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某化工集团一纸“不结婚就开除”的通知，将企业管理的触角伸向了员工婚恋领域。企业主坦言此举是为响应国家生育政策，试图以集体力量破解“不婚不育”的社会难题。这种“催婚式管理”背后，固然可见企业家“先天下之忧而忧”的家国情怀，但当管理权越过法律栅栏闯入私人生活，这番苦心便成了需要解剖的现代治理样本。

数据显示，我国出生人口连续七年下滑，老龄化社会加速逼近。企业主将员工婚育视为“企业社会责任”的一部分，本质上是对国家政策的朴素呼应。从为员工组织相亲联谊到设立“生育激励金”，近年来越来越多企业尝试在婚育领域发力。这种“企业办社会”的传统思维，既承载着“修身齐家治国”的文化基因，也暗含对“安居乐业”理想生态的追求。

然而，良善初衷若突破法律边界，便可能演变为对公民权利的侵害。《劳动合同法》中“解除劳动合同”的法定情形里从未包含婚姻状态，企业用“开除”倒逼结婚，无异于将国家倡导异化为行政强制。2021年浙江某企业因强制员工签署“三年内不生育”协议被重罚的案例犹在眼前，这些教训揭示着：企业的社会担当必须建基于法治框架，爱国情怀不能凌驾于公民权利之上。

破解婚育困局需要智慧而非蛮力。深圳某科技公司设立“家庭发展基金”，为员工提供购房贴息、子女教育补助；杭州某制造业企业首创“育儿弹性工时”，允许父母错峰接送孩子——这些既符合法律规范又充满人性温度的措施，才是企业参与国家人口战略建设的正确打开方式。正如社会学家所言：“生育友好型社会不是靠一纸命令建成的，而是用制度善意织就的安全网。”

企业家心怀“国之大者”值得肯定，但更需明晰私权与公义的边界。国家推行生育支持政策时反复强调“保障合法权益”，企业与其越俎代庖搞“包办婚姻”，不如在托幼设施、住房保障等痛点上发力。毕竟，让员工自愿走进婚姻、安心养育后代的环境，远比强制手段更能滋养出健康可持续的生育文化。当企业成为员工追求幸福的坚实后盾时，那份深藏于“催婚令”中的家国情怀，才能真正落地生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