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3月25日，毛泽东在北平西苑机场检阅参加平津战役的人民解放军部队。

郭沫若是著名的文学家、历史学家和社会活动家。抗日战争时期，他担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周恩来任副部长）第三厅厅长、文化工作委员会主任，在国民党统治区组织和领导进步文化人士从事抗日宣传工作。他撰写的《屈原》、《虎符》、《棠棣之花》等历史剧和大量诗文，深刻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卖国投降政策，激励了广大民众的抗日救国斗志。

到1944年春，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一系列重大胜利。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抗日力量也度过严重困难，进入兴旺发展时期。中共中央开始研究和部署关于实施战略反攻、加强城市工作、争取全面胜利、建立新中国等问题。面对新形势，郭沫若抓住纪念明朝末年李自成农民起义军胜利三百周年这个契机，以《甲申三百年祭》为题，撰写了约两万字的文章，于1944年3月10日脱稿。《新华日报》从3月19日（李自成当年攻占北京、宣告明朝灭亡的日子）起连载四天。

在这篇史论中，郭沫若根据确凿的史实，一方面深刻分析了明朝灭亡的根本原因，在于“内部已腐败不堪”；指出“无论是饥荒或盗贼，事实上都是政治所促成的。”另一方面，郭沫若对李自成等农民起义军首领人物的功罪始末作了客观的评价，指出他们之所以成功，是实行“欲取天下以人心为本”的结果；他们之所以失败，是因为胜利以后骄傲、腐化，失去人心。

郭沫若这篇力作在重庆一问世，犹如“一石激起千层浪”，立即在中国的文坛和政坛引起了巨大的震动。国民党顽固派认为，该文大逆不道，影射蒋介石统治当局，美化农民起义“流寇”，于是动用权力，从舆论上肆意进行封锁和围剿。

远在陕北延安的毛泽东在收阅《甲申三百年祭》全文以后，同样受到了刻骨铭心般的触动。他敏锐地认识到，该文对于中国共产党人的兴衰成败具有既现实又长远、既鲜明又重大的针对性和指导性，并立即指示全党认真学习。于是，延安《解放日报》（当时的中共中央机关报）在1944年4月18日和4月19日连续用大版篇幅，分两次转载了全文，并配发了一千多字的“编者按”。同年5月以后，延安和各解放区还陆续出版发行了《甲申三百年祭》单行本；6月7日又以中共中央宣传部和中央军委总政治部的名义联合发出通知，号召全党全军的党员干部认真学习该文，明确要求高级领导同志，无论遇到何种有利形势与实际胜利，无论自己如何德高望重，必须永远保持清醒与学习的态度，千万不可冲昏头脑，忘其所以，重蹈李自成的覆辙。同时，《甲申三百年祭》被规定为整风学习文件之一，在全党掀起了一股学习该文的热潮。这对于端正思想，振作精神，防止骄傲和腐败，推进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产生了积极而重大的影响和作用。

早在解放战争取得全国胜利之际，毛泽东就在1949年3月5日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报告中谆谆告诫全党：“在拿枪的敌人被消灭以后，不拿枪的敌人依然存在，他们必然地要和我们作拼死的斗争，我们决不可以轻视这些敌人……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我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1949年3月23日上午，中共中央机关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由西柏坡进驻北平。毛泽东对周恩来说：今天是“进京赶考”的日子，不睡觉也高兴啊！周恩来说：我们应当都能考试及格，不要退回来。毛泽东说：退回来就失败了。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毛泽东还对身边工作人员说过：我们进北平，可不是李自成进北平。他们进了北平就变了。我们共产党人进北平，是要继续革命，建设社会主义，直到实现共产主义。

然而，树欲静而风不止，船欲稳而浪不停。在新中国成立后不久，有一些共产党人就忘其所以、蜕化变质，在糖衣炮弹面前打了败仗、当了俘虏。面对“从善如登、从恶如崩”的严峻形势，究竟何去何从、怎么办，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的“生死抉择”。

毛泽东运用无产阶级革命家见微知著、防微杜渐的战略思维，坚持“功不抵罪、罪不否功”和“国事无私、法不容情”的原则，及时部署了“三反”运动(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在1951年12月至1952年10月全国开展的“三反”运动中，我们党查处了党政军队伍中的一批腐败分子即“李自成式的共产党人”；共计判处死刑42人(包括刘青山、张子善)、死缓9人、无期徒刑67人、有期徒刑9942人。

石家庄市委副书记(原任天津地委书记）刘青山和天津地委书记(原任天津专区专员)张子善，两人都“根正苗红”；都是在三十年代初期入党，在枪林弹雨中出生入死，“既有苦劳、又有功劳”的高级干部。但是，在执政掌权以后，他们就居功自傲，贪图享乐，利用职权大肆贪污盗用公款公物（包括机场建设款、治河款、救济粮、救灾粮等），违法金额共计171亿多元（旧币，折现币171万多元）。他们的言行，与牛金星、刘宗敏、李自成多么相似啊！

毛泽东在对待这些案件时，既深谋远虑，又斩钉截铁。他旗帜鲜明地指出：腐败分子是“叛徒和毒虫”。“大贪污犯是人民的敌人。他们已经不是我们的同志和朋友，故应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将他们肃清，而不应有丝毫的留恋或同情”。“我们杀了几个有功之臣也是万般无奈。我建议重读一下《资治通鉴》。治国就是治吏！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之不国。如果一个个都寡廉鲜耻，贪污无度，胡作非为，国家还没办法治他们，那么天下一定大乱，老百姓一定要当李自成！国民党是这样，共产党也是这样。”

“三反”运动被称为“共产党壮士断腕第一刀，新中国惩治贪官第一枪”，是中国共产党建国执政以后自我净化、反腐防变的一次成功实践，也是马克思主义执政党以自我革命推进社会革命的一个成功典范，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重大的现实意义。这场斗争的胜利，不仅没有“抹黑”共产党，反而增强了老百姓对党的信任，密切了党群关系和干群关系，净化了党风和社会风气；同时，挽救了一大批犯错误的同志，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祖国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老百姓衷情歌唱：共产党好，共产党好，共产党是人民的好领导；说得到，做得到，全心全意为着人民立功劳；坚决跟着共产党，掀起了社会主义建设高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