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卓为何会在东汉末年的政治舞台上失败得如此彻底？

是因为他寡于学术、崇尚暴力的性格吗？还是由于他过于急切地想要取代汉室？

事实上，董卓的失败源于他试图超越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

在诛除宦官后，他急于向皇权迈进，但既缺乏足够的实力，也未能改变人心中"天命在汉"的观念。

这超前的一步，使他失去了立足之地，也注定了他的覆灭。

那么，董卓的野心又是如何引发各方势力的反对，最终导致他的灭亡呢？

如果董卓把自己的使命仅仅局限于诛除宦官，他在东汉末的政坛上或许还有些作为。

但董卓不是政治家，他寡于学术，是一个崇尚暴力、嗜杀成性的野心家、军阀。

董卓的政治野心萌生于进京途中。史载他到洛阳城西，闻少帝被宦官劫持到北芒，因往奉迎。

“帝见卓将兵卒至，恐怖涕泣。卓与言，不能辞对；与陈留王语，遂及祸乱之事。卓以王为贤，且为董太后所养，卓自以与太后同族，有废立意。”

他在兼并丁原之后，掌握了号称天下强勇、为百姓所畏的并、凉之军，又以匈奴、屠各、湟中义从、西羌八种等胡人军队为其爪牙，自以为天下无人可敌，便开始问鼎皇权。

其标志就是他决意废少立献。

当他的决定遭到袁绍等人的反对后，回答说：“刘氏种不足复遗。”

对此，胡三省评论道：“卓意欲废汉自立。”

可谓一语道破问题实质。

东汉皇权虽已摇摇欲坠，但历史证明，要想彻底取代它，必须具备两个条件。

第一，要有足够的实力。

所谓足够的实力，形象地说，得具有像曹操称王时的力量。

曹操于建安二十一年(217年)称魏王，具有皇帝所应有的权力，享受皇帝所应有的待遇，只差一个皇帝的名号。

此时曹操的实力，手中掌握雄兵百万，天下十五州占有十一个半，只有孙吴、蜀汉两个政权占据三个半州与之对峙，已经没有什么力量能够阻止他称王。

曹操做到这一切，足足用了二十多年。

第二，要有意识形态方面的变化。

东汉时期，由于统治阶级的提倡，皇帝君权神授、天子应天受命的观念深入人心。

汉末，冀州刺史王芬等人谋与曹操一起废灵帝，曹操拒绝说：“夫废立之事，天下之至不祥也。”

“今诸君徒见曩者之易，未睹当今之难。”

曹操所说之难，当包括天命在汉的观念难以动摇之意。

而天命在汉观念的动摇绝非一朝一夕之事，意识形态的变化是一个缓慢的过程。

所以，直到曹氏代汉的前夕，宣扬天将弃汉的舆论工作一直没有停止。

这两个条件，董卓当时一个也不具备。

他在诛除宦官之后继续向前迈进的一步，超越了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

这超前的一步，使他失去了脚踏实地的根基，也决定了他必将跌得粉身碎骨。

董卓试图代汉的行为，在当时确属冒天下之大不韪。此举一出，立刻招致众人的反对。

京兆尹盖勋给董卓写信说：“昔伊尹、霍光权以立功，犹可寒心，足下小丑，何以终此？贺者在门，吊者在庐，可不慎哉！”尚书卢植当面反对说：“昔太甲既立不明，昌邑罪过千余，故有废立之事。今上富于春秋，行无失德，非前事之比也。”

司隶校尉袁绍的反应更加激烈，史书这样记载袁绍与董卓争论的情形：

卓议欲废立，谓绍曰：“天下之主，宜得贤明，每念灵帝，令人愤毒。董侯(指刘协)似可，今当立之。”绍曰：“今上富于春秋，未有不善宣于天下。若公违礼任情，废嫡立庶，恐众议未安。”卓案剑叱绍曰：“竖子敢然！天下之事，岂不在我？我欲为之，谁敢不从！”绍诡对曰：“此国之大事，请出与太傅议之。”卓复言“刘氏种不足复遗”。绍勃然曰：“天下健者，岂惟董公！”横刀长揖径出。

所有反对董卓的人迅速结成了两条战线：

一条是以袁绍为首的公开的战线。

袁绍和董卓吵翻后，来到冀州，以渤海太守的名义公开起兵反董。

其从弟后将军袁术、冀州牧韩馥、豫州刺史孔伷、兖州刺史刘岱、陈留太守张邈、广陵太守张超、河内太守王匡、山阳太守袁遗、东郡太守桥瑁、济北相鲍信等同时俱起，众各数万，结成反董同盟，推袁绍为盟主。

另一条是隐蔽的战线。

这条战线反对董卓，主要采取两种方式。一种是秘密配合公开的反董战线。

如侍中周珌、城门校尉伍琼、议郎何颙等人，都是当时的名士，深得董卓信任，但他们都暗地里帮助袁绍。

袁绍跑到冀州，董卓本想派兵缉拿之，而周珌等人却对董卓说：“夫废立大事，非常人所及。绍不达大体，恐惧出奔，非有他志。今急购之，势必为变。袁氏树恩四世，门生故吏遍于天下，若收豪杰以聚徒众，英雄因之而起，则山东非公之有也。不如赦之，拜一郡守，绍喜于免罪，必无患矣。”

结果董卓不但没有捉拿袁绍，反而拜其为勃海太守，使得袁绍能以勃海太守的名义起兵。另一种是对董卓实施暗杀。

《三国志》卷6《魏书·董卓传》注引谢承《后汉书》记载：

伍孚字德瑜，少有大节，为郡门下书佐。……稍迁侍中、河南尹、越骑校尉。董卓作乱，百僚震栗。孚著小铠，于朝服里挟佩刀见卓，欲伺便刺杀之。语阕辞去，卓送至中，孚因出刀刺之。卓多力，退却不中，即收孚。卓曰：“卿欲反邪？”孚大言曰：“汝非吾君，吾非汝臣，何反之有？汝乱国篡主，罪盈恶大，今是吾死日，故来诛奸贼耳，恨不车裂汝于市朝以谢天下。”遂杀孚。

董卓徙都长安后，荀攸、郑泰、何颙、种辑、伍琼等也谋划过对董卓实施刺杀，这些行动虽均失败，但它反映出当时反对董卓代汉的斗争是多么激烈。

应当指出，在董卓实行废立之初，吕布并没有参与反董的活动，两条反董战线均与吕布无涉。

但日益激烈的斗争不可能对吕布没有触动，是站在董卓一边助纣为虐，还是参加反董战线，这是吕布必须作出的选择。

吕布最终选择了反董，因为他也反对董卓代汉自立的行径。

之所以这样说，主要有以下几个理由：

第一，就在反董斗争激烈进行之际，吕布和董卓之间产生了裂痕。

史载“卓性刚而褊，忿不思难，尝小失意，拔手戟掷布。布拳捷避之，为卓顾谢，卓意亦解。由是阴怨卓。卓常使布守中，布与卓侍婢私通，恐事发觉，心不自安”。这个记载历来被人们认为是促使吕布杀董卓的根本原因。到后来，这个记载甚至被演绎成王允利用美女貂蝉离间董卓与吕布关系的故事。笔者以为，上述记载可能是导致吕布杀董卓的原因之一，但不能看作是根本原因。不过这个记载倒确实反映了吕、董之间关系的裂痕。原来董卓与吕布的关系是“誓为父子”，现在是董卓因吕布小有失意便投戟相刺，大失为父之慈；吕布因守中之便与父之婢女通奸，少有为子之顺。父子关系荡然无存。

第二，就在反董斗争激烈进行之际，吕布和隐蔽的反董战线关系密切。

王允是董卓迁都长安后隐蔽反董战线的代表人物。他一开始隐蔽得极深，当董卓迁都关中时，王允“悉收敛兰台、石室图书秘纬要者以从。既至长安，皆分别条上，又集汉朝旧事所当施用者，一皆奏之”。当时董卓尚留洛阳，“朝政大小，悉委之于允。

允矫情屈意，每相承附，卓亦推心，不生乖疑”。但王允从骨子里是反对董卓的，后来董卓对此似乎有所察觉。王允曾向董卓推荐护羌校尉杨瓒行左将军事，执金吾士孙瑞为南阳太守，让他们带兵出武关，名义上是讨袁术，实际上是要分路讨董卓，而后奉献帝还洛阳。董卓并没有把杨瓒和士孙瑞派出，而是“疑而留之”。

还有一次，董卓问王允谁可任司隶校尉，王允便推荐盖勋。盖勋反对董卓废少立献已见前述。董卓当即就说：“此人明智有余，然不可假以雄职。”便派其任越骑校尉，不久又对他典领禁兵不放心，改任他为颍川太守。可见董卓对王允产生了怀疑。

就吕布和董卓的关系而言，他不可能不知道董卓对王允的怀疑，然而他却和王允过从甚密。史载“司徒王允以布州里壮健，厚接纳之。后布诣允，陈卓几见杀状。时允与仆射士孙瑞密谋诛卓，是以告布使为内应”。像差点被董卓所杀这样的事吕布都向王允诉说，密诛董卓这样的大事王允竟敢约吕布参加，如果不是过从甚密是难以想象的。

第三，吕布反对董卓代汉自立，可以在其他事件中找到旁证。

建安二年，袁术在淮南称帝，置公卿百官，郊祀天地。他派使人将此事告知吕布，并请求吕布将女儿嫁给自己的儿子。吕布没有接受，并把袁术的使臣执送许昌斩首。

《三国志》卷7《吕布传》记载得较为详细：

术欲结布为援，乃为子索布女，布许之。术遣使韩胤以僭号议告布，并求迎妇。沛相陈珪恐术、布成婚，则徐、扬合从，将为国难，于是往说布曰：“曹公奉迎天子，辅赞国政，威灵命世，将征四海，将军宜与协同策谋，图太山之安。今与术结婚，受天下不义之名，必有累卵之危。”布亦怨术初不己受也，女已在涂，追还绝婚，械送韩胤，枭首许市。

从上述记载看，吕布反对袁术称帝是陈珪劝说的结果。当然不能否定陈珪劝说的作用，但如果吕布认准了的事，他是不大能听进别人的意见的。

如曹操征讨吕布，陈宫劝吕布主动出击，以逸待劳，吕布拒不接受。吕布的盟友萧建受臧霸的攻击，吕布要亲自率兵讨伐臧霸，部将高顺谏曰：“将军躬杀董卓，威震夷狄，端坐顾盼，远近自然畏服，不宜轻自出军。如或不捷，损名非小。”布不从。

吕布听从陈珪的意见，说明他最终还是反对袁术代汉称帝的。孙权曾说：“老贼欲废汉自立久矣，徒忌二袁、吕布、刘表与孤耳。”孙权所说“老贼”即指曹操。吕布既然反对袁术、曹操等人称帝，反对董卓代汉自立也应无可置疑。

吕布最终选择反董，不仅仅是因为与董卓的个人恩怨，更重要的是他也反对董卓代汉自立的行为。

从吕布与王允的密切关系，到他后来拒绝袁术称帝的请求，都印证了这一点。

吕布虽然性格多变，但在维护汉室正统这一问题上，他的立场是一贯的。

董卓的失败，正是因为他低估了包括吕布在内的各方势力对汉室的忠诚。

这个教训告诉我们，任何政治野心家如果想要颠覆一个根深蒂固的政权，都必须充分考虑历史条件和民心所向，否则必将重蹈董卓的覆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