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昔日在某副大区机关工作时，有一段时间，住俩人一间的宿舍。另一位是长我一岁，早我一年半入伍的同乡，我平时叫他阿江。

阿江是春季招兵时入伍的。所以，从年头上来说，他早我两年入伍，实际只是比我早服役了一年半左右的时间。

因为是同乡，因而我和阿江平时比较说得来。

阿江比较懒，经常趁我在洗衣服，或者在脸盆里浸泡着要洗的衣服时，他会把自己的脏衣裤，趁我不注意，或扔进，或塞入我的脸盆，这家伙！（这里“骂”他几句。）

当时，阿江的父亲是我们这个副大区部队所在的地区（现为：市）的市委某部门负责人，官或许不大，但也不小，据说在当年部队军官转业安置等问题上，有较大的话语权。

正是改革开放初期，地方经济风起云涌，那些有能耐的、胆子大的人，腰包渐渐鼓起来了，“能人办厂”、“建筑承包老板”、“万元户”等等层出不穷。与此同时，部队的发展和建设因为“要忍耐”，要让路于地方改革开放，那一时期官兵们的日子过的够紧巴。人家老百姓随随便便在城乡哪一个角落摆个小摊，轻轻松松卖掉一两条牛仔裤的利润，就是当时一个行政21级正连职军官一个月70元钱的工资。

记得，当年在营区外，有一位修鞋匠，老汉看着有七十多岁的样子，他戴着一副老花镜，经常是边干活，边调侃我们这些穿军装的：“别看你们司令进出有小包车（轿车），左右跟着警卫员，一个月工资顶多两三百元。”他指着眼前那些需要修理的歪七扭八皮鞋，神气道：“我一天功夫，把这些鞋修好，就有几十元进账，我一礼拜的收入，就超过你们司令一个月的工资……”

当时，自己和阿江就想早点离开部队，到地方上大有作为。

但，最终是我先于阿江回地方了。

离开部队那天晚上，我俩躺在各自的床上，聊天侃大山，说了许多话，我至今清晰地记得，阿江说：今年走不掉，明年无论如何也要走！

一年、二年……三年五年过去了，我通过媒体报道，只知阿江的父亲在不断升迁，先是到了副大区机关所地的县（现为：区）当了“一把手”。没几年时间，又在当地的市政府当了主要领导。只是未见阿江转业。

一次，我在一家军队招待所邂逅一位肩扛大校军衔、我昔日的副组长（副班长），无意中聊到阿江。这位大校军官意味深长说：“阿江，多他一个不多……”

起初，我没完全听懂这话的意思，后来渐渐明白了。

阿江父亲担任县委“一把手”的这个县，以及此后担任市政府领导的这个市，驻军多，规格高，除了一个副大区级部队机关，还有若干军级单位，师、团单位更是NN个。

试想，阿江所在的这个团级单位，到地方办个事，联系工作什么的，估计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阿江出面，领导的孩子。你说，这办事效果会怎么样？

事实也表证，阿江父亲当年为阿江所在部队，在他的职权范围内，力所能及的办了不少好事和实事。安排随军家属工作，为这个团级单队在市区征地建公寓，孩子到市区学校念书等等。至今老部队里许多老军人、老家属都还在念着阿江父亲的好，尽管阿江的父亲已经去世多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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