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评价吕布，历来都认为他天性反复无常，桀骜难养。
其最主要的证据，就是他和董卓的关系。
概括起来有两层意思，一是吕布杀丁原、董卓是因其反复无常，二是这种反复无常是其天性如此。
这种认识只看到了事物的表面现象，并没有触及本质，因而是不准确、不科学的。
吕布杀丁原、董卓是因其反复无常，还是有复杂的社会政治原因？
反复无常是天性还是社会政治因素与个人素质综合作用的结果？
毫无疑问，从总的作用来看，董卓是使东汉末期社会更加动荡不安、百姓生活更加水深火热的独夫民贼。
但一开始，董卓并不是以这种形象出现的，他是朝中士大夫集团借以诛除宦官势力的希望所在。董卓本人也是反对宦官专权的。
汉灵帝中平五年(188年)，朝廷征时任并州刺史的董卓入朝任少府，董卓即上书推辞，他说:“凉州扰乱，鲸鲵未灭，此臣奋发效命之秋。吏士踊跃，恋恩念报，各遮臣车，辞声恳恻，未得即路也。辄且行前将军事，尽心慰恤，效力行陈。”
此时的朝廷虽然由于黄巾起义的爆发已下令解除党锢之禁，但宦官仍在专权，董卓拒不入朝，固然是不愿意放弃手中的兵权，但也表示了不愿与宦官势力为伍的态度。
灵帝死后，即位的少帝年仅14岁，由于皇帝幼小，何太后临朝，何太后的哥哥大将军何进与后将军袁隗共辅朝政。
何进秉政后，与宦官集团的矛盾更加尖锐，谋诛宦官而太后不许，乃私呼董卓将兵入朝，以胁太后。
“卓得召，即时就道。”这种与前次推辞截然相反的积极态度，足以反映董卓诛除宦官的政治立场。
除此而外，董卓此次进京，鲜明地打出了反宦官的旗帜，他给朝廷的表章说:“臣伏惟天下所以有逆不止者，各由黄门常侍张让等侮慢天常，操擅王命，父子兄弟并据州郡，一书出门，便获千金，京畿诸郡数百万膏腴美田皆属让等，至使怨气上蒸，妖贼蜂起。臣前奉诏讨于扶罗，将士饥乏，不肯渡河，皆言欲诣京师先诛阉竖以除民害，从台阁求乞资直。臣随慰抚，以至新安。臣闻扬汤止沸，不如灭火去薪，溃痈虽痛，胜于养肉，及溺呼船，悔之无及。”
要彻底铲除宦官势力，根除长在朝廷政治肌体上的毒瘤，这可看作是董卓进京的政治宣言。
诛除宦官在当时无疑是一件得人心的事，它尤其得到朝廷内士大夫集团的支持。
东汉中后期，宦官专政一直是当时社会政治生活中的一大弊端。
宦官的权力非常大，他们“手握王爵，口含天宪”，“举动回山海，呼吸变霜露”。
对他们阿旨曲求者，则有光宠三族之荣；直情忤意者，即遭参夷五宗之祸。
宦官们的飞扬跋扈遭到了朝中士大夫集团的反对，他们同声相求，“互相题拂，品核公卿，裁量执政”，以诛除宦官、澄清政治为己任，因此也遭到了宦官集团的报复。
在桓帝、灵帝时期，宦官们把这些士大夫宣布为“党人”，先后制造了两次“党锢之祸”。这些党人轻者遭终身禁锢，不许为官，重者则身陷囹圄，惨遭杀害。
董卓进京后，“乃与司徒黄琬、司空杨彪，俱带锧诣阙上书，追理陈蕃、窦武及诸党人”，为党人平反昭雪，并恢复他们的爵位，擢用他们的子孙。史载当时染党锢者被举为列卿，“幽滞之士，多所选拔”。
汉阳人周珌任吏部尚书，汝南伍琼任侍中，郑太任尚书，何颙任长史，荀爽任司空，韩馥任冀州刺史，刘岱任兖州刺史，孔伷为豫州刺史，张咨为南阳太守。
可见，董卓反对宦官的态度是得到当时很多人的支持和认可的。
吕布也是反对宦官的。
《后汉书·吕布传》记载，吕布字奉先，五原九原(今内蒙古包头市西北)人，善弓马，有勇力。
并州刺史丁原为骑都尉，屯河内，吕布任其主簿，甚见亲待灵帝崩，丁原受何进召，将兵诣洛阳，为执金吾。
丁原受何进之召，带兵进洛阳，是否与董卓受召同时？其使命是否与董卓相同？回答应该是肯定的。
《三国志·吕布传》对此记载得尤为明确:“灵帝崩，原将兵诣洛阳。与何进谋诛诸黄门，拜执金吾。”
袁宏《后汉纪》也记载，何进劝太后诛除宦官遭拒绝后，袁绍对何进说:“形势已露，将军何不早决？事久变生，复为窦氏矣。”
于是何进以袁绍为司隶校尉，王允为河南尹，乃召武猛都尉丁原、并州刺史董卓将兵向京师，以胁太后。
可见丁原与董卓进京的时间相同，使命相同。
时吕布正在丁原军中，也一定参加了进京除宦官的行动，其反对宦官的态度由此可知。
反对宦官是吕布投靠董卓的政治基础。
在这个基础上，董卓对吕布的争取是实现这种投靠的重要环节。
董卓出生在陇西，性粗猛有谋，膂力过人，以健侠知名。
其手下的军队多由凉州的武勇之士组成，号为天下强勇。
然而董卓进京，除了清除宦官外，还要使天下畏服其所作所为，而要使天下畏服，仅靠手中的凉州兵，力量显得有些单薄。
史载董卓初入京城，“步骑不过三千，自嫌兵少，恐不为远近所服，率四五日，辄夜潜出军近营，明旦乃大陈旌鼓而还，以为西兵复至，洛中无知者”。
董卓大摆疑兵阵，正是其兵力不足的生动写照。
然而摆疑兵阵毕竟只能应付于一时，扩充自己的实力才是长久之计。
为了扩充实力，董卓在兼并了何进及弟何苗先所领部曲之后，矛头自然指向了丁原所领的并州兵。
并州兵在当时是与凉州兵齐名的另一支劲旅。
史载并州太原“人性劲悍，习于戎马。离石、雁门、马邑、定襄、楼烦、涿郡、上谷、渔阳、北平、安乐、辽西，皆连接边郡，习尚与太原同俗，故自古言勇侠者，皆推幽、并云”。
吕布、张扬、张辽等三国名将，当时均在并州军中，为丁原部将。
丁原本人也是一名骁将。
史载他“本出自寒家，为人粗略，有武勇，善骑射。为南县吏，受使不辞难，有警急，追寇虏，辄在其前。裁知书，少有吏用”。
这样一支部队，董卓要想用武力强行兼并谈何容易。
而且，即使强行兼并能够消灭丁原，其结果也是要付出沉重代价，从而使自己实力大大削弱。
这样的结果是董卓不想得到的。因此，他采用了分化的办法，诱使吕布杀掉丁原而并其众。
毋庸讳言，董卓诱使吕布杀丁原，肯定许给他一定的好处，这点从吕布后来在董卓处所受待遇中可得到证实。
除了以利相诱之外，董卓还有没有采用其他手段呢？
这点史书上没有详细记载，但我们可以通过对一些事件的分析看出端倪。
早在桓帝末，董卓就已任并州刺史，兼河东太守。
汉灵帝中平年间，董卓又先后带兵击张角黄巾于下曲阳，征边章、韩遂等于凉州。
此时并州之位出现空缺，丁原正补其空。及灵帝中平六年(189年)，又下令拜董卓为并州牧，令以兵属皇甫嵩。董卓上书言曰:“臣既无老谋，又无壮事，天恩误加，掌戎十年。士卒大小相狎弥久，恋臣畜养之恩，为臣奋一旦之命。乞将之北州，效力边垂。”
于是驻兵河东，以观时变。
董卓上书，虽多推辞之词，但他所推只是以兵属皇甫嵩，从其“乞将之北州”、驻兵河东来看，并没有推掉并州牧之职。此时丁原亦为并州刺史、骑都尉，屯兵河内，出现一州二主的局面。
无论是丁原还是董卓，谁也不会自动放弃并州刺史之职。
因为在此前一年，朝廷由于无力对全国进行有效的行政控制，采纳刘焉的建议，“选列卿、尚书为州牧，各以本秩居任”，开了州牧权重的先河。
担任并州刺史，就意味着掌握了一州的军事、行政大权。
决定董、丁二人谁任并州刺史，或者要进行一场恶斗，或者一方阵营内起变化。
董卓在以利相诱的同时，肯定也要吕布在二者间选择其一。
吕布是反对宦官的，所以当他处在上述选择中时，所考虑的除了自己的利害之外，恐怕还有反对宦官的大局。在诛除宦官这点上，董卓所起的作用显然要比丁原重要。
据史书记载:“何进欲诛中常侍赵忠等，进乃诈令武猛都尉丁原放兵数千人，为贼于河内，称‘黑山伯’，上事以诛忠等为辞，烧平阴、河津莫府人舍，以怖动太后。”
丁原虽与董卓同受何进之召，但他只是在外围骚扰，为诛除宦官制造声势，而董卓却直接带兵进京，可见二者作用的区别。
所以吕布选择的天平自然要向董卓倾斜。
结语综上所述，吕布杀丁原投靠董卓并非简单的反复无常或背信弃义，而是在复杂的政治局势和个人抉择中做出的选择。
这一选择既有反对宦官的政治立场考量，也有个人利益的权衡。
我们不应简单地将其归结为吕布的天性，而应该从更宏观的历史背景和更微观的个人处境来理解这一行为。
这提醒我们，在评价历史人物时，应该避免简单化和道德化，而应该尽可能全面地考虑当时的社会政治环境和个人所处的具体情况，以求得更加客观和公正的认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