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10月6日晚上8点，怀仁堂正厅静悄悄。华国锋和叶剑英在沙发上端坐，一言不发，他们一齐注视着门口。汪东兴带领警卫员藏于屏风之后，密切关注着大厅里的动静。

7点55分，张春桥第一个走进怀仁堂。汪东兴一个眼神，几名警卫人员上前，不出一分钟将张春桥制服押走。紧接着，王洪文走进来，警卫人员冲出来扭住他的胳膊。

王洪文军人出身，怎么会任人摆布？他一边怒喊：“你们干什么？我是来开会的！”一边奋力挣开束缚。但警卫员人多力量大，王洪文被押着来到华国锋面前。

他趁警卫员一个没注意，发疯似的扑向不远处的叶剑英。叶剑英没有丝毫慌张，安如泰山。王洪文在离叶帅一米左右时，被控制住。

自此，“四人帮”主犯之一王洪文沦为阶下囚，在狱中度过人生最后的岁月。王洪文靠什么得到毛主席的赏识？又因何走向失败？

王洪文1935年出生于吉林省长春市西新乡开源村，一个贫穷的农民家庭。他是家里的长子，下面有三个弟弟和一个妹妹。

小时候的王洪文只念过三个月的私塾，早早开始帮家里干活。可是无论怎么干，就是吃不上饭。十几岁时，他开始给地主家放猪，还是饿得面黄肌瘦。

长春解放，王洪文亲眼目睹解放军把日本人赶跑，将土豪劣绅打倒，农民有了田地，老百姓终于吃上饱饭。他也想成为一名光荣的解放军战士。

1950年，部队来征兵，王洪文光荣入伍。由于训练积极，表现优异，第二年就加入中国共产党，紧接着他随部队去朝鲜参加抗美援朝战争。

作为一名通信兵，他能没有伤残走下战场，不能不说运气实在太好了。1958年，王洪文从部队复员，成为上海第17棉纺织厂工人，后来升任厂保卫科的干事。

他贴大字报，纠集一帮人搞批斗，很快成为上海工人运动的“领袖”，引起中央的注意。

1972年9月，张春桥通知王洪文到北京参加学习班。王洪文只当是一次短期出差，简单收拾了一些随身物品，就带着一名秘书出发。

进京后，王洪文才知道，自己即将进入中央工作。他每天到学习班报到，不久还参加中共十大的筹备工作。从这时起，王洪文就和张春桥、姚文元成为邻居。

在党的十一届一中全会后，王洪文当选为国家副主席，官至正国级，成为名副其实的接班人。

毛主席之所以看上王洪文，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王洪文的身份经历。他出身贫苦农民，后来当兵参加抗美援朝。转业后，进工厂当工人。可以说，王洪文是“工农兵”三结合的典型。

毛主席曾经对张春桥说，王洪文比他俩的出身都好。可见，当时对出身看得有多么重要。应该说，王洪文是时代的幸运儿。

从此，王洪文和江青等人更加紧密地联系起来。他知道，自己没有太深的关系，只有靠江青、张春桥、姚文元。

而他们四个人在一起，无非就是打压有功的领导干部，密谋抢班夺权。

要成为接班人，就要接受毛主席的考察和培养。王洪文通过参加会议和读书进行学习，毛主席、周总理还带着他接见外宾。

1973年，他陪同毛主席6次会见外宾，1974年10次。王洪文的名字不仅出现在中国的报纸上，还上了外国报纸。

起初，王洪文会见外宾都是正襟危坐，整个人高度紧张。后来，见的次数多了，王洪文内心开始放松，有时还跷起二郎腿。

正当王洪文春风得意的时候，1974年10月4日，一个消息传到他的耳中：邓小平成为第一副总理，而不是张春桥。这大大出乎王洪文的意料，张春桥也十分窝火。

两周后，江青把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三个人召集到钓鱼台17号楼，他们就第一副总理的人选问题进行商议。

在江青的建议下，王洪文紧急乘飞机去长沙找毛主席告状。结果，毛主席狠批了他一顿。当天晚上，王洪文坐飞机败兴而归。

然而，他们这四个人并没有善罢甘休，依然想方设法夺取权力。

12月23日，王洪文又去长沙。次日，他以汇报工作为由，又向毛主席提出第一副总理的人选问题。毛主席大失所望，再次狠狠地批评了他，还警告王洪文：“你不要搞小团体，不然要栽跟头的！”并要求他写一份书面检讨。

三天后，王洪文把检讨交给毛主席，勉强过关。然后，他搭乘专机返回北京。经过告状事件，毛主席意识到王洪文难当大任，放弃由他当接班人的想法。

好事来得容易，去得也快。王洪文怎会善罢甘休？

毛主席去世后，江青等人加紧夺权活动。叶剑英意识到必须尽早解决掉这伙人，不然国家非要大乱。他和华国锋、汪东兴等人将事情筹划好，安排部队里可靠的干部随时待命。

10月6日晚，以开会为由，特别行动组将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召到怀仁堂，实施抓捕。江青在钓鱼台住处进行抓捕。不到一个小时，四人都被收押。

王洪文是他们当中最年轻的，只有41岁。抓捕时，只有王洪文拼命反抗，其他三人都意识到大势已去，束手就擒，保持了最后的体面。

王洪文在被押着听华国锋宣读中央对其“隔离审查”的决定时，挣脱警卫员，扑向叶帅。他想控制住叶帅，为自己谋求翻盘的机会。

但他失策了。叶帅经历过多少血雨腥风，怎么会被他吓倒。王洪文舍不得荣华富贵，舍不得权势带来的种种好处，他困兽犹斗，不识时务。

看看他曾经有多么奢侈腐败，就能理解他多么需要这个位子。

王洪文的第一大嗜好是吃。他几乎每顿饭都要喝名酒、吃山珍海味。什么海参、鲍鱼、鱼唇、鹌鹑等等各种野味。他想吃啥，就得马上吃到。

他想吃田螺，下属动员一些农民特意下水为他摸。想吃新鲜的荔枝、菠萝，立刻就安排广州的飞机运过来。接待处为了应付王洪文各种古怪的食物要求，准备了三辆采购车。

外出到工厂“调研”，都要提前安排好名酒好菜。他每次下去，都大吃大喝，酩酊大醉，丑态百出。

比吃还让人头疼的是他的第二大嗜好：玩。在上海时，他的主要工作就是玩。玩的项目有打鸟、钓鱼、玩牌、看电影。到了北京，他仍然不忘玩。

他喜好打猎，不分昼夜。晚上光线不佳，他找人专门制作聚光搜索灯。他每隔几天就要打一次猎。每次都不空手，以野兔居多。

和打猎相比，王洪文射击时间更随意，想起来出门就向对面射击。他所在的16楼附近有座小桥，桥上人来车往，桥边是几棵生长旺盛的松树。

自从王洪文来了，这些松树成了他的靶子，被打得遍体鳞伤，萎靡凋零。工作人员从小桥走过，都战战兢兢，生怕王洪文突然出来开枪。如果被打到，真的就成冤死鬼了。

他钓鱼用的钓鱼竿是进口的，别人用欧米伽手表跟他换都不答应。他的鱼饵也是特制的高档鱼饵，制作原料有面粉、麻油和茅台酒。钓竿和鱼饵再高级，可鱼不买账啊。

于是，他就折腾工作人员做两个木框，框里摆上青草，放到水里引诱鱼过来。

不仅如此，他钓鱼时还要烟、酒、糖、茶、橘子汁伺候，烟递到嘴里点上，连擦汗、扇扇子、拾鱼、装鱼饵统统都有专人干。真是个大老爷！在王洪文身上，一点无产阶级本色都看不到。

别的中央首长夜以继日地工作，他却在这里悠闲自在地垂钓，引得警卫们议论纷纷。王洪文能享受到这些，是利用特权巧取豪夺来的。他来到中央成为副主席后，攫取和挥霍更加无度。

他授意上海轻工业局的马振龙，为自己弄来大彩电、高级相机、高级香烟、高级气手枪等等一大批轻工业产品。他曾经一次拿走高级雪茄烟35条、酒心巧克力60盒。

王洪文的贪婪和任性无时无刻不表现出来。他打猎用的特制聚光搜索灯，是逼着工厂停下部分正常生产任务，日夜不停地突击工作一个星期，才造出来的。这一项耗费的国家资金达一万元以上。

王洪文还精制了五块高级钻石牌双日历手表，也花费国家上万元。为他特制的保温杯，光做杯盖就花去半个多月的时间。

比奢靡更可恨的是他的篡党阴谋。在他办公桌的座椅后面有一个铁皮文件柜。里面有一个封面标有“绝密”字样的厚本子。材料是手抄写的，全是诬陷中央领导的黑材料。

还有一些别人写给他的“效忠信”。王洪文在那些肉麻的赞美之辞下画上圈圈道道，看得出他很受用。

另外，这个文件柜里还有好多装着现金的信封。信从上海某机关寄发，是每月给他的生活补贴，总共有十个月的，大约一千多块钱。这在当时也是一笔巨款。

1976年10月6日，对于王洪文来说是人生的分水岭。他被隔离审查后，于1981年被判无期徒刑。失去权势的他，渐渐意识到自己的问题。

在这种情况下，王洪文向妻子提出离婚。这已经不是他第一次提离婚的事了。

王洪文的妻子崔根娣，在上海棉纺织17厂幼儿园当保育员。她是上海人，父母也都是工人。这在当时属于条件好的家庭。王洪文转业后来到此厂，认识崔根娣后，就开始追求她。

王洪文一表人才，又很有主见。崔根娣嫁给了他。婚后，两人育有一女二子。王洪文去北京当上副主席后，向崔根娣提出离婚。

崔根娣是个普通而善良的妇女，她理解不了这个陷入权力欲望深渊中，连党和人民的利益都不顾的男人。她同意离婚，前提是三个孩子由她抚养。

两个人还没来得及办理离婚手续，王洪文就被扳倒。后来，王洪文在狱中又托人找崔根娣提离婚的事。

崔根娣这回却坚决地说：“我不和他离婚。他犯罪，国家怎么判我管不了。我是他的妻子，为了孩子，我也要等他。”

每年，崔根娣都带着三个孩子到秦城监狱看王洪文，这也是王洪文在狱中最大的念想。见到妻子和三个孩子，王洪文痛哭流涕。

他知道自己罪大恶极，面对亲人，除了忏悔，只剩下流泪。他感谢勤劳善良的妻子，对他的不离不弃，让他还能感受到家庭的温暖。感谢妻子将孩子都拉扯大，而且教导得聪慧优秀。

1992年，王洪文因肝病去世。崔根娣得到通知取回王洪文的骨灰放在上海的家中。她说王洪文多少年都没有回家团圆了，就让他在家里多住些日子吧。

实际上，这样做也是为了王洪文走后不被打扰。他登上权力顶峰，是踏着许多无辜人的鲜血上去的。所以即使有人报复他，也在情理之中。

时间久了，家人已经习惯王洪文骨灰盒的存在，就当他一直在家里，并未有下葬的打算。

王洪文的大女儿王亚萍中学毕业后，帮母亲撑起这个家。她一开始受父亲事情的影响，出门抬不起头来，整个人非常沮丧。后来，在母亲的劝慰下，渐渐自信开朗起来。

王亚萍先是做起小买卖。后来，改革开放，她看准白酒行业，在母亲的支持下，大胆创业。王亚萍创立一个高端白酒品牌，得到市场的认可，她也获得丰厚的财富，成为亿万富豪。

当时，有一波移民潮，对于拥有巨额财富的王亚萍，美国曾表示希望她加入美籍。但王亚萍始终认为自己是中国人。只有在中国的土地上生活，才真正踏实。

她认真经营公司，不断回馈社会。她以父亲为前车之鉴，不骄不躁，务实前行。王洪文的两个儿子也非常优秀。他们也都经商，取得一定成就。

随着1976年10月“四人帮”彻底垮台，国家终于结束了动荡，开始恢复正常的生产和生活。四人中，王洪文级别最高，因而得到更多的关注。

王洪文的母亲知道他的判决结果，突发脑出血，不久便去世。王洪文收到此消息，更加后悔自己曾经的所作所为。他终日生活在自责和忧郁中。

虽然每天荤素搭配、营养均衡，每周都能吃到两斤水果，喝上两次牛奶，吃上一顿饺子，比普通人的生活水平高很多，也有时间可以外出散步，但他还是在58岁便走完自己的一生。

王洪文是“四人帮”中最年轻，也是最早去世的。他的经历告诫世人，靠着不仁不义的方式获得再多的好处，最终还是会失去的。坏事做多了，都会反噬到自己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