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天网络上对骑手上社保这个事情，关注热度一直不减，前天在香港，也有本地朋友谈及此话题，说明大家对这个社会问题的关注度的确很高。不过笔者觉得舆论上对这个问题讨论的质量不太高，实事求是的分析和建设性建议不多，最后又成了攻击某一方的道德批判会，笔者想进一步谈谈自己的一些看法。
（1） 笔者上篇文章讲了美团为骑手上社保的来龙去脉和具体方案，很多读者留言说这是被京东逼出来的，很多自媒体文章和小视频也都这么说。其实据我了解，美团一直在酝酿推动这件事，并且是人社部推进新型就业人员社保改革的重点试点单位，为全职骑手上社保早有周全谋划，并不是说被友商逼出来的。
我们看美团发布时间只是比京东晚5小时59分而已，并且美团社保方案覆盖面超百万人（远远多于京东外卖的3万全职骑手），完全落实的话，预计保费需要一二十亿，是公司支出的一个相当大部分。像这样关乎公司基本财务状况的事情，是绝对不可能几个小时内就拍板推出来的，肯定是之前就做足了准备。
对于平台企业给骑手上社保的这个事情，我们应该用鼓励、欢迎的眼光去看，没有必要捧一个、黑一个。但是发网络流量财的人，特意喜欢无限褒扬一个，同时无限抹黑一个，这样才能带动社会情绪，产生舆论效应，比如当年一些网络大V为了捧华为，非得拉一个同行垫背，为了捧娃哈哈，也非得拉一个同行垫背。公平而论，京东虽然是第一个官宣者，但是真的付出巨大真金白银投入的是美团，毕竟外卖不是京东主业务，而是美团的唯一主业。
但凡能够做大做强的企业，都是经过社会道德筛选的，经过亿万人民考验的，如果一个损害公众利益、缺德的企业能够做成世界知名企业，首先不是这个企业有问题，而是我们社会有问题。所以，我们要对我国的企业有信心，不要动不动就去制造对立面，这是一种不好的风气，对经济良性发展很不利。
（2）有人说你们这些企业才给骑手上社保，早干什么去了，说明你们一直是逃避责任的无良商家。其实呢，笔者认为我们应该首先理清这个问题发生的顺序或机制。这个问题产生的基础是，数字科技企业或新型服务类企业创造了新的就业机会，根据全总刚刚做过的职业调查，新型就业形态人员大概有8400万，其中多数是它们创造的。
等于是说，平台经济的产生，让全社会城镇就业扩容，让这些中青年从过去的农业、建筑业或制造工厂转移到服务业中来，从低收入或高生产风险的领域转到一个相对高收入和安全的行业（有人说当骑手也不安全，但是至少比在工地或钢炉下工作安全），这本质是一个进步，是平台为社会创造的一个贡献。当然我们不否认平台企业管理有问题，功劳是功劳、问题是问题，有功劳不代表可以有理由拒绝改正问题。
正是因为平台企业为让劳动力进入城市，进入待遇标准更高的服务业，大家才对新型就业人员的社会福利问题关注起来。如果他们继续当农民或建筑工，躲在城里中产关注不到的角落里，大家可能会继续漠视这个问题。
所以，这本质是在一个更高发展阶段，产生的一个新的问题—平台企业基于技术给社会带来福利的同时，又随之而来的另一个问题。如果平台企业能在创造了就业机遇同时，又解决了福利问题，那它们将很伟大，毕竟这是惠及几千万人及其背后一两亿人口规模的家庭。我们应该用发展和实事求是的眼光看这问题，而非是站在道德制高点去倒推企业原罪。
（3）有人说不是骑手需要社保，而是社保需要骑手，笔者也并非完全同意。最新的数据是，2024年6月底全国社保累计结余8.8万亿元，全国社保基金2000年成立以来平均收益率是7.3%，在全球属于较高水平，高于美国的 CalPERS和日本的GRIF。当然我国社保市场化运营起步很晚，资金管理规模跟西方发达国家这些经营了上百年的社保基金没法比，但是增长情况还是不错。
从国家层面讲，如果大家都不缴纳社保金，它永远不需要承担养老负担，也就不会担心社保亏空问题——封建王朝或非洲穷国都不会有这个问题。所以，对任何国家的政府而言，纳入社保人群增加，大概率是坏事，因为它需要承担更多风险和义务，要把养老金做大做强。
所以，不是社保需要骑手，而是骑手需要社保，它们真地需要更长远的保障，一两百元的城乡基本养老金不够支撑他们的养老。
（4）消费者的责任不可回避。很多人鄙视平台给骑手上社保，认为羊毛出在羊身上，必然会提高外卖费用，最终由消费者买单。笔者认为，企业不能乱涨价，慷他人之慨，但是根据成本适当调整产品服务价格也是正常市场规律。
我们还应该看到，在平台灵活就业经济这个生态中，以城市中产为核心的消费群体也是主体受益者之一，他们充分享受了低人权、低福利红利，以至很多人都认为做中国的中产性价比最高，我们享受的生活便利度都是因为支付了超低价格获得的。既然中产关注低收入人群的福利问题，适当为享受的服务增加一点支出，让底层的劳动回到应该有的价格，也是改善劳动者待遇中不可缺少的一环。消费者本身就是既得利益者，不能只愿意打抱不平，而不愿意有实际利益让渡。
（5）对给灵活就业人员交社保的问题，一定要依照劳动相关的法律进行，以及参考国际新的判例经验，不可搞无限道德加码，以及竭泽而渔。人类近现代利益分配历史表明，底层待遇或福利问题，最容易被群体无意识地道德化，社会情绪化，以及解决方案民粹化。平台就业多数是灵活就业，不是劳动关系，根据全世界社保的权责原则，有且仅有劳动关系才能与社保挂钩。很多人嫌平台企业做的不够，要求他们为所有就业人员都应该交社保，这是违背了法律的良好意愿。
一方面任何一个企业都吃不消，京东一年利润两三百多亿，财大气粗还好，像达达这种小企业，如果为骑手都交社保，一年社保费就需要两年以上的利润；另一方面，如果真地是把灵活就业转化为强制性、约束性的劳动关系，这也可能违背了很多灵活就业者的初衷，它们就是为了逃脱约束、强制的工作模式而打零工的。企业该负的责任不能回避，它有义务为构建和谐劳动关系做贡献，不过也不能无限延伸企业的责任。
灵活就业人员社保问题是个很严肃的政策科学问题，应该在尊重劳动者诉求基础上，在人社部门及业内专家的指导下，有序进行。灵活就业劳动者才是这个问题的主角，媒体应该多关注他们的意见，最近一些非专业意见领袖和搅局企业，其言行难免有迎合网络情绪或哗众取宠之嫌，不利于劳动者福利问题的最终解决。
（6）提高灵活就业参保率，以及扩充社保参与规模，笔者认为不能仅仅靠督促企业，还要改革社保机制，这个对于解决问题更有根本性。2023年中国青年报社社会调查中心对1502名灵活就业者做了个调查，结果显示，参保率过低的最大原因是缴纳费用过高（55.7%），然后依次是增加个人收入（33.2%）、社保转移接续手续复杂（32.4%）、用人单位不给办理（20.8%）、纯粹不想交（4.9%）。
我国社会总费率相当于工资收入的40%左右，而OECD国家在23%左右、金砖国家在26%左右，所以，无论企业还是个人都缺乏缴纳主动性。比如按照北京人社局2024年的规定，灵活就业人员三险最低缴纳标准是1882.02，如果灵活就业人员选择自己参保，一年的话就要交22584元，这对于处于总体上处于中底层的灵活就业人员来说不是一笔小数目，当年全北京市城镇居民人均工资性收入才58692元，社保支出已经相当于工资的38.4%了。
人社部副部长李忠22日在第十一届全国社会保障学术大会上也坦诚认为，目前一部分农民工、灵活就业人员、新业态从业人员，“参不起、不愿参、不便捷并存”，需要积极研究完善降低门槛，给予参保补贴等相关政策措施，尽可能地把他们纳入社会保险覆盖范围。
如果我国的社保缴纳比例降到20%左右，也就是月缴费额降到1000元左右，我们相信企业和个人都参保意愿会大大提高。笔者认为应该加大国有资本化玻社保的力度，以及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增加对社保方面的补贴，以减少企业和个人负担。
另外，我国社保碎片化，也是参保率不高的原因，过去社保都是县市统筹，全国社保金被分割到2300多个单位，到2020年底才实现省级统筹，但是距离建立与市场经济匹配的全国服务管理一体化的目标还很远。继续改变行政区块之间的壁垒，化解在上海交了社保，回江苏老家不能用的困境，也有助于灵活人员积极参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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