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十三年（1924年）国民党党章里规定，全国代表大会得每年开一回。照这么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就该民国十四年（1925年）1月开。可那时候，冯玉祥刚发动北京政变不久，冯玉祥发电报请孙中山到北边来主持大事儿，这么着，“二大”就往后拖了。孙中山到北边后就病得起不来了，民国十四年（1925年）3月12日在北京去世了。党内一下子没了有魅力的领袖和导师，最高权力谁来接就成了大家都瞅着的事儿。从这时候起，“党统”的争斗也就冒出来了。

孙中山活着的时候，廖仲恺和胡汉民就像是他的左膀右臂。在廖仲恺和胡汉民这俩人里，孙中山更看重廖仲恺。廖仲恺在国民党里那可是难得的理财行家，做事有魄力，胆子大，敢担事儿，看事情看得长远。民国十三年（1924年）国民党改组的时候，廖仲恺的功劳那是最显眼的。可是呢，孙中山虽然看重廖仲恺，但他在前面带兵打仗的时候，后方留守这么重要的职位，却给了胡汉民，没给廖仲恺；他要去北边的时候，代理大元帅这个位子也给了胡汉民，没给廖仲恺。听说当时有好事的人就问孙中山：代理大元帅的职位为啥给胡汉民不给廖仲恺呢？孙中山就回答说，我要是把大权交给胡汉民，廖仲恺能服从；要是把大权给了廖仲恺，那胡汉民肯定不服气，广州可就不得安宁喽。

孙中山去世了之后呢，胡汉民最有希望成为孙中山革命事业的接班人。跟胡汉民争的人除了廖仲恺，还有汪精卫。廖仲恺心里明白自己不是胡汉民的对手，就把汪精卫推到前面去了，自己躲在后边。汪精卫在国民党里的地位比起胡汉民从“留守”变成“代帅”，廖仲恺从省长变成财长来说，要低那么一点。不过，孙中山去北方的时候，让汪精卫在身边伺候着。在北京病得很重的时候，还让汪精卫代替他处理国民党和北方军政那些官僚之间的关系。汪精卫不光能代表孙中山对外边说话，还是总理遗嘱的执笔者。就因为这样，汪精卫也有了想当接班人的心思。

争接班人的时候，鲍罗廷的支持那可太重要了。孙中山活着的时候对鲍罗廷特别信任，聘他当政治顾问，还让他掺和高层的决策呢。孙中山一死，鲍罗廷在国民党里的地位就更不得了。张国焘说起当时鲍罗廷的特殊地位是这么讲的：“他在国民党里，不是党员，还是个外国人，职位也就是个政府顾问，可他一说话，那力量是能拍板定事儿的。”他凭着中央政治委员会顾问这个身份，耍着自己高明的手段，在孙中山死后的广州，差不多就担着实际的领导担子。

胡汉民比较刻薄，心眼小得很，心里头弯弯绕绕太多了。往坏了说呢，得罪了不少人；往好了说呢，党内同志也没几个信他的。那些带兵打仗的，像粤军的许崇智，跟他就是死对头，根本没法在一块儿；湘军的谭延闿、滇军的朱培德对他，也是讨厌的地方多，喜欢的地方少。在文人里头，“胡戴交恶”“胡廖交恶”，这事儿早就传得沸沸扬扬了。

汪‍兆铭

汪精卫就在鲍罗廷、廖仲恺这些人的支持下，把许崇智、朱培德、蒋介石这些军人拉拢过来，私下里搞了个政治联盟，一块儿去孤立胡汉民。民国十四年（1925年）7月1日，广州国民政府成立。在鲍罗廷支持下，汪精卫被推举成了国民政府主席，还兼着军事委员会主席。胡汉民被推举成了外交部部长，可这就是个有名无实的头衔。为啥呢？因为那时候的国民政府还没被列强承认呢，这“外交部”就是个空架子衙门。

胡汉民哪能甘心就这么失落呢，就琢磨着和党内那些“右派”搭伙，去反击汪精卫。可谁能想到，8月20日廖仲恺让人给刺杀了，这么一来，他那计划不但没成，还被汪精卫给算计了。

廖案出了之后呢，汪精卫、许崇智还有蒋介石这三个人就搞了个特别委员会。这个委员会是干啥的呢？就是专门负责捉拿凶手那些事儿的，还“把政治、军事还有警察方面的所有大权都给了它，让它来应对当时的局势”。汪精卫寻思着，胡汉民虽然在法律上没啥责任，可在政治上得负责任，于是就打发胡汉民到苏俄去“养病”，顺便考察考察。

“西山会议派”就是这么个存在。这派是特定历史时期冒出来的。他们就像一群自行凑在一起，有着别样心思的一伙儿人。在当时的局势下，这伙人凑在西山那块儿开了些会，弄出些和大方向不太合拍的事儿来。反正就是这么个西山会议派，在那段历史里头占了那么一席之地，被人们这么称呼着。

汪精卫借着廖案来排挤胡汉民，这可在不少国民党的“老资格”里头掀起了风浪。《邵元冲日记》里记载：廖案出了以后，在上海的戴季陶、孙科、叶楚伧、刘芦隐还有邵元冲这一帮人，都对汪精卫的做法和他这人特别愤慨，觉着“这一回这么大的案子啊，实际上就是汪精卫想把胡汉民给弄下去，所以编了好些个罪名弄成这案子，好让自己能取而代之。他这人又阴险又狡诈，从古到今都少见，戴季陶痛心这人这么狡猾刻薄，难受得大哭，坐一块儿的人也都跟着叹气”。没过多会儿，邵元冲又知道广州那边对林森、邹鲁、谢持、许崇智这些人也有排挤的意思了。他在日记里感叹说：“广东那边自家人互相整得越来越狠了，最先干这事儿的人，他得担啥责任哟！”

谢持

那时候，在上海凑到一块儿的国民党“老同志”有谢持、叶楚伧、茅祖权、邵元冲、沈定一、戴季陶、覃振、孙科这些人。为啥这批人凑一块了呢？除了对“联俄容共”的政策有不一样的看法之外，都看汪精卫不顺眼，这也是他们搞到一起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他们为啥对汪精卫不满呢？不是因为汪精卫有多“左倾”，更多的是从“朋友之间的道义和信用”这方面去指责汪精卫的人品。就像戴季陶给广州发电报的时候，一个劲儿地说“朋友之间的道义和信用”，觉得汪精卫“不应该刻薄地对待展堂”，还骂汪精卫这人“狡猾刻薄”。

原本，在国民党里头，汪精卫和胡汉民这俩人的口碑，一个是“长厚”，一个是“刻薄”，这对比明晃晃的。哪能想到廖案这事儿之后，形象整个儿颠倒过来了。其实，那些指责汪精卫的人，也不全是“同情”胡汉民的，这里头啊，保不齐就有自己的小算盘。就拿邹鲁来说吧，那时候刘震寰和杨希闵带着滇桂军管着广州的财税呢，邹鲁主持广东大学，靠着和刘震寰的私人交情，分得了几项税捐。国民政府一成立就想法子统一财政，广东大学包着的那些税捐也一块儿被财政部收走了。邹鲁就因为这个对汪精卫心里老大不满，到处放话攻击汪精卫，汪精卫就免了邹鲁的校长职务。这俩人就这么一天天的仇怨越来越深了。

廖案发生后没多久，许崇智就让蒋介石给逼得离开广东了。这事儿原本和汪精卫没直接关联，可许崇智呢，他恨蒋介石的时候，好像更没法原谅汪精卫。在许崇智眼里，汪精卫能当上国府主席，他可是有“拥戴”的大功的。蒋介石敢赶走他许崇智，肯定是先得到汪精卫同意了。汪精卫不但不阻拦，还落井下石，所以许崇智对汪精卫气极了。

那些看不惯汪精卫的人一下子就凑到一块儿去了。在民国十四年（1925年）11月下旬的时候跑到北京西山那块儿集会了，就弄出了个“西山会议派”。这“西山会议派”主要有三个想法：第一个就是瞅汪精卫不顺眼；第二个呢，对“联俄容共”这个政策有意见；第三个就是对中政会“僭越”这事心里头不舒坦。

国民党改组后，新党章里说党的最高权力机关是中央执行委员会。孙中山想摆脱中执会里好些保守的国民党“老同志”的牵制，就在民国十三年（1924年）7月弄了个中央政治委员会（大家都简称“中政会”）。这中政会在国民党党章里可没什么法理上的根据。孙中山活着的时候，党内也有人对设这个中政会有疑问，不过因为是孙中山亲自操持的事儿，有疑问的人也不敢明着反对。孙中山一死，中政会实际上就成了党的最高权力中心。随着中政会权力越来越集中，中执会的权力就被大大削弱了。那些被冷落的“老同志”心里特别不高兴，反对中政会的声音也就冒出来了。

西山会议派喊着“分共”的口号，以前，学术界对西山会议派的看法，大多就盯着它“分共”“反共”这方面，有意无意地就把国民党内权力斗争那一面给忽视了、遮盖住了。西山会议除了决定把共产派在国民党里的党籍取消之外，还决定把中央政治委员会取消，把鲍罗廷的顾问职务解除了，还要弹劾汪精卫呢。指责鲍罗廷和汪精卫主要的“罪名”是啥呢？就是“利用政治委员会来控制中央执行委员会”。鲍罗廷在政治委员会里把大权都揽在自己手里，汪精卫一遇到事就听鲍罗廷的，结果就成了“看不到广州中央执行委员会，看不到国民政府，只看到鲍罗廷一手包办的政治委员会”。

西山那集会名义上是要另外开个国民党一届四中全会呢。会上通过了些议案，宣称要跟共产派分开，取消共产党员在国民党里的党籍；还停止广州中央执行委员会的职权，把中央党部挪到上海去；把汪精卫的党籍开除6个月，解除他中央执行委员的职务；把鲍罗廷也给解雇了。

广州中央一听到“西山会议”的消息，马上就给国民党各级党部发通电，说西山开的那个“一届四中全会”是“不合法”的，参会的那些人都是“反动派”。西山会议派也不服软，民国十四年（1925年）12月14日就在上海正儿八经地弄了个中央党部机关。西山会议派另搞个中央这事儿，让国民党改组后第一次真的分裂了。一下子，广州有个“中央”，上海也有个“中央”，两边都争着说自己是“正统”，还互相骂对方是“不合法”的，是“反革命”的。

民国十五年（1926年）1月1日到20日，国民党在广州中央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国民党的历史里，广州的这个“二大”有它独特的地儿。第一，这大会是汪精卫主持的；第二，鲍罗廷在背后可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第三，中共的人在这个大会上特别活跃。这大会在国民党的历史上，算是最激进的一次大会了。

国民党“二大”前后的那段时间是汪精卫在党内最风光的时候，就像他的黄金时代似的。汪精卫在广州中央当领袖的时候呢，到了这个时候，他向左倾靠的程度那也是到顶儿了。鲍罗廷这人可以说就是整个大会背后出主意的主儿。广州“二大”通过的那些宣言还有决议案，很明显被苏俄和中共的意识形态给影响了，从那语言和修辞上都能看出被影响的印子来呢。

吴永珊

在出席大会的265个代表里头，共产党员到底有多少呢？说法那可多了去了。有人说有150多号人，有人讲有八九十人，也有人说六七十人，还有人觉得是四五十人。这些说法差得可不少，不过都认定中共的人在大会上那是相当扎眼。大会秘书长是共产党员吴玉章来当。大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呢，是由邓泽如、林祖涵、林森、毛泽东、谭平山这5个人凑成的。林森不在广州，实际上就没掺和这事，剩下那4个人里有3个是中共党员。大会报告的时候，林祖涵、董必武、吴玉章，他们分别报告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准备工作、代表资格审查工作还有大会秘书处的筹备工作。再说那有关政治、军事、财政和北方政治情况的4个主要报告，共产党员做了其中1个报告。在国民党中央组织工作的7个报告里，4个报告人是共产党员。14个省市的党务报告，6个省市是共产党员做报告。就连12个海外党务报告人里，共产党员也占了3个。大会指定了些个委员会审查各种报告，审查中央组织部报告的委员会委员16个人，其中10个是共产党员。闭幕式上9个人演讲，5个是共产党员。来参加大会的共产党员通过“党团”组织，在大会上统一安排言论和行动，可把那些纯粹的国民党代表弄得又不安又害怕。

广州“二大”选出了新一届的中委，总共80人。这80人里，中央执行委员有36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是24人，中央监察委员有12人，候补中央监察委员是8人。这里面共产党员有15人。

民国十五年（1926年）2月10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开会。维经斯基在会上是这么评价中共在国民党里的影响的。他讲：“共产党啊，其实是在领导国民党呢。小小的共产党在国民党的机构里，搞国民党的组织和发展。”他还说：“搞得咱们时不时就寻思，咱在国民党里的影响是不是太大了。从那边来的同志都着重说，共产党的影响太大喽，两党之间的界限都快分不清了。差不多所有的领导权都在共产党人手上呢。咱们在那边的同志就问了，是不是该让国民党从共产党的影响里解脱出来，多点自由呢？”维经斯基的话可能有点夸张，可中共在国民党里的影响确实是大大变强了。

广州“二大”开完没多久，西山会议派就在上海也搞了个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1926年3月29日到4月10日），还另外弄出了一个中央执行委员会。上海这个“二届中委”一共76个人，这里头，中央执行委员有25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有39人，中央监察委员7人，候补中央监察委员5人。

广州“二大”那左倾气氛可浓烈了，上海“二大”完全是另外一种样子。张继在大会开幕的时候就着重讲：“中国国民党，主张的是全中国的人都起来救中华民国。说直白点呢，这是国民革命，可不是阶级战斗；中国搞的这个革命，是建立国民国家的事儿，可不是要跟世界各国打仗，除了要得到那些弱小民族的支持，也得让那些不搞侵略的民族同情才行。说简单点，这是中华民国建立国家的运动，不是世界革命，也不是国际革命。”

西山会议派打一开始，就因为参加会议的中央委员没达到法定人数，党统合法性这事儿可把他们给折腾坏了。上海的“二大”呢，比广州的“二大”开得晚，这就更不占优势了。这伙人没军队、没地盘，也没财源，就是一群不得志的文人政客凑到一块儿的上海中央，明显跟广州中央没法比呀，就连维持日常机构运转的党务经费都不好凑。西山会议派里头还缺个能站出来一吆喝，大家就都跟着响应的领头人呢。他们这些人成分可复杂了，来参加的人，想捞权位的心比信仰主义的心可重多了，有些人就是拿“反共”“分共”当幌子，就盼着能谋个一官半职呢。

西山会议派是反汪拥胡的，可胡汉民呢，他对西山会议派搞“另立中央”这一套可不认同。胡汉民那党性和党统观念强得很，西山会议派公开分裂国民党的时候，他想都没想，就站到广州中央那头去了。

广州开“二大”，上海也开“二大”，这俩会同时开，这就是国民党里头左右两边的人，因为在“容共”还是“反共”的政策上有不一样的想法，再加上派系之间争权夺利，结果就造成“党统”分裂了，这就是个表现。打这以后的一年半时间里，这种不一样的想法和争来争去的情况变得更厉害了。

国民党开“一大”的时候，蒋介石没被选成中央委员。到了“二大”呢，蒋介石头一回当选为中央委员，接着又陆续兼任中央常务委员会委员、政治委员会委员、军事委员会委员还有国民革命军总监这些职务。那时候，在一般代表的心里，蒋介石和汪精卫就像是两个重心，蒋介石管军事，汪精卫管政治。有不少人都已经觉着，汪蒋俩能不能毫无嫌隙地合作，这事儿可不好说。

“二大”之后，蒋介石觉着自己“高处不胜寒”，心里老是担惊受怕的。民国十五年（1926年）3月20日那天，蒋介石瞅着自己当校长时坐的那艘“中山舰”好像有啥“异动”的样子，就疑心起来了，还错误地断定是汪精卫、苏联顾问季山嘉和中共一起搞了个倒蒋的阴谋呢。这么着，他就宣布紧急戒严了，这就是有名的“中山舰事件”。这事儿发生以后，汪精卫本来想弄个反蒋同盟来反击蒋介石的，可苏联顾问不支持他，结果汪精卫一气之下就跑到国外去了。这下蒋介石没费啥劲儿就把广州中央给掌控住了。4月16日，蒋介石接了汪精卫的班，当上军事委员会主席了。6月5日呢，蒋介石又当上国民革命军总司令了。到了7月6日，蒋介石被推举成国民党中常会主席了。

蒋瑞元

学界里大伙都这么看，说蒋介石在民国十三年（1924年）当上黄埔军校校长，这就是他“发迹”的标志了。没错，黄埔军校确实是蒋介石事业的根基，也是他后来能“冒头”的重要依仗。不过呢，这黄埔军校的重要性和影响力，那是过了一两年之后才慢慢显出来的。民国十三年（1924年）他刚当上校长那会，还不能说就真的“起来”了。在中华革命党那时候，在总理身边当辅佐的核心干部是五个部的部长，这里头可没蒋介石；到了中国国民党时期，民国十二年（1923年）1月的时候，辅助总理的参议有21个人，蒋介石没在里头；民国十二年（1923年）10月，成立了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加上候补委员一共19个人，蒋介石也不在；民国十三年（1924年）1月，国民党第一届中央执行、监察委员会，委员和候补委员加起来51个人，蒋介石不在其列；民国十三年（1924年）7月，孙中山搞了个更核心的中央政治委员会，最开始指派胡汉民、汪精卫、廖仲恺、邵元冲、谭平山这5个人当委员，这里头同样没有蒋介石。

孙中山活着的时候，挺看重蒋介石军事上那两下子的，可没太把他的政治能耐当回事儿。所以呢，就让蒋介石专门去办军校，党政的事就不让他掺和了。蒋介石当时都有啥职位呢？除了是黄埔军校的校长，还兼任粤军总司令部的参谋长呢。那时候，许崇智是中央军事部的部长，还兼着粤军总司令呢，这么说吧，那可是蒋介石的顶头上司。孙中山一去世，争这个“革命接班人”的事儿，最开始是在胡汉民和汪精卫之间开始争起来的。真要论资排辈儿的话，起码还有廖仲恺和许崇智排在他们前头呢。得等到廖仲恺被人刺杀了，胡汉民被流放了，许崇智被逼得走了，汪精卫赌气走了之后，蒋介石才开始掌管最高权力呢。民国十五年（1926年）3月的“中山舰事件”，这才是蒋介石开始“崛起”的标志啊。

汪精卫和胡汉民在清末民初的时候就已经是全国都知道的政治人物啦。可蒋介石呢，一直到20年代初的时候，都没什么人知道他。《申报》在当时的中国，那可是最有影响力的商业报纸。在《申报》上被报道的次数，基本上能被看成是社会影响力和社会知名度的一个重要衡量标准。这么说来的话，蒋介石真正在全国政治舞台上变成一个有名的人物，应该是民国十五年（1926年）之后的事儿了。这和“中山舰事件”之后他开始“崛起”的情况，大体上也是能对得上的。

在某种程度上讲，蒋介石在国民党里就像一匹突然冒出来的黑马。他能成功啊，谋略占一份，运气也占不少呢。从民国十四年（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先生逝世，到民国十五年（1926年）3月20日发生中山舰事件，这中间就隔了一年零八天。孙中山先生走的时候，国民党里没人能想到，才过了一年就轮到蒋介石接棒了，恐怕蒋介石自个儿也没料到呢。蒋介石在孙中山先生去世后的这一年里，一下子就得了高位；又过了一年，就从珠江流域一路打到长江流域，还在南京弄出个国民政府来。孙中山先生去世的时候才59岁。蒋介石后来碰到难处的时候，老是叹气说“要是总理还活着……”。他也不想想，真要是总理还活着，哪有他蒋介石呼风唤雨的份儿啊？“乱世出英雄”，乱世里的政治啊，那是没法预料的，还充满了戏剧性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