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的历史上，一般的史学家们把“兴盛”的君王划分为六位。其中，夏少康“中兴”，周宣王“中兴”，汉光武“中兴”，东晋元帝“中兴”，唐肃宗“中兴”，宋高宗“中兴”。至于东晋元帝和南宋高宗，则是凭借着一半的国力，才能做到这一点，而南明则是一蹶不振，这与两位帝王的性格有关，下面，我们就从两位帝王身上，找出两位帝王之间的差距。

晋元帝的小心谨慎。晋元帝司马睿，既是琅邪武王司马伷之孙，又是晋朝奠基者司马懿之曾孙，与司马炎、司马昭等人之间的血脉联系，早已疏离。在八王争斗中，司马睿应八王的最终统治者“司马越”的要求，与琅琊王氏的王导和王敦联手，共同治理江南，为的就是给自己留一条后路。直到永嘉叛乱，洛阳城被攻陷，他才登上了皇位。东晋王权在南下以后，经历了许多磨难，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帝王和贵族的冲突，北方人和南方人的冲突。这两件事情，晋元帝都做的很好。

士族，对他而言，就是一座巨大的高山，镇压在他头顶。而在晋元帝看来，他最担心的就是王导和王敦这两个王氏的人。王导和王敦是王祥的后代，王祥曾担任过魏晋三公，王氏世代居住在琅琊，与琅琊王一脉关系密切。王导与王敦对东晋政权的确立起到了协调各方面利益冲突的作用，对汉马政权的建设做出了贡献。在东晋建国以后，王导为政治领袖，王敦主为军事领袖，这就是所谓的“王与马，共天下”。元帝和王氏的关系很好，第一次给了王导和王敦很高的评价，为了保持和王氏的平衡，不惜给他们升迁。在一次上朝时，他还想要把王导请到皇帝的宝座之上，以示对王导的嘉奖，却被王导给拒绝了。而且，在王敦造反的时候，他也给王敦下了一道旨意，并没有责备他，而是说：“您若是还惦记着我们，那就停战，让我们和平相处。如果你不愿意，那我就退位让贤，回到琅琊继续当王爷。”这道圣旨的份量很重，得到了不少人的赞同。这个时候，他不但没有降职，反而提拔了王导，让他为王氏效力，为朝廷效力。这一点，可以说是精妙到了极点。

元帝刚建国，就任命一百零六个南渡人为官员，拉拢各方力量，被称为“百六掾”。而且，元帝在与南方士族的相处上，也很有头脑，元帝来到江东后，与顾荣这个南方大族的代表交谈，并没有表现出高高在上的态度，而是说出了一句话：“寄人篱下，我等自愧不如。”元帝平日里很严格，他很爱酒，但是因为他酗酒，王导就警告他，让他戒酒。负责皇宫内务的大臣们想要用蚕丝织成的帘子，却被他一口回绝，改为夏季穿绿，冬季穿麻。就连他最疼爱的嫔妃，都不肯赏赐那些绣着花纹的雀钗和彩带的衣裙。看得出来，他很注重生活的每一个细节。

荒诞的朱由崧。与晋元帝开国皇帝不同，这位皇帝都是在为自己谋福利。可以说，朱由崧是一个非常“糊涂”的人。朱由崧是朱常洵之子，万历初年之孙。在“国本之争”中，原本应该由大皇子常洛继承储位，然而，万厉皇帝很宠郑贵妃，欲将其子福王朱常洵立为太子。文武百官也分成了两派，东林一派支持大儿子常洛，浙派和楚派则是支持大儿子的，双方争执了十五年，最后还是万历帝妥协，册封朱常洛为帝。然而，这一现象在万历后期又引起了一场“不入朝”和“明末党争，并延伸至南明。而“福王”朱由崧则是在南京继任皇帝时，对其所处的潜在的政治危机毫不知情。朱由崧嗜酒成性，贪图享乐，对国家大事漠不关心。福王登基后，嫌南京皇宫过于陈腐，增拨税收，招揽百姓，修建城池。除此之外，最让他上心的便是借着皇上婚礼之名，搜罗天下美貌的女人，他派了宦官到南京，苏州，杭州到处去搜罗，不管家世，不管有没有嫁人，只要长得漂亮，统统都要去搜罗。除此之外，他还担心方士们会不会炼制出药剂的秘密配方。他的行为引起了人民的不满。福王于军国之务，全交由宦官马士英全权处理，并言：“世间之事，老马代劳。”马士英为了自己的利益，对像史可法这样的清廉官员进行了严厉的打压，并对东林派进行了迫害。李自成的大顺军和张献忠的一部份的大西军队来投，他们非但没有联合起来加以利用，反而被明廷屠杀和迫害。可以说，在这福王领导之下，所有人都被打得七零八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