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父亲常对我说：“穷人的孩子早当家。”那时，我还不太懂这句话的分量，只觉得它像村头老槐树上的风铃，叮叮当当地随风摇摆，似乎在诉说着某种深远的道理。

直到后来，我的人生被一次次现实的撞击敲打，我才明白，所谓“早当家”，不过是早一点面对生活的难。

父亲走得早，留下母亲和我相依为命。

母亲身体不好，靠种地和打零工勉强维持家用。

那年，我十八岁，高考成绩出来后，收到大学录取通知书的那一刻，我兴奋得眼泪直流，可随之而来的却是巨大的压力。

家里的存款，连学费的一半都凑不齐。

母亲摸着我的头说：“阿泽，咱再想办法，实在不行，妈去借。”她的声音轻得像一片落叶，但我知道，这句话对她来说有多沉重。

我决定去找二叔。

他是父亲的亲弟弟，在村里开了家建材店，日子过得红火。

二叔平时总说：“咱们是一家人，有事尽管开口。”我把录取通知书拿在手里，怀着忐忑又期待的心情去了他家。

可当我说明来意后，他看了我一眼，叹了口气：“阿泽啊，读书是好事，可你也知道，家里钱紧，真没法帮你。

要不——你再想想别的办法吧。”那一刻，我的脸像被火烧一样烫，既感到羞辱，又感到无助。

回到家，我没告诉母亲真相，只说二叔也帮不上忙。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眼泪一滴一滴地砸在枕头上。我不是恨他，只是觉得委屈：五百块钱，对他来说应该不算什么，为什么就不能帮我一把？

最终，我选择了申请助学贷款，靠勤工俭学度过了四年大学生活。

每天早上五点，我去餐馆打工，晚上回宿舍复习到深夜。

偶尔看到同学们三五成群地喝奶茶、逛商场，我心里也羡慕过，但想到母亲日渐弯曲的背影，我只能咬牙坚持。

那几年，我对“穷”的理解变得更加深刻，也学会了隐忍和努力。

大学毕业后，我找到了一个不错的工作，月薪足够让我和母亲过上稍微轻松点的日子。生活刚有起色，二叔却找上门来了。

那天是腊月初八，母亲正在厨房煮腊八粥，屋子里飘着香甜的气味。

听到敲门声，我开门一看，二叔站在门外，手里提着一袋水果。

他笑着说：“哎呀，阿泽，这几年你可真是出息了！”他一边夸我，一边往屋里张望。

我让他进来坐，他搓了搓手，寒暄了几句后，终于说出了来意：“阿泽啊，你堂弟今年要结婚了，可家里条件不好，房子还没着落。

你能不能借点钱，五十万就行，等我店里赚了钱一定还你。”

听到这里，我心里五味杂陈。

当年我连五百块都没借到，而现在，他张口就要五十万。

我没有立刻回答，只是淡淡地说：“二叔，这事我得考虑一下。”送走他后，我坐在母亲旁边，把事情一五一十地讲了。

母亲沉默了一会儿，说：“阿泽，做人不能太绝，可这钱要是借了，你心里能甘心吗？”

我没有回答，但答案早已写在心里。当年的那句“家里钱紧”，让我记了整整十年。可我真的要像当年的他一样冷漠吗？

腊月二十三，二叔带着堂弟又来了。

这次，堂弟站在门口，搓着手，脸涨得通红：“哥，我知道这事为难你，可是……要是实在不行，我就不结婚了吧。”看着他局促不安的模样，我心里升起一股复杂的情感。

他是无辜的，可我却无法忽略当年的委屈。

最终，我开口了：“二叔，堂弟，钱我可以借，但有两个条件。第一，借条必须写清楚，五年内还清；第二，这五十万是借给堂弟的，不是借给你的，钱我直接打到他名下。”

堂弟连连点头：“哥，我一定按时还！”二叔的脸色有些难看，嘟囔了一句：“咱家人还搞得这么生分……”可他也没再说什么。

钱借出去了，堂弟的婚礼如期举行。婚礼上，二叔喝得大醉，一边拍着我的肩膀说我是“咱家最大的功臣”，一边又抱怨我“不像一家人”。我只是笑笑，没有多说。

五年后，堂弟按时还清了借款。

他的事业渐渐有了起色，逢年过节总会带着礼物来看我和母亲。

我问过他：“当年你爸让你来借钱，你心里怎么想的？”他挠了挠头，说：“其实挺不好意思的，可是没办法，家里真拿不出钱。”他的回答让我释然了不少。

其实，人生总有一些不公平的时刻。有人选择记恨一生，有人选择放下继续前行。借与不借，给与不给，都是一种选择。而亲情，也正是在这些选择中不断成长和升华。

多年后，我渐渐明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靠的是一颗心，而不是一笔钱。正如诗人海涅所说：“宽容带来的是心灵的自由。”或许我们无法改变过去，但我们可以选择以更温暖的方式面对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