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相信大家都不陌生。毕竟即使没经历过那个年代的年轻人，也从各种文章影视教材教辅中多少了解一些（虽然并不全都是真实的），知道那是一个疯狂的年代。

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曾产生了一大批反思那个疯狂时代的影视文学作品，比如《枫》这部电影

在那时一切以左为尊，越左越好，如果不够“左”，就会动辄得咎。因此竟有某地心血来潮，强行将道路通行规则改成靠左行驶，搞得大街小巷鸡飞狗跳乱成一团，传为一时笑谈。又比如群众喜闻乐见的优秀小说《铁道游击队》，居然也会仅仅因为描写了一下芳林嫂对刘洪队长的爱慕这种再正常不过的男女之情，就被有心人指责为“软化了革命意志，是对革命人民极大的污蔑”，认为“右”了而遭到批判，真是荒唐！

连《铁道游击队》这种小说当年都会被贴上“右”的标签，想不到吧

大陆的这段历史早有定论，海内外各路公知们早就不吝篇幅痛骂了几十年了，无需多说。但是鲜少被大陆的公知们提及的是，几乎同一年代，在海峡对岸的宝岛上，同样也在进行着一场疯狂的台湾版“文革”，只不过是把大陆的反右改成了反左。而在这场台湾的“文革”运动中，癫狂滑稽的事例也与大陆无二，无数无辜百姓含冤入狱，今天读来令人啼笑皆非。

话说当年，老蒋败退台湾，好不容易在美军直接干涉下才在台湾站定了脚跟。痛定思痛，老蒋认为在大陆之所以失败，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党国的思想政治工作太松懈了，太散漫自由了，以至于处处漏风，让共党地下分子到处渗透。因此他决定在台湾大力抓思想政治工作，并实行戒严，通过特务组织搞极为严密的保甲制度，力阻赤化思想的传播。

50年代台湾街头的征募新兵游行宣传活动

蒋介石估计是受大陆的失败刺激太大，因此对台湾的“左倾”威胁明显做出了过高的估计（与之对应，大陆则是对右倾风潮做出了过高的估计），不断发出指示要严打赤化思想传播，对于这种思想，要露头就打，见一个抓一个，绝不使之在社会上得以扩散。

这样，在蒋总统的不断严令督促下，台湾迅速在政治上进入了黑暗的极端反左的戒严时代。为了贯彻总统指示，大小特务充分发挥想象力，肆意扩大化，使得台湾的舆论氛围迅速一片肃杀，道路以目，没有一丝的言论自由空间。不要说传播共产主义思想了，但凡与“左”有一点沾边都难逃厄运。

当年台湾专门用于关押政治犯的绿岛集中营

在这种恐怖氛围下，当时的台湾，五四运动以来大陆知名作家，包括鲁迅、巴金，茅盾，老舍、沈从文等在内，只要是人在大陆的作者，其著作皆在查禁之列。

可笑的是，这批执行文字检查的特务因为本身知识有限，形而上学加上自己想象，左、红、马、毛等皆成了禁用字，搞出不少笑话。

如法国作家左拉的小说，因为作者姓“左”而不可在台出版；

美国作家马克·吐温，因特务机关认为有马克·思的“弟弟”嫌疑而作品遭禁；

甚至金庸的小说射雕英雄传，因书名暗含毛泽东那篇震撼党国朝野的名句“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而必须在岛上改名成《大漠英雄传》出版……

可笑的是岛上某些地方，马克思的《资本论》 倒是有机会逃脱火眼金睛，因为当地不学无术的检察官们懒得翻阅如此大部头，只看个题目误以为是教人发财致富的书而予以放行……

当年台湾禁书之多，与同时代文革中的大陆相比，竟毫不逊色

那个年代，岛上的文艺工作者和同时代的大陆一样是高危行业，稍有不慎就会被特务望文生义指为危险分子。

如某青年作家在岛上某文学期刊发表了一篇小说，其中主人公因剧情需要说了一句话：“一个将军有啥了不起，他老了，不中用了。”立马被敏感的审查人员认为是影射“蒋总统”，二话不说下令封禁并提审作者；

台湾当时的流行歌后姚苏蓉的歌曲《今夜不回家》，仅仅因为回家被特务认为代指回归大陆而遭禁；

60年代的台湾伪“总统府”

甚至台湾流传的闽南民歌《四季红》，有红字，不可以，官方宣布必须改名《四季谣》；

《捉泥鳅》，原歌词里有“小毛的哥哥”一语，这怎么能忍？你们想表达什么？于是同样被官方审查人员强行改为“小牛的哥哥”……

出版物不能乱说话，广播电视同样限制严格。为了防止台湾民众收听大陆电台，50年代收音机在台湾属于严格管制产品，购买收音机必须得到警备司令部发给的准购证，且严禁收音机的私下交易，一台收音机每年还要上交执照费30元——总之，你们最好别买收音机就对了。

六十年代的台湾街头

而广播电台的工作人员也同样是如履薄冰，每天上班都提心吊胆生怕犯下一点错误，因为你完全不知道哪句话可能就触犯了特务审查机关的禁忌。比如某位天气预报员说“今天台湾地区乌云密布，而长江中下游晴空万里”——立马就被理解为影射批评党国政府而锒铛入狱；又比如，1973年蒋介石八十大寿时，电视台播出的祝寿特别节目在播到蒋介石夫妇向参加祝寿大会的群众挥手致意时，突然插播了一条字幕：“大哥，不好了，西凉兵要来了！”这下可捅了马蜂窝，大批武装警察立马冲进了电视台，翻箱倒柜搜查并扣押了所有当班员工，誓要查出这个潜伏在电视台的“共匪间谍”。虽然最终查明是电视台工作人员误把一条戏曲字幕给插进来了，并非故意为之，但是一顿训斥罚款加开除公职还是免不了的。

老蒋还真是镇压了一辈子人民

又比如1974年，国民党八十年党庆大会，有个缺乏常识的电视台工作人员很天真的觉得《东方红》的调子很好听，就拿来做了大会的电视配乐——不消说，这名工作人员当即被投入了政治犯监狱，许多相关人员也受到牵连而被解职。

图上的火烧岛就是当年著名的绿岛政治犯集中营的所在地

当时的台湾，满大街都是反共标语，随处可见斗大的字写的口号，诸如“匪谍就在你身边”、“检举匪谍人人有责”、“知匪不报与匪同罪”等等。国民党当局公开鼓励并重奖告密者，最高奖励20万元（需知当时岛上百姓平均月收入仅200元左右），且不论是否证据确凿，告密者一律无罪。因此一时岛上人人自危，不少人趁机挟隙报复，对仇家污蔑一个通共罪名告到警备司令部去。在这股歪风浊浪下，也许你不小心哼唱了句大陆民歌就足以定罪。不知多少人因此含冤入狱，甚至惨死枪口之下。

当年刷满了反共标语的台湾街头建筑

如当时台北市某澡堂有个大字都不识一箩筐的搓澡师傅，叫章华琼。因为私下说了两句嘲讽当局的话，就被有心人污蔑通共抓了起来。该当这位章师傅倒霉的是，可能正好当月警备司令部的匪谍指标还差一点吧，于是立马以“替共党搜集军事秘密未遂”罪判处其死刑，并于1950年7月16日执行——可笑的是不认字的章师傅到死都不晓得作为罪证强塞给他的所谓基隆要塞军用地图是什么东西，还以为是澡堂的规划设计图呢！

而章华琼这样的例子绝非个例。据已经解密的资料，我党当年在台湾的地下工作人员统共不超过1500人——而国民党戒严时代以“共匪间谍”罪名枪杀的政治犯就有四千多人。即使我党那1500人全部在名单内（而这显然是不可能的，漏网的还是有不少的），也还是有近3000人是无辜冤死。若算上以政治犯身份被无故长期监禁的台湾民众，那就更不知凡几了。

台湾的白色恐怖时代殉难者纪念碑

而政治犯监狱中的情景，大家尽可以用最恶劣的想象去描述。什么人权、文明，在这里是统统不存在的。曾亲身蹲过国民党的政治犯大狱的著名作家李敖，后来根据真事与亲身经历写了一本反映政治犯监狱惨无人道状况的小说《红色十一》。这里的“十一”是指台北县景美镇军人监狱的第十一号囚室。书里写道:主人公之一的女朋友，在不知情的情况下也抓进来了，关在男朋友隔壁囚室。一次，后者被带进审讯室，李组长“手一拍，进来三个满脸横肉、被管训的流氓，李组长喝令要这三个流氓把裤子脱下来，秀出恶心的生殖器，丑陋的一幕呈现眼前……”

然后，对其男朋友说：“你不屈服的话，他们等一下到隔壁房轮奸你女友。你要保护五千公里以外的共产党理想呢？还是五公尺外眼前的女朋友？你选！”——这堪比当年日寇惩罚爱国志士的无耻行径就是台湾的白色恐怖时代！

我个人十分欣赏李敖，这是一个真性情中人。他在白色戒严时代就敢说最佩服毛主席

一个在白色恐怖时期服役的退伍军官，曾对台湾《中国时报》副总主笔杨渡先生说过:

“当时军中枪决的外省人，集体被埋在军营后方一个偏僻的墙边角落，无人认领，无人敢说出去。来年那角落的一排木瓜树，竟异常地结满累累果实，全军营无一人敢去摘取。只有围墙外的老百姓不知真相，还拿着长竹竿，在那里钩取木瓜……”

总之，那时的台湾，是一个恐怖如同空气一样无所不在的令人倍感压抑的地方。这里并没有公知们所渴望的自由，更没有民主。也许正如罗大佑的歌词里所说的那样，台湾不过是亚细亚的孤儿，在那个白色恐怖的时代里，这个孤儿独自在风中哭泣，耗尽了一代台湾青年的热血。诚如歌中所唱那样，“多少人在追寻那解不开的问题，多少人在深夜里无奈地叹息，多少人的眼泪在无言中抹去。亲爱的母亲这是什么道理，亚细亚的孤儿在风中哭泣……”

归来吧，游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