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笠摔死在岱山困雨沟，这是现在公认的说法，但是笔者看了沈醉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写的《我所知道的戴笠》，却发现他写的是“戴山”而不是“岱山”：“专机撞的山叫戴山，山腰上有一条水沟叫困雨沟，在戴山山脚下有一座不大的戴家庙。”

戴笠字雨农，这一点大家都知道，“戴山”为什么时候改名“岱山”也很不好说，如果那座山下确实有戴家庙，那么就能肯定沈醉的描述是正确的。

不管是岱山还是戴山，这么多巧合凑在一起都大有文章：戴笠是蒋家首席特务，沈醉也当过特训班教官，他们都知道世上根本就没那么多巧合，所以戴笠“死”在戴上，极有可能是一个精心设计的局——连沈醉也未必能确定戴笠墓里埋的就是戴笠。

沈醉最后看到的“戴笠”是这样的：“左边臼齿上下镶有六个金牙，右手和小腿已找不到，从夹得紧紧的左膀内所存留的残破衣片也可以断定是他生前穿着的衣服。”

在没有DNA检测的1946年，即使是受过美特培训的军统特务，也只能从牙齿和衣服来判断死者身份。

以戴笠当时的权势，要找一个同样镶有六颗金牙的替身并不困难，困难的可能是找一个身高和体型乃至右手完全一样的人却不容易——戴笠枪法不如沈醉，但他毕竟也是个枪迷，平生最爱的“三件宝”，第一是学生，第二是手枪，第三是汽车，整天握手枪的人，右手肯定跟一般人不一样。

戴笠的右手没了，小腿也没了，那半截焦炭唯一跟戴笠相像的居然是六颗假牙，沈醉事后调查发现，戴笠等人并非摔死而是烧死的，所以戴笠缺手断脚是不合常理的：“根据当时的情况来看，飞机撞在山上后并未完全毁坏，由于汽油着火，才把所有的人烧死。”

既然飞机保存还算完好，其他如龚仙舫、金玉波、马佩衡、徐焱等人都能从体型上辨认出来，为什么一定坐在最舒服、最安全地方的戴笠支离破碎？

沈醉说龚仙舫等人还能看出“身材高矮肥瘦”，只有戴笠面目全非，戴笠死后，很多人的表现也令人大跌眼镜：“都正在暗中庆幸，他们所担心怕出问题的财产，也都可以稳稳落入自己手中……甚至军统内部一些人莫不人心大快。”

戴笠干了半辈子特务工作，最后众叛亲离，那些军统高官下了戴山的第一件事就是到酒店大吃大喝，沈醉说只有他自己吃不下，那就是说其他人都很畅快。

毫无疑问，戴笠做人很失败，他就是不撞戴山，也活不多久了，这一点戴笠十分清楚，被他称为“念观兄”的文强（时任军统局东北办事处处长兼任东北行营督察处处长、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督察处中将处长）在《戴笠其人》一书中记录了戴笠“出事”前的惶惶不可终日。

据文强回忆，戴笠是看到老蒋的一封电报后才出现了反常：“他在临死前的一段时间里，精神非常烦恼苦闷，唯恐蒋介石将他一脚踢开。他曾说过‘伴君如伴虎’，他这个做奴才的也不是一帆风顺，几次到了要被‘赐死’的关头。”

戴笠跟文强说这些话，显然是预感到老蒋这回是真的要将他“赐死”了，前四次因为有人求情才幸免一死，这次恐怕是万难逃脱了。

文强说要不是老蒋此前手下留情，“戴笠纵有十个头颅，也早被如剪草芥般割掉了”——文强都能看出老蒋动了杀机，戴笠又岂能看不出来？

文强与沈醉不同：文强直到九十多岁高龄，还在感激戴笠帮他在军统时期就晋升中将，所以在回忆录中极少痛骂戴笠，而作为戴笠的“徒弟”，沈醉骂戴笠，可是毫不留情。

沈醉一开始说自己在戴笠坠机后伤心得吃不下饭，几年后又说戴笠“恶贯满盈，死于非命，这个凶狠残暴的刽子手，便这样结束了生命，这个搞了大半辈子特务活动的恶魔，在暴雨中淋了三天三夜。”

什么叫“死于非命”？书香世家出身的沈醉当然知道这个成语的意思，这四个字后来才用来形容在意外的灾祸中毙命，原文却是出自《孟子·尽心上》：“莫非命也，顺受其正；是故知命者不立乎岩墙之下。尽其道而死者，正命也；桎梏死者，非正命也。”

桎梏是拘禁犯人的刑具，戴笠死于非命，也就是非正常死亡而被“处置”，能处置戴笠的，可能就只有老蒋了，所以文强在回忆录中留下了这样的记载：“蒋亲自主祭，假惺惺地流了眼泪，家属们嚎啕大哭，毛人凤则挥手制止……”

在淮海战役中以“徐州剿总前线指挥部副参谋长、代参谋长”身份被俘的文强十分倔强，所以直到1975年才最后一批特赦，他跟老蒋的两个儿子关系都很好，在回忆录中不骂戴笠，也极少批评老蒋，但是偏偏在戴笠一事上说老蒋“假惺惺”，肯定是事出有因——戴笠临死前的最后几天，文强一直跟他在一起，戴笠最后一封“乞命电报”，也是文强替他拟定拍发的，但那封电报被毛人凤扣留，并没有转呈老蒋。

参加完戴笠的追悼会，文强才知道毛人凤扣押了那份电报，毛人凤给出的理由居然是电报中有些话措辞不当，这就更令人惊诧了：毛人凤一向对戴笠俯首帖耳唯命是从，事关戴笠生死的电报，他为什么敢扣留？戴笠给老蒋的电报，毛人凤只负责转呈，他什么时候有权利对其中文字进行审核了？

作为戴笠最后接触最多的军统中将特务，文强所知道的戴笠行程及目的，跟沈醉描述的并不一致。

沈醉说戴笠当时是想先到上海，请唐生明给他为胡蝶办理与潘有声离婚的手续，好无牵无挂地与胡蝶过半辈子。所以他于3月17日由天津动身，不直接飞重庆见老蒋而先去上海，便是想和胡蝶见一见，住上一两天再走。

文强则是另外一个说法，而这种说法似乎更可信：“戴笠急于飞南京去见何应钦，表面上是汇报关于肃奸及遣送日侨两项工作情况，但骨子里却是为了拖延蒋介石来电促返渝，他想的是出国一游，希望得到何应钦的支持。”

读者诸君可以试想一下，戴笠已经知道自己危在旦夕，又怎么敢像沈醉说的那样，在老蒋电令催促的情况下跑去上海搞什么“结婚”？

沈醉的回忆录虽然不尽不实，但也透露了三个关键信息，其一就是戴笠所乘飞机有问题：戴笠出行，一般都是乘坐中美情报合作所的四发动机巨型运输机，但是1946年3月16日，他由北平出发的时候，坐的却是航空委员会拨给他使用的一架C—47型双发螺旋桨运输机。

航空委员会归谁管，熟悉那段历史的读者诸君当然知道，宋女士为什么一定要给戴笠调配这样一架双发飞机，可能就谁也不知道了。

沈醉提供的第二个信息，是戴笠下葬的时候，脸上戴了一个面具，而那副面具，是根据戴笠的照片画的。

戴着面具下葬，并不是当时的传统，一般面目全非者，都是用白布包好，象征性地画上五官就可以了。

沈醉提供的第三个信息，是毛人凤与沈醉密商，并由替他们包揽工程捞钱的陆根泉密商，搞了一个打不开的坟墓：“决定用水泥炭渣搅拌灌在墓穴内，使棺木与整个墓穴凝结成为一大块，这样便不容易把棺材打开。”

戴笠死的时候，老蒋的败相还不明显，所以怕人毁墓鞭尸之说并不可信，我们有理由怀疑毛人凤和沈醉真正害怕的，是哪天老蒋派人“验明正身”。

文强和沈醉对戴笠之死的回忆有很多不同之处，谁说的准确似乎无法考证，所以戴笠是意外坠机还是被老蒋“赐死”也就成了一个谜，睿智的读者诸君，从沈醉提供的三个关键信息中，是不是也能发现一些秘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