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安机关的执法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换句话说就是“执法为民”。公安机关作为国家执法机关，其职责本应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和公民合法权益。然而，在现实中，个别地区和部门确实存在“逐利执法”现象，甚至不惜“远洋捕捞”，即执法行为偏离公共利益目标，转而追求经济利益。这种现象的成因复杂，涉及制度设计、财政体制、考核机制、监督缺位等多方面因素。以下结合中国实际现状进行具体分析： 一、财政体制与经费保障不足1. 地方财政压力传导 部分地方财政紧张，尤其在经济欠发达地区，政府可能默许或变相鼓励执法机关通过罚款、没收财产等方式“创收”以补充财政收入。 例如，某些地区的罚没收入按比例返还执法部门，形成“执法—罚款—经费保障”的恶性循环。 2. 经费保障机制不健全 部分基层公安机关的办案经费、装备更新等长期依赖非财政拨款渠道（如罚没款），导致执法行为与经济利益挂钩。 典型案例：2020年国务院督查组通报的某县交警“以罚代管”事件，罚没收入直接与部门经费、人员福利挂钩。 二、考核机制异化与指标驱动1. 经济化考核导向 部分地区将执法部门的工作成效简化为“罚款数额”“案件数量”等量化指标，导致基层为完成考核任务而逐利执法。 例如，交警部门设定“查处交通违法次数”硬性指标，辅警工资与罚款金额挂钩，催生“运动式执法”“钓鱼执法”。 2. 执法权与利益分配机制失衡 在罚没款分配中，部分地方政府将一定比例返还执法部门，形成“多罚多得”的激励机制。 2021年公安部通报的某地派出所“为完成罚款任务虚构案件”事件；有的为取得好的考核成绩办假案，导致民警锒铛入狱。 三、监督机制缺位与权力寻租空间1. 内部监督流于形式 公安机关内部纪检、督察部门对执法行为的监督多集中于“重大违纪”，对日常逐利执法缺乏常态化约束。 执法过程透明度不足，罚没款去向缺乏公开，为权力寻租留下空间。 2. 外部监督渠道受限 公众对执法行为的监督权难以落实，行政复议、行政诉讼成本较高，导致逐利执法行为难以及时纠正。 典型案例：2022年媒体报道的某地城管与商户“协商罚款”事件，暴露了执法自由裁量权滥用问题。 四、法治观念偏差与个体逐利动机1. 部分执法人员法治意识淡薄 个别执法人员将执法权视为“创收工具”，将法律赋予的职责异化为谋取部门或个人利益的手段。 例如，某些民警通过违规办理“取保候审”收取保证金，或与“黄牛”勾结截留涉案财物。 2. 地方保护主义与权力干预 少数地方政府为保护本地企业或增加财政收入，默许公安机关选择性执法或滥用强制措施。 如某地公安机关以“涉嫌非法经营”为名查封外地企业，实则为本地企业排除竞争。 五、制度性缺陷与法律模糊地带1. 罚没款管理制度不完善 《行政处罚法》虽规定“罚缴分离”，但实际操作中仍存在罚没款返还、截留等漏洞。 2023年修订的《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进一步规范涉案财物管理，但执行效果仍需观察。 2. 自由裁量权过大 法律对某些违法行为（如治安管理处罚、交通违法）的罚款幅度设定宽泛（如“200-2000元”），为执法人员“议价执法”提供空间。 六、治理路径与改革方向1. 切断执法与经济利益关联 全面落实“收支两条线”，严禁罚没收入与部门经费、考核指标挂钩（参考2021年国务院《关于进一步规范行政裁量权基准制定和管理工作的意见》）。 2. 优化考核机制 建立以“执法公正性”“群众满意度”为核心的考核体系，取消单纯以罚没数额为指标的考核方式。 3. 强化监督与问责 推广执法全过程记录制度，畅通群众举报渠道，对逐利执法行为实行“一案双查”（既查当事人，也查领导责任）。 4. 提升法治化水平 加强执法人员培训，严格执法资格准入，落实《公安机关执法公开规定》，以公开促公正。 总之，公安机关逐利执法的根源在于财政依赖、考核异化、监督失效与法治意识薄弱的叠加效应。近年来，中央通过专项整治（如全国政法队伍教育整顿）已取得一定成效，国务院也在重拳出击整治，但彻底根治仍需推动深层次制度改革，从源头上切断执法行为与经济利益的链条，回归“执法为民”的本质属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