旅级以上者，进行教育特别优待，争取做宣传号召工作，基本上不释放；团、营以上者，送军区教育训练，争取部分为我所用，选择其中比较进步而又愿意回去者，可给以任务，个别先行释放；除极顽固反动或有交换价值者外，一律分期释放。”

当然对于国民党军，我军并非全部留用，对于老弱和兵痞，我军就不会留。给了路费，就让他们回家，至于是重投国民党军还是回家，都由他们自己选择。

正是因为这种灵活的俘虏政策，让东北野战军越打越强，人数越打越多。相反，没有相关政策的国民党军打一个少一个，最终趋于灭亡。

辽沈战役结束后，林彪授意部队组织人员，挑选合适的俘虏补充入部队，至于那些老弱，则直接放走。最终，东北野战军一共放走了6万多老弱士兵。

在大军入关时，有不少解放战士（前俘虏）也在队伍里行军。由于来不及给他们准备军服，因此他们依然穿着一条国民党军装，只是撕掉了军衔和帽徽。

对于这些解放战士，被放走的溃兵们是相当羡慕的。因此当他们看到个干部模样的解放军，就会前去搭讪套近乎。换做是1947年夏季攻势之前，我军或许眼睛都不眨就收了，毕竟当时东野的兵力并不雄厚。

而现在却今昔非比了，12个纵队和特种纵队都齐装满员，步兵纵队一律四个师5万多人，严重超编。除非有特殊技能，否则谁会要你呢？

在山海关前，东野老兵曾和几个已经混得很熟的国军溃兵开玩笑：“快走吧，前面就是山海关了，你们傅作义肯定敲锣打鼓欢迎你们呐！”

一个嗓门大的四川溃兵苦笑着说：“还能欢迎我？我们打败仗咯，蒋介石这个龟儿子可把我们害惨了。”

东野大军杀到了华北，而6万溃兵也重投国军阵营，加入了傅作义麾下。当时，天津集中了大量国民党家眷和一些有钱人家。他们认为天津是最安全的地方。首先天津城防坚固，兵力雄厚；其次，天津靠海，一旦战事不利可以乘船跑路。因此天津被戏称为“太太集中地”。

随着溃兵们的涌入，天津又成了闹心的“溃兵集中地”。由于士兵们的编制被打散了，没有组织和纪律的约束，完全处于无政府状态。在需要为生计、生存挣扎时，难免有暴力倾向、暴民行为。这些身强力壮的溃兵要吃、要住，一些没有棉衣、穿着破衣烂衫的，还要穿。因此在大街小巷，都能看到他们四处偷盗、抢劫、强奸、打群架的身影。本来已经乱哄哄的天津，变成了犯罪者的天下。

其实这也能理解，解放军放走的，自然是那些品行不太好的士兵。这些6万士兵非但没有加强傅作义的力量，反而还加重了他的负担。但傅作义的兵力捉襟见肘，又不得不用他们。因此傅作义只好硬着头皮，收编了他们。

然而将他们收编之后，又产生了新的问题。

比有形敌人更可怕的，是这些游兵散俘随时随地发射的那些无孔不入的软性子弹。

对于东北野战军，关内国军是相当害怕的。国民党一般叫东野为“林彪大军”“东北大军”，有时候也叫“狗皮帽子大军”。这是因为北满部队基本都是狗皮帽子，而南满部队也有很多狗皮帽子。

许多老人都提到入关后，沿途敌人望风而逃，捉到的俘虏都说他们最怕你们这些戴狗皮帽子的。一些战士听后非常淘气，老远就把狗皮帽子挑在枪尖上摇晃，吓唬敌人。

在后来的淮海战役中，很多国民党士兵信誓旦旦地声称，他们之所以失败，就是因为解放军中加入了“戴狗皮帽子”的部队。因此林彪肯定参加了这场战斗，他们输得不冤。但实际上，当时东北野战军还在和傅作义对峙。但由此可见，东北野战军对关内敌军有着怎样的震慑力。

害怕东北野战军的，可不只有普通的士兵。傅作义、杜聿明这样的“党国”高官，也对东北野战军害怕得不得了。杜聿明曾说，关外共军的装备、训练和战术都远胜于国内共军。林彪大军一旦入关，只消一年时间就可以横扫全中国。

对此，傅作义也深以为然，他也非常害怕那种带着狗皮帽子的东北野战军。在他看来，只要东野入关，他们就带兵撤出平津。他一手带出来的35军、104军回到老家绥远，中央军则从天津乘船去江南，大家各走各的路。

傅作义心想，东北野战军刚打完打仗，怎么也要休整半年吧。谁知毛泽东、林彪不按套路出牌，以瞒天过海之计提前入关。在新保安战役打响时，四野的程子华已经出现在丰台，这可把傅作义吓坏了。

在东野和华北野战军的配合之下，傅作义嫡系部队35军覆灭于新保安城，同时张家口也被解放。由此，傅作义逃亡绥远的企图被粉碎了。

为了防止傅作义狗急跳墙，从天津逃亡江南。毛泽东命令林彪、罗荣桓立即发动天津战役，占领出海口——塘沽，切断其海上退路。

然而经过邓华的评估，认为攻打塘沽太困难，那里不仅地形崎岖，而且还要承受国民党海军的炮火。因此不如直接进攻天津城。其后，林彪采纳了邓华的方案。

就在林彪秣马厉兵，准备向天津进发时。林彪当时故意放走的6万溃兵，也起到了巨大的宣传作用。这些士兵早就被东野大军吓破了胆，他们到处说：“林彪太厉害了，傅作义根本不是对手”“我是新六军，新六军没放几枪就完蛋了”“国民党不行了，趁早想自己的后路吧！”

这些南腔北调的俘虏，在各处军营里都有老乡，这些言论一传十，十传百，将恐惧像瘟疫一般地散开了。

不得不说，林彪走得这步棋真妙，国民党精锐部队补入我军，加强了我军实力；放过去的，则做起了免费的宣传员，将国民党的军心、士气打得千疮百孔。然而就这样，国民党还天天给自己打气“大天津已经堡垒化了”“天津城固若金汤”。

1949年1月3日，天津外围战役打响了，守将陈长捷心想，凭自己手上的13万士兵以及坚固密集的堡垒，怎么也能守个十多天。然而他完全忘记了，天津13万大军中还包括完全被东野大军吓破了胆的6万溃军。

天津之战，负责指挥的是参谋长刘亚楼，深谙现代化作战的他，集中了大量火炮以及坦克，要打一场现代化的战争。

1月14日，天津攻坚战正式开始。500门重炮一齐轰鸣，我军坦克一马当先。顷刻间，敌人的防御土崩瓦解。到了第二天，我军就占领了天津市中心的金汤桥，将城市截为两段。由此，天津战役大局已定。

在投降方面，此前放出的溃兵们起到了非常大的表率作用。本来就已经缴过一次枪，缴第二次也无所谓。

在天津城，东野的战士们看到了一个熟悉的对手——滇军184师。这支部队曾在海城发动起义，加入过我军。然而当战事不利，一千多名184师官兵又叛归了国民党。在梅河口战役中，我军又和重建的184师相遇。这一次，林彪决定不再接受他们起义，直到全歼为止。由此，184师被第一次全歼。

谁知国民党不死心，又重建了184师，结果又在锦州战役中被歼灭。

由于184师背叛的经历，我军决定不再收容这支部队，因此将他们的士兵大部分都放了。在6万溃兵中，184师就占了6000多人。在天津，这帮溃兵又抱了团，第三次重建了184师，并被安置在南开大学、中央医院一带。

184师都是老兵，战斗经验没话说，但他们的投降经验和战斗经验一样丰富。太明白什么是共产党和国民党了。因此他们到处宣扬林彪大军的厉害，造成极坏的影响。对此陈长捷虽然恼怒，但是正值用人之际，也不好说什么。

然而战斗打响后，184师刚遭攻击，便熟练地举起了双手，没有起到任何作用。东野老兵发现自己俘虏的，又是184师，不禁感叹：“这个184师真顽强，怎么打都打不死。”

在溃兵们的“帮助”下，我军仅用29个小时便攻占了号称“固若金汤”的天津城。刘亚楼下手之狠，让傅作义胆战心惊。正是这场战役，让他对北平的和平解放下定了决心。

总结：毛泽东军事思想中的俘虏政策，是我军克敌制胜、扩大自己力量的法宝。通过吸收俘虏，我们加强了自己的力量；通过释放俘虏，又将我军的强大宣传给敌军，起到了从心理上瓦解敌人的作用。辽沈战役之后，林彪释放6万俘虏，无疑是个高明的举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