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书会和书会文人，是元代极具文化意义的社会现象，推动了元杂剧的发展和繁盛

关汉卿的杂剧作品呈现了当时的社会生活、文化价值取向、社会意识形态语境，也反映出关汉卿本人多重的思想观念。

据明初贾仲明书《录鬼簿》后云“（钟嗣成）载其前辈玉京书会燕赵才人、四方名公士夫，编撰当代时行传奇、乐章、隐语、比词源诸公卿士大夫，自金之解元董先生，并元初汉卿关己斋叟已下，前后凡百五十一人，编集于簿”从记载可知在元杂剧草创时期，关汉卿是重要的推动者和领袖人物。

玉京书会、元贞书会是元代规模较大、影响较广的书会。

玉京即大都，燕赵即河北、辽东一带，元时这些地方经济繁荣，商业岀版便利，是元杂剧演出和创作中心。

玉京书会成员以关汉卿为中心，主要有杨显之、梁进之、费君祥、赵公辅、孟汉卿、岳伯川、王和卿、赵子祥、白朴等。

时人对关汉卿的评价为“高才风流”，“生而倜傥，博学能文,滑稽多智,蕴藉风流，为一时之冠”。

元人朱右《元史补遗》载,关汉卿，解州人，工乐府，著北曲六十本。

解州所在平阳一带，原为中书省辖区，号称腹里，临近京师，经济繁荣，历来文化活动发达，是宋元杂剧发祥地之一，也是关汉卿从小接受戏剧艺术熏陶的地域文化环境。

金元时期，这一带也遭受战争破坏，1231年，元统治者“抚定平阳、太原、真定及辽、沁，未降山寨皆平之。

建国后发现的河东戏曲文物远超岀同一时期其他地区J说明河东地区较早在其他表演艺术基础上产生了戏曲活动，当地庙会、堂会戏曲演出的习俗比较普遍，在民间有深远影响。

书会先生的生活道路和艺术创作观都迥异于传统文人，他们不仅需要具有一般文人的学识修养，还要熟知传奇小说、民间故事，有特殊的知识结构，对通俗文学的写作程式相对了解，实非庸常浅俗之流。

这种知识结构很大一部分源自作家的生长环境和社会经历。河东优良的民俗文化和民间戏剧无疑是培养关汉卿戏剧意识和创作能力的摇篮。

这一时期的河东，除了关汉卿外，还诞生了于伯渊、赵公辅、李行甫、孔文卿、石君宝、狄君厚、郑光祖等一大批元剧大家，人数之多仅次于当时的大都,足见当时河东戏剧的繁盛。

明人臧懋循《元曲选?序》云：“曲有名家，有行家。名家者，出入乐府，文采灿然。在淹通鸿博之上，皆优为之;行家者，随所妆演,无不摹拟曲尽，宛若身当其处，而几忘其事之乌有，能使人快者掀髯，愤者扼腕，悲者掩泣，羡者色飞。

是惟优孟衣冠，然之参军,一曰副末......曰引戏，一曰末泥，一曰孤装，又谓五花爨弄”严观这些角色名称略有变化，功能大致相同，他们喜剧性的表演发展了唐参军戏踏摇娘类歌舞戏谐趣传统和迎合民间的演出形态，主要以滑稽动作和语言取悦观众，随意性较大，可谓大抵全以故事，务在滑稽。

《录鬼簿》评书会先生“善谈谑”“善滑稽”，善于运用喜剧技巧达到一定喜剧效果。

书会先生对喜剧元素创作理念和创作技巧都有极大改观。关汉卿《望江亭》《救风尘》是元杂剧较早岀现的完整喜剧。

剧中塑造了机智勇敢、具有个性的谭记儿、赵盼儿等女性形象，与以往娱众谐趣不同,喜剧故事情节完整,而且更重视这些喜剧元素在戏剧演进中的推动作用，将众多的社会问题集中于女性爱情婚姻这一点上。

通过赵盼儿与周舍斗智斗勇，营救姐妹宋引章这一表层叙事结构，反映岀元代下层女性的生存生活、权贵荒淫及社会制度的缺失等深刻问题，从耍笑人生转向表现人生，极大地发挥了喜剧模拟现实生活功用。

以喜剧文本描摹世态，剧情、人物性格与喜剧技巧相映成趣,从而使喜剧成为有意义的题材，其艺术价值和思想价值都高于同时期的同类剧作。

关汉卿杂剧的语言特色历来为学者欣赏，郑振铎赞誉关戏剧语言“比柳词还要谐俗,却也比柳词还要深刻活泼；比山谷词还要艳荡，却也比山谷词还要令人沉醉，同时却那样的温柔敦厚，一点也不显出粗鄙恶俗”。

“阿贵浅显，重机趣，俗语韵语，彻头彻尾，说得快性尽情，此汉卿不可及处。

冋”关汉卿杂剧创作善于根据人物个性写出符合个性特征的语言，不以雕琢为事，字字本色，曲尽人情，体现了民众的日常经验与情感需求。

极富民间特色正是关汉卿语言的特点，也是元杂剧“自然”艺术特征的重要表现。

传统文人所忽视的民间文化，在元剧作家那里成了宝库，从艺术创作角度来说打破了之前纯文学的书写形态及相对自足的创作机制和理念，回归文学创作的民间土壤。

剧作家关注平民的日常经验与情感需求，他们对民间话语体系的认同不仅使自身摆脱了文学自我抒情的藩篱，又凭借其深厚的文学素养和审美体验提升了民间俗文学伎艺撰演的水平，进而促进元杂剧戏剧艺术的发展成熟。

元杂剧的戏曲故事之所以极富感染力，其关键点在于剧作家对生活的介入，关注现实和干预现实，“摹写其胸中之感想，与时代之情状，而真挚之理，与秀杰之气，时流露于其间”以关剧为例,关汉卿在戏剧创作中从不同角度痛陈民苦，传达精神，得到后世曲评家高度赞誉。

明人沈德符评述“杂剧如《王粲登楼》《韩信胯下》《关大王单刀会》《赵太祖风云会》之属，不特命词之高秀，而意象悲壮，自足笼盖一时关氏之历史剧具有独特的超越时空的审美价值，可与其公案剧、婚恋剧相媲美，是历史人文精神积淀和金元特殊时期文化观念价值取向在艺术创作中的结合。

关经典剧作《窦娥冤》在书会文人创作中有典范意义，此剧是在已有文本故事基础上的演绎，这种情况一方面是由于戏剧题材多源自历代传说，另一方面为避免违反律令，使剧本顺利演出，因为元代“诸妄撰词曲，诬人以犯上恶言者处死”，“诸乱制词曲为讥议者，流”，因而剧作家大多借用已有的故事原型创作，使剧作顺利刊发演出。

《窦娥冤》对先前民间传说等文本进行再加工创作，不是简单剧情搭建和勾稽史实,而是倾注了现实批判精神，使剧本成为“有意味的形式”。

如借人物之口说岀“官吏们无心正法，使百姓有口难言”的社会现状，揭示社会多层面的矛盾，与激荡的社会文化思潮相呼应。

清人黄宗羲赞誉关汉卿之院本，是其一生之精神所寓也。

而关笔下的人物是鲜活的，有血有肉的，令人深思的，故事背后体现了一种力量和情感，这何尝不是特殊时代知识分子惨遭碾压的生命折射。

关汉卿对底层弱势群体的关切，不露声色的强烈介入现实的力量，体现出一代戏剧家的人文关怀。

这种情怀使关汉卿超越了同时代许多作家，绝非名公偶有所感所做的归隐闲适道情一类，也正因这种干预现实的深切关怀，我们在关作中看到了更丰富的创作激情、人文意蕴及表现社会生活的更大可能性。

元杂剧从宋金杂剧到一本四折戏剧体系的建立，社会功能从伎艺娱众为核心功能转向表现人生，除了演员、乐师、戏剧自身发展和社会因素之外，与关汉卿为代表的书会文人的推动有很大关系。

书会文人是元杂剧的创作主体，其创作理念回归民间，反映了元代广阔而生动的社会文化风貌，并展现了较为成熟的戏剧观。

没有这些知识分子的直接参与和推动，元杂剧乃至中国传统戏剧成熟繁盛都是不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