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历史画卷中，“纪凯夫案” 犹如一颗投入平静湖面的巨石，激起层层涟漪，而毛主席对邓子恢下达的严令更是让这一案件充满了传奇色彩与深刻内涵。

1951 年的武汉，“纪凯夫案” 起始于武汉市第二医院那看似普通却又迷雾重重的盗窃案。当日傍晚时分，医院总务科保险柜内的一千二百万元旧币不翼而飞，现场一片狼藉，钞票散落四处，阳台外电线上挂着装有部分钞票的花布包。职工纪凯夫第一时间报案，然而，谁也未曾料到，他竟在两天后被医院监委王清和市卫生局副局长宋瑛以 “政治问题” 为由拘留。纪凯夫的哥哥曾有国民党特务的经历，这便成为了他被怀疑的导火索。但明眼人都能看出，宋瑛此举大有打击报复之嫌，此前宋瑛曾被人举报，而举报人被怀疑是纪凯夫，虽经笔迹鉴定排除了他的嫌疑，可纪凯夫随后的实名举报却让宋瑛怀恨在心，两人的矛盾就此激化。

医院医务科科长孙麦龄秉持公正之心，对这种不合理的处理方式表示质疑，并毅然向中南局纪律检查委员会反映情况。中南局纪检委经过深入细致的分析，排除了纪凯夫的政治嫌疑，反而认为王清具有重大作案疑点。然而，在关键的研判会上，宋瑛的片面之词却误导了主管政法工作的周季方。周季方在未进行严谨调查的情况下，便草率地再次逮捕了纪凯夫，令人意想不到的是，武汉市市长和市委竟然也对这一错误决定表示支持。

中南局纪检委中的部分同志对这种颠倒黑白的处理结果深感不满，而宋瑛为了巩固自己的 “胜利成果”，四处怂恿他人写信向中央 “伸冤”。与此同时，坚持正义的孙麦龄在医院内部遭到了无情的批判。就在此时，一封来自香港寄给纪凯夫的信件成为了所谓的 “关键证据”。但中南局并未被表象所迷惑，再次组织专案组直接深入调查，最终确定了纪凯夫的无辜，而王清才是真正的作案人。

中央在武汉的干部将这一事件的详细情况上报给了毛主席。毛主席一向对司法公正和党内纪律问题高度重视，在了解案件的来龙去脉后，立即做出了批示，要求中南局严肃处理此案，并且明确指示邓子恢开除周季方的党籍。邓子恢或许是由于尚未完全全面地听取案件报告，对这一处理决定有所迟疑，他向毛主席请求从轻处理周季方。然而，毛主席态度坚决，毫不改口，甚至要求邓子恢亲自去探望纪凯夫，以表达对被冤屈同志的关怀和对公正的维护。随后，毛主席又发电报再次强调对周季方的处理决定，其言辞之严厉，表明了在这一关乎司法公正和党内纪律的问题上绝不妥协的决心。当邓子恢第二次提出从轻处理的请求时，毛主席说出了那句极具分量的话：“你不开除他们，我就开除你。”

邓子恢虽然在思想上一时难以完全接受，但他深知毛主席的决心以及党的原则的严肃性。于是，他按照要求在周季方开会时，当众宣读了开除其党籍的指示。值得一提的是，邓子恢在执行完这一艰难的任务后，还拉着周季方一起吃饭，为其倒酒，耐心地开导他，展现出了在处理原则性问题的同时，也不失同志之间的关怀与情谊。周季方出狱后，邓子恢并未忘记他，多次向中央反映对周季方处理过重，请求为其安排合适的工作，最终在邓子恢的不懈努力下，毛主席也松了口，同意对周季方的后续安排进行重新考虑。

“纪凯夫案” 在特殊的历史时期也曾被别有用心之人企图翻案，但历史的真相终究无法被掩盖。这起案件不仅仅是一起简单的盗窃与冤屈事件，它深刻地反映出了当时新中国在司法建设道路上的曲折与探索，彰显了党内处理问题时对原则性的坚守。毛主席的严令体现了他对公正的执着追求，无论涉及到谁，无论职位高低，只要违背了公正与纪律，都必将受到应有的处理。这一事件也为后世敲响了警钟，时刻提醒着我们公正司法、严守纪律对于一个国家和政党的长治久安是何等的重要。它成为了新中国历史长河中一座闪耀着公正与原则光芒的灯塔，照亮着我们不断前行的道路，让我们在回顾历史的同时，也更加坚定地维护和弘扬公正、法治与纪律的精神。

参考资料：

《实事求是邓子恢》 许人俊

《惊动毛主席的纪凯夫案件》 万迪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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