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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短视频和直播的火爆，职业打假人成了网络上的新“风口”人物。每当一场“打假”大战上演，背后总有一些让人摸不清的操作：这些职业打假人究竟是“正义的捍卫者”，还是“流量的收割者”？

最近，良品铺子和百雀羚两家知名品牌，先后遭遇了职业打假人的“曝光”，一时间成为了舆论焦点。

起先是一位打假博主指控良品铺子的“桂香坚果藕粉”中掺杂木薯成分，而“酸辣粉”则干脆就没有“粉”，疑似配料表造假。

这个声音迅速在网络上发酵，无数网友纷纷转发评论，抨击良品铺子涉嫌虚假宣传，甚至有人直接表示“以后再也不敢买良品铺子的产品了”。

然而，经过市场监管局的调查，发现这两款产品均合格，未发现所谓的“造假”成分。面对这种舆论压力，良品铺子最终决定向打假者提起诉讼，捍卫企业声誉。

紧接着，百雀羚也被一位自称“打假专家”的博主曝光，指控其部分产品添加了禁用原料。面对类似的争议，百雀羚同样启动了自查和法律程序。

从这两起事件来看，我们能感受到一种背离“打假”本义的现象——它不仅仅是揭露假货，更变成了一场由职业打假人引发的“舆论战”。这些打假者在高声批判、猛烈攻击的背后，有时隐藏的并非纯粹的正义，而是利益驱动的“恶意假打”。

简单来说，恶意打假并非纯粹为了揭露商品的虚假信息、维护消费者权益，而是通过不实指控、夸大事实或刻意挑起矛盾，以博取关注和流量。

更有甚者，通过制造假新闻，诱导消费者产生恐慌，进而迫使企业赔偿或公开道歉，达到勒索、获取利益的目的。

这种恶性行为的出现，既得益于“打假”这一社会需求的普遍存在，又受到了互联网文化和流量至上的推波助澜。在短视频平台和社交媒体的加持下，打假不再是单纯的维权，而成了一场充满话题的营销游戏。

随着“打假”风潮的兴起，职业打假人可不仅仅是今天我们提到的这么一两个人，而是扩展成一个庞大的群体。这里面有真心为消费者维权的打假者，也有为了流量和利益“打假”的博主。其背后原因，不外乎几个方面。

首先，还是因为相关法律不健全，监管缺位。尽管我国已有《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相关法律，但在具体执行层面，仍存在一定的滞后性。许多消费者面临维权困难，尤其是一些小企业或中小商家，无法有效应对打假者的恶意行为。

在这种情况下，职业打假人便趁机“填补了空白”，某些博主借此在短视频和社交平台上迅速积累流量，甚至通过不实曝光进行盈利。

同时，随着短视频和直播的盛行，打假博主成功抓住了消费者对食品安全的敏感神经，通过激烈的言辞和冲突性的画面，进一步放大了事件的影响力，不仅让“打假”话题成为热议焦点，也让其个人账户和视频迅速登上了平台的流量榜单。

打假博主在很短时间内迅速积累大量粉丝和关注度，迅速达到“流量变现”，博主的个人品牌和商业价值也得到了极大提升。这也促使部分人开始有意识地去制造“假打”事件，从而成为所谓的“职业打假人”。

如今，随着人们法律意识的提升，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开始关注商品质量、售后服务等问题，普通消费者可能因为缺乏专业知识和时间精力，而无力维权，但打假博主却能充当他们的“代言人”，借此获得粉丝的支持和商业价值。

然而，正是一部分被消费者寄托希望得打假博主，他们并不具备专业的检测能力和严谨的事实依据，而是通过带有情绪化的言辞和夸张的表现方式，吸引观众关注，博取眼球，背离了“打假”最初的核心目的——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除了捏造事实、恶意打假，你有没有听过另外一种“打假”：有人明明知道产品有问题，还主动买了几次，不是为了用，而是为了“告”，然后申请赔偿，动辄十倍甚至更高。

最近，河南禹州的一起案件，更是将这种现象推上了风口浪尖。

消费者张某在短视频平台看到了一个减肥产品的推荐后，便购买了6盒，总价3588元。然而，张某服用后不仅没有达到减肥效果，还声称身体出现了不适，检测后发现产品含有违禁成分西布曲明。随后，张某将卖家王某告上法庭，要求退还货款，并赔偿10倍金额共计35880元。

从表面上看，这似乎是一个普通的消费者维权故事。但法院的调查显示，这件事可没有那么简单——张某此前就曾多次购买类似产品并提起诉讼。更有趣的是，他在检测当天还和卖家商量“用法”，似乎并不是一个毫无准备的普通消费者，而更像是一个“职业维权者”。

法院最终判决，张某首单购买的3盒属于正常生活消费，支持其惩罚性赔偿请求。但他第二次购买的3盒，显然超出了日常合理需求，涉嫌利用法律谋取不正当利益，因此不予支持赔偿。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明确规定，消费者可以就食品安全问题索取十倍赔偿，这条法律的初衷是保护普通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惩治制假售假行为。然而，如果“消费者”本身就带着盈利目的，甚至以“知假买假”谋利，那么这种行为是否还能被称为“消费”？

最高人民法院在2024年出台的司法解释中已经明确，“购买者明知食品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在短时间内多次购买”的行为，应当审查其是否超出合理消费需求。如果明显不符合生活常识，就不能被认定为普通消费行为，而应当严格限制惩罚性赔偿的适用。

因此，并不是所有的“知假买假”，都符合法律定义的“打假”。某些职业打假人明知产品存在问题，却故意大批量购买，然后用法律威胁企业进行赔偿协商，这种行为已经偏离了维权的初衷，甚至可能构成敲诈勒索。

法律专家指出，这种行为不仅扰乱了市场秩序，还可能对企业造成恶意伤害，破坏正常的商业环境。尤其是一些小微企业，面对动辄几十万的赔偿要求，很可能因为无力支付而关门停业，这对社会的整体公平发展也极为不利。

对于明显以盈利为目的、多次购买问题商品的职业打假人，法律也会予以限制和规范。

打假和保护消费者权益，就像拉锯战中的两端，用力过猛或过弱都会让另一端受伤。假货是社会公害，打假人应运而生，可当“恶意打假”开始钻法律的空子，我们的维权天平也就摇摆不定。

那么问题来了：如何在“打假”与“保护”之间找到平衡点，让消费者放心，让市场清明？

假货并非现代社会的产物，它从古代就存在。今天，它仍然以各种形式渗透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食品、药品、化妆品、电器……甚至连学习资料都有盗版。

假货不仅损害消费者利益，还严重威胁公共安全，比如伪劣药品、含毒食品等，轻则让人财产受损，重则危及生命。

问题是，假货不光“制造”者有罪，那些明知是假却购买的人，甚至整个生态链上的“纵容者”，也都难辞其咎。许多人出于贪图便宜或侥幸心理，对假货抱有“能用就行”的态度，让假货有了市场。而职业打假人虽揭露了部分假货，但有时也成了“次生灾害”，对市场秩序造成新的冲击。

消费者维权是社会的正当需求。然而，滥用维权的现象也时有发生。比如，恶意投诉、知假买假索赔等行为，让很多企业头疼不已。一些职业打假人不是真心想维护消费者权益，而是为了牟利，甚至以法律诉讼为筹码，与商家私下和解敲诈赔偿。

但另一方面，假货横行又是客观事实。如果没有惩罚性赔偿等法律措施，真正的消费者可能因维权成本过高而放弃追究，助长造假者气焰。

所以，问题的核心是：如何让维权与法律合理衔接，让法律既有力量打击假货，又能避免被滥用。

首先，打假不能总靠消费者去维权，更不能靠职业打假人“监督”，而应从生产和流通环节彻底斩断假货链条。政府部门应加大对企业资质、产品质量的监管力度，建立完善的追溯体系，比如通过产品编码、区块链技术等，让每件商品的来源和去向都清清楚楚。

此外，对于涉假企业和个人，应依法施以严厉的行政和刑事处罚，形成强有力的震慑作用，避免假货反复“复活”。

第二，职业打假人在一定程度上揭露了假货问题，但当它变成一种“敲诈生意”时，就失去了意义。最高法近年来对食品安全法的解释中，已经明确限制了职业打假的范围，比如“知假买假”“非合理消费”不得支持高额赔偿。这些条款有助于规范职业打假的行为，让打假回归本质——为消费者权益服务。

同时，司法机关在审理相关案件时，应注意区分消费者真实维权与恶意索赔的界限，对后者严加惩治，防止法律资源被浪费。

其次，“打假”并不只是政府和企业的责任，消费者也需要发挥积极作用。很多时候，假货之所以有市场，是因为消费者的认知和警惕性不足。如果每个人都能对低价诱惑保持清醒，并且勇于举报假货，假货将失去滋生的土壤。

打假与维权的天平不可能永远保持静止，但只要我们不断调整它的支点，总能让它趋向平衡。假货可恨，恶意打假同样不能纵容。与其寄希望于职业打假人，不如让每一个消费者都成为健康市场的“守护者”。毕竟，我们期待的不是一次性补偿的快感，而是长久安心的消费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