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8月，《光明日报》副刊收到了一篇稿件，文章的名字叫做《元旦的刺客》，作者是周作人。在这篇文章里，周作人回忆了1939年元旦自己被刺的事情。文章中，他用大约三千字的篇幅，推测了刺客的身份，并认为是日本宪兵所为。目的是不让他再继续过隐居的生活，要强迫他出来为日本人干事情。所以，遇刺之后，他就开始考虑何去何从的问题，最终怯懦占了上风，屈服成了主调，才不得已投靠了日本人。不过，《光明日报》的编辑部认为周作人在这篇文章里，把自己打扮成了一个“准烈士”，不符合实际情况，最后予以了退稿的处理。周作人的晚年，其实一直想替自己“洗白”，却没有得到认同。实际上，1939年的刺杀事件，也并非如他描述的情形。1922年，周作人与鲁迅兄弟不合，兄反目成仇，从此绝交。1938年2月，周作人与何其巩、钱稻孙一同出席了日本大阪《每日新闻社》出面召集的更生中国文化建设座谈会。当天出席的人还有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教育总署督办汤尔和、汉奸组织新民会副会长张燕卿等人，并有包括日本占领军的代表。这样一来，会议的性质就完全变了，因而消息传出以后，举国哗然。于是，茅盾、郁达夫、老舍等18名文艺界知名人士联名发表了《给周作人的一封公开信》，痛斥周作人的行径。当时，抗日杀奸团也写信严厉警告周作人。不过，周作人置之不理。因为周作人是文化界有身份的人，如果他与汉奸们沆瀣一气，造成的舆论影响可能比那些军阀政客更加严重。所以，当报纸上传出周作人将出任伪华北政务委员会伪职的消息之后，抗日杀奸团认定周作人已决意投敌，遂采取了暗杀行动。1939年元旦，抗日杀奸团成员李如鹏带着助手一起来到北平，经小组成员范旭带路，前往周作人的住宅。敲门的时候，李如鹏自称是中日中学的学生，假意说将来想去日本留学，想请周先生写一封介绍信。两人进去以后，周作人听说了，从里面走到了院子里。李如鹏确认身份后，不由分说掏出枪来，对准周作人的胸口就“砰”的开了一枪。周作人猝不及防，当即“扑通”一下就趴在了地上，马上没有了反应。李如鹏以为一枪就打死了，也就没有继续在打。这是他第一次执行刺杀任务，所面对的恰恰是自己所崇敬的作家，心里也有些犹豫不决。说时迟那时快，周家仆人听到枪声，不顾一切冲出来保护他的主人，一下子就把李如鹏给抱住了，并大声喊叫。李如鹏的助手赶紧上前帮忙，对着周家仆人一顿乱打眼见情况不妙，门口接应的范旭也赶紧跑了进来。二人帮忙之下，李如鹏才得以转身，拿着手枪，顶着周家仆人的脑袋又打了一枪……当时情况危急，李如鹏他们一行人来不及细想，只得匆匆撤离。事后才知道，周作人没大碍，那个仆人最后却死掉了。原来，李如鹏所射出的唯一一枪打偏了！周作人正好胸部的铁扣子给挡住了，由于枪械威力太小，那颗子弹的力道缓解了，当时周作人仅仅受轻伤而没有死。遇刺后，周作人让日本宪兵队住进了家里，随时保护他的安全。于是，抗日杀奸团也就失去了刺杀机会。不久，周作人便接受了伪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的聘书，然后又担任了伪华北教育总署督办。抗战胜利后，周作人被国民政府高等法院判处14年有期徒刑，并剥夺公民权。第二年，法院经过商议，改为了十年有期徒刑。1949年，国共和谈期间释放犯人，周作人被保释出狱。建国后，周作人因为实在找不着工作，生活所迫，于是给周总理写了一封长达六千字的信，希望人民政府能够给他一次机会。周总理颇有些为难，就找了合适的机会与毛主席提及了这件事。毛主席看完书信后，说：“文化汉奸嘛，又没有杀人放火，现在懂希腊文的人不多了，先养起来，让他去做翻译工作吧，以后有机会就出版。”后来，文化部和出版总署亲自出面，督促出版社在不用周作人本名的情况之下，才终于出版他的译著，并给予相应的筹资。1967年5月16日，周作人凄然死在北京八道湾11号的家里，外界对此没有任何反应，这就是文化汉奸的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