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隆中对》出自晋代史学家、文学家陈寿的《三国志·蜀志·诸葛亮传》，记叙了东汉末年隐居隆中的诸葛亮为兵力、财力、人才团队均显著处于下风的刘备所谋划的“复兴汉室”的战略布局。

所谓时间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隆中对》问世之后，刘备集团总体上执行了这一战略计划，取得荆州大部分州郡后吞并两川，割据益州，最终建立季汉政权，形成了三分天下的格局。

虽然后来局势的发展并不全如诸葛亮所料，但《隆中对》的规划还是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让寄人篱下，毫无根基的刘备集团通过短短十年时间就一跃成为三国之一。

诸葛亮的政治、军事才略被时人司马懿称为“天下奇才”，隆中对也随着《三国志》的广为流传而脍炙人口。

西晋大臣、灭吴元勋王濬读到《隆中对》之后赞叹说：“孔明创蜀，决沈机二三策，遽成鼎峙，英雄之大略，将帅之弘规也！”

继《三国志》之后，司马光的《资治通鉴》、罗贯中《三国演义》和清代吴楚材的《古文观止》先后辑录了《隆中对》，称诸葛亮“未出茅庐已知三分天下”，诸葛亮在中国人心目中的形象进一步提升。

三顾茅庐

毕竟以当时刘备的窘境，将不过关张赵，兵不过五六千，遇到稍微有些实力的军阀过来抢地盘就得提桶跑路，而诸葛亮居然能让这样一个连诸侯都算不上的落魄贵族成为帝王，其智谋堪称旷代罕匹。

正因如此，普通人只要提到诸葛亮，无不对其足智多谋、神机妙算佩服得五体投地。

然而自古以来也有一些人对《隆中对》的谋划提出过批评。其中一人就是位列“唐宋八大家”之一，苏东坡的父亲苏洵。

苏洵博览群书，专爱和古人唱反调，而且他不是胡乱发表意见，批评得还很有道理，这正是此人的厉害之处。

比如对帮助齐桓公称霸中原，九合诸侯的管仲，苏洵就毫不客气地批评说：

“齐国的强盛，首先要归功于鲍叔牙，而齐国的祸乱才是源于管仲。导致齐国大乱的竖刁、易牙、开方三个奸臣，以管仲的贤明岂不知这三人是奸佞之徒，为何三人还能在朝廷为官？”

怼天怼地苏洵

又比如后人认为导致西晋灭亡的王衍、唐朝内乱的卢杞等人是奸臣，苏洵为此写了一篇《辨奸论》，反驳说：

“假使没有晋惠帝这个呆子，哪怕仅是个一般的君主，即使有千百个像王衍这样的人，又怎么能把天下搞乱呢？卢杞此人不学无术，容貌丑陋，如果不是遇到鄙陋昏庸的唐德宗，又怎么会得到重用呢？”

对于已经被传颂了将近八百年的《隆中对》，苏洵也猛烈开火：

“诸葛孔明弃荆州而就西蜀，吾知其无能为矣！吾尝观蜀之险，其守不可出，其出不可继，兢兢而自完犹且不给，而何足以制中原哉。”

作为土生土长四川人的苏洵，对于四川的地理环境有着认知，以成都平原为主的四川盆地虽然是物产丰富，得天独厚的“天府之国”，但也是自古以来割据政权的“独立陷阱”。

从中国军事地理上看，古代中国的“天下”格局恰似一个九宫格的棋盘，四川盆地位于棋盘的西南角，极易形成偏安。

四川盆地得天独厚

在蜀地的政权向北发展受阻于剑门关、秦岭的天险，向东又受到三峡的限制，军队一旦冲出四川盆地就会受到后勤的巨大压力，这一问题也始终困扰着诸葛亮及其继承人姜维。

关羽败亡前夕，刘备亲自率兵占据汉中，刘封已攻占上庸，如果关羽再占领襄阳，就可以利用汉水解决后勤转运的问题，打通荆州和益州之间的水路联系，但可惜最后功亏一篑。

更麻烦的是，本来刘备集团打着“兴复汉室”的大义旗号在中原收罗人才，入蜀之后却成了一个割据政权，面临丧失中原人心的巨大难题。

而诸葛亮为了聚拢人心不得不一再出兵祁山，劳师远征，最终使得季汉政权国力虚耗，而北伐事业也从一开始的声势浩大到后几次响应者寥寥。

后来姜维为了破解后勤保障不力的困局终于开始屯田，但此时邓艾已从阴平故道冒险偷渡直抵成都城下。

近千年后，毛主席读到苏洵对《隆中对》的评论深以为然，并且补充批注说：

“（诸葛亮）其始误于隆中对，千里之遥而二分兵力。其终则关羽、刘备、诸葛三分兵力，安得不败。”

毛主席

相对于苏洵重点指出偏安于四川的危害，毛主席则更进一步，点明了刘备集团形成偏安的原因是分散了本来就有限的军事力量，用关羽守荆州，刘备驻汉中，诸葛亮守西蜀。

刘备执行《隆中对》入川之后就面临这样的局面：既要派重兵守卫荆州门户，又要费力经营川蜀；“一旦天下有变”，还要兵分两路，进取中原。

然而，荆州和西蜀之间相隔千里，中间有大巴山地阻隔，很难互相呼应，反而容易被各个击破。

刘备集团的兵力本来就十分有限，如今要分别面对强大的曹操和孙权两个集团更是心有余而力不足，这也注定了诸葛亮虽然心比天高但最终劳师无功的悲剧结局。

集中兵力打歼灭战是毛主席军事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红军、八路军相对弱小的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和抗日战争时期，我军就通过充分运用这一战术打了许多胜仗。

纵观毛主席的指挥艺术，他总是创造一切条件，在运动中调动敌人，分散敌人，不断创造局部的兵力优势，然后将已经孤立出来的小股敌军干净彻底地消灭。

毛主席指挥解放战争

在《毛泽东文集》第四卷、第五卷中，就有许多毛主席下达给各战区负责同志关于集中兵力打歼灭战的指示。

比如，1945年10月22日，针对国民党军在烟台、青岛等地登陆，大举进犯山东解放区的严峻形势，刚刚从重庆回到延安的毛主席就电告还在山东的罗荣桓及陈毅、张云逸等同志：

“必须集中强大的野战军，山东、华中各需有一个3.5万人到4万人的强大的野战军……为了集中歼灭顽军之目的，山东、华中两地只应该各有一个主要作战方向，其他都是辅助作战方向，不要分散兵力……”

1946年8月22日，毛主席又告晋冀鲁豫野战军指挥员刘伯承、邓小平：“凡无把握之仗不要打，打则必胜，每战必须以优势兵力加于敌人，其比例最好是四比一，至少是三比一，歼其一部，再打另一部，再打第三部，各个击破之……”

1947年8月28日，毛主席给刘邓、陈粟、陈谢、林罗等各大战区的指挥员同时发电，要求：“给敌以歼灭与歼灭性打击须同时注重……执行这一方针，必须集中三倍或四倍于敌的兵力，以一部打敌正面，而以另一部包围敌之两翼，而以主力或重要一部迂回敌之后方……”

从小规模的集中兵力打一个团、一个师的歼灭战，到解放战争后期集中几十万大军，在几十公里，几百公里的正面上打一次包围敌人一个兵团，几个兵团，毛主席的指挥思想是一以贯之的。

解放战争时期的我军坦克部队

但在解放战争时期，毛主席自己也曾经上演过“千里分兵”的操作。

1945年9月18日，代为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给在重庆的毛主席致电，急告东北正处于政治真空的情况，并说：

“故我们如能控制热、察及冀东，在满洲沿海又配置数万兵力，即可阻止蒋军进入满洲，控制东北。此着关系极大，西安英美人亦见到此点。昨电抽调十万到十五万兵力的部署，望速考虑。”

次日，毛主席回电拍板，以山东、华北等根据地为基础，调动八路军、新四军十万精锐干部和指战员挺进东北，并且把陈云、彭真两位中央候补书记级别的大员派到东北。

毛主席下这样的战略决心，相当于扔掉关内的部分根据地不要，也得确保东北控制在我党我军手中。

这个决策相当于在与延安远隔千里之外的东北又开辟一个新的战略区，这与《隆中对》在荆州战区同时再经营益州战区有类似之处，也有明显的不同。

解放战争初期罗荣桓与刘亚楼等人在大连合影

首先，二者的政治形势不同，日伪垮台以后东北被苏联红军所暂时控制，东北地区群众对于所谓“正统”的国民政府并没有什么特殊的感情，而执行土改政策的我党更容易扎根；

对刘备来说却并非如此，由于刘备进军益州干掉了已经在本土发展数十年的张鲁、刘璋两个原生政权，一部分当地士族和民众对这个新来的势力内心有所排斥，导致刘备不得不把战略重心长期放在益州。

刘备集团拿不出什么特别高明的政治策略，只能使用吸收本土士族进入集团高层以笼络人心的老套路，原来的老矛盾照样存在，这也导致刘备去世后很快就发生了益州大族雍闿联合南中首领孟获叛乱的重大危机。

其次，二者的战略态势不同，虽然延安与东北相隔甚远，但中间的山西、河北、山东地区分布着大片抗日根据地，实际上我军的兵力和资源可以持续不断进入东北，并无山川阻隔。

而刘备集团实际上只控制了荆州的部分州郡，关羽被围困于麦城时，就算距离最近的刘封、孟达能从上庸出兵，也得从曹操刚刚调集重兵解围的襄阳地区经过。

刘封、孟达所部不过一万人，而襄阳的曹仁、徐晃所部起码有三万人，二人恐怕还没有走到麦城就已经交代在路上了。

上庸三郡距离襄阳近在咫尺

所以，此时益州根本就算不上荆州的大后方，勉强算后方的上庸郡又无法给荆州提供有效的支援。

第三，二者的战略意图不同，刘备入川，是从原来四通八达的荆州地区进入了相对封闭的四川地区，后人形象评价刘备“如同老翁辛苦劳碌半生，一夜骤然暴富便再不出门。”

苏洵就很不客气地批评说：“成功的商人都知道，要赚大钱就要把自己的店开在能够吸引四方来客的地方，而似刘备这样入川称帝，充其量不过是个守财奴罢了，一遇强盗则不免一生辛苦付诸流水。”

当年项羽分封诸侯，把威胁最大的刘邦封在蜀地，也是想让刘邦在这里自我封闭，果然刘邦到汉中（南郑）之后，部下将士因为思念家乡纷纷逃亡。

要不是出了韩信这样的奇才，向刘邦献计“明修栈道暗度陈仓”，打掉了在关中根基不稳、民心不附的秦朝叛将章邯等人，或许当时已经五十岁的刘邦真的要在蜀地养老。

从历史上看，除了刘邦之外，在四川的割据政权无一例外都是被外来势力消灭的结局。

今天的栈道

毛主席下令十万大军闯关东，则有其深刻的战略考虑。

按1945年10月的形势，国、共和美国代表三方在北平进行军事调处谈判，关内可能小打，但不可能大打。

而关外的东北就没有这种约束，一旦我党在东北扎下根，就可以整合东北、华北，由北向南对国民党形成战略压力。

从整个大势来说，蒋介石在西南，要向北、向东发展，毛主席在东北，向南、向西发展，双方一个是爬山，一个是下坡，面临的地理阻力是不一样的。

公元25年，东汉世祖刘秀在河北邢台千秋亭称帝，仅用十年时间就削平群雄，建立东汉王朝。

公元617年，唐高祖李渊在太原起兵，当年渡过黄河攻入长安，也是只用了十年时间就基本统一全国。

夺取长安是李渊集团第一个重大战略决策

以至后来的几个少数民族政权：金朝、元朝、清朝，都是从北方出兵，借天时地利骤然入主中原。

自毛主席下决心落子东北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解放军和亿万劳苦大众仅用了不到四年时间就取得了全国性的胜利，再一次验证了毛主席的正确决策。

而全国性胜利的关键，也在于东北战场的首先胜利。

再回过头看《隆中对》和毛主席对《隆中对》的评价，我们还可以打个不恰当的比方。

这好比是一套难度突破天际的考卷，学霸诸葛亮看到考卷之后竭尽全力，做了一份90分的答卷，这样的谋略已令普通人五体投地，望尘莫及。

后来苏洵找到了诸葛亮答错的几个地方，说“这些地方写得不对！”但他也不能给出正确的答案。

唐宗宋祖，略输文采，秦皇汉武，稍逊风骚

岂料千年以后毛主席拿到了同样的考卷，并且答了个满分。

而作为普通人的我们，只能在如今以上帝视角再回顾当年《隆中对》的得失，并感慨毛主席的高瞻远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