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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我从我们省里的一所邮电中专毕业，毫不意外地被分配回我们县里，最后安排在一个叫西山的小镇当邮递员。
西山镇是我们县最偏远的一个乡镇，从镇上到县城还有一百三十多公里的路程，通往外界的唯一一条山路，也是有名的九弯十八拐。
每天一班往返县城和西山镇的班车，会捎带走西山镇寄出的信，也会捎回从外地寄回来的邮件。
因为我分配到这么偏远，尽管在乡亲们眼里，也是吃国家粮的人。但在同学们看来，那么一个鸟不拉屎的地方，走进去只怕就再难出来了。
于是，谈了一年多的女朋友也“爽快”地和我分手了。这样一来，我的心情简直就掉入了谷底，每天心里想着的，就是怎么能尽快走出这个山窝窝，去外面的世界飞翔。
抱着这样一种心态，对自己工作的态度，自然就不用说了，完全就是得过且过地混日子。
雪上加霜的是，由于是新来的，我分配到了一条最偏远的投递线路，一个叫扶王山的乡。
从西山镇去扶王山还有十五公里山路，都是在山上不算，最宽的地方也不过一米宽。
幸好扶王山人口也少，邮件也就少得可怜，我这条线路也不用每天都跑，大概就一个星期一次的样子，极端情况下甚至十天半个月也行。
于是，我一般是星期五才从所里把邮件拿出来，放进邮包里，挂在那辆绿色的自行车后座上，上午出发送过去，下午不急不慢地骑回来。其余时间，其实也真没有什么事。
当时的乡镇邮政所的管理也非常松散，即使我这样有明显偷懒的人，毕竟每周都还是把邮件送过去了，领导们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根本没有人管我。
一转眼，我到西山镇已经半年了，扶王山也去过很多次了，几乎没有几个人在意我来了又走了。
因为扶王山收邮件的人，来来去去也就那几个，对绝大部分当地人来说，我来与不来，根本和他们没有关系。
但从十月底开始，就有一个老人突然成了我的“守护神”。
老人叫王伯，土生土长的扶王山人，年纪应该是七十出头。
和扶王山其他人对我的冷漠不同，我每回骑着单车上他们村口的那个小坡后，总会在那个山坳上看到他，似乎他就是在那里等我一般。
见到我，王伯就会向前朝我走几步，嘴里小声地问道：有我的信吗？
我也是那时候才知道王伯的名字的，一开始也会掏出寥寥可数的几封信看一遍，根本没有王伯的名字，就大声告诉他“没有”。
到后来，只要看到王伯，我根本就不等他发问，甚至都不会停下来，只是骑在自行车上大声地喊一句：今天还是没有。
王伯出现的次数多了，我也会问一问村里的其他有信收的人。这才得知，王伯的老婆早年就去世了，只有一个儿子相依为命。但今年年初，儿子就和别人去了广东打工。
自从儿子出门后，王伯每天都会念叨孩子在外面会怎么样，什么时候会写信回来。正是因为有这个念想，所以就成了最“关心”我的人。
进入十月份之后，雨水多了起来，我去扶王山送信的规律也被打乱，以前固定是星期五去，后来就看天气了，反正每个星期跑一趟，对我而言就完成了任务。
但不管我是哪一天出现在扶王山，总是能在那个山坳上看到迎面走过来的王伯。
最开始，我根本不会去想这些，只是依旧用不耐烦的语气喊一声“今天还是没有”，然后就是自行车从他身旁驶过。
大概在十一月初的时候，我真的给王伯送了一封信，邮出的地址是广东东莞。
我把信递给王伯时，他两只手伸出来，战战兢兢地接过去，那神情，就像捧着一封圣旨一般。
王伯把手里的信封左右看了一遍，却又小心翼翼地递回给我，用那种山里人特有的语气说：后生家，我不识字，能请您帮我念一下吗？
那一刻，我的心里也似乎被什么东西触动了一样，第一次那么耐心地帮他拆开信封，从里面拿出一张信纸，然后一字一句地把内容读给他听。
等我念完，王伯半晌都没有回应，甚至都没有察觉到我已经读完了。
王伯的眼睛望着山坳外面，一旁的我从侧面看过他的视线，他的眼神似乎应延伸去了无限远的东莞。
我担心他没有听到重点，便特意捡出来最重要的一句重复了一遍：儿子过年的时候忙，今年就不能回家过年了。
等我第二次读出这句话时，立即看到王伯的眼睛浑浊起来，那肯定是老人的泪水。
即使铁石心肠的我，也看得心里堵了什么似的，便说了几句安慰他的话，说你儿子很想你，担心你在家里过年没有吃的，过几天就会给你寄钱回来买年货。
王勃的眼睛突然间就有了点神气，但眼眶的泪水明显还是在滚动，也似乎才明白要向我道谢：你看我，这人老了就容易走神，多谢你啊，后生家。
说完之后，王伯再次接过了信，当着我的面小心翼翼地揭开外面的棉袄，把信封装到了贴身的衣兜里。然后拄着拐杖转身，慢慢消失在转弯处。
那天也有几封其他人的信，最后还有老支书的几份报纸，据说是乡里帮村上订的。我把几封信送到收信人手里，最后才来到老支书家。
老支书的家我来过好几次了，几乎每次来扶王山都要来他家一趟。
我一进门，就看到老支书在和几个乡亲们在聊天，竟然还看到了王伯。
这时候的他，神情和刚才在山口上的沮丧完全不同，就像突然之间换了一个人似的。
王伯手里拿着信，对着老支书和其他几个乡亲们说：我儿子来信了，很快就会寄钱回来，说是要给我买年货的。这到了大城市干活就是不一样啊，以前在家里，哪里能看到钱？
王伯继续说着，甚至还邀请大家到时候去他家吃东西。
老支书应该也理解他的心情，笑眯眯地对他说：王老哥，那你可以要多买点哦，到时候我们大家一起来。
王伯一点也不怕，眼里流露出的是满满的憧憬：好啊好啊，到时候大家都来啊，我收到儿子寄来的钱，就顺带在街上买些酒肉回来，到时候大家一起热闹热闹。
王伯说这番话的时候，眼睛依旧是看向了门外，一眼就看到了走进来的我，他的声音马上又大了一点：
后生家，到时候你也一起来哦，就选在星期五好了，反正我儿子寄钱回来，你肯定是第一个知道的……
那年冬天的雪下得早很多，十一月底就开始断断续续下起了雪。雨雪天山路难行，领导也更加不会催我去送信，我去扶王山的次数就更少了。
清楚地记得，十二月初十那天，我再次来到了扶王山，这应该是我过年前最后一次来了。
走完这一趟，按常理也是下周五才来，到时候已经是十二月十八，我肯定已经回家过年去了。
尽管天上没有下雪，但地上还到处看得见白的，我刚刚走到山坳上，王伯迎面就走了过来，嘴里急切地问道：有我的汇款单吗？
也许是我今天急着送完这一趟就能回家，也许是这一路上滑倒了好几次，让我的心情非常糟糕。
看到在我面前喋喋不休的王伯，便没好气地回答说：没有。然后就自顾自地进了村，去了老支书家里。
临放假的前一天，所里也派给了我几封信，我接过来塞到邮袋里，锁上门就回家了——从闭塞的山窝走出来，觉得连呼吸都轻松了许多。
年初八开工，我也是当天下午才回到西山镇，这才有机会整理年前留在邮袋里的那些邮件。
但有一张汇款单刺痛了我的眼睛，收款人正是王伯，另外还有一个包裹，都是从东莞邮寄出来的，肯定是王伯的儿子寄回来的年货吧。
我心里稍微有点歉意，想着王伯那种期盼的神情，不由得也是心有不忍，当即就骑着自行车去扶王山。
走出邮政所的时候，值班的所长表扬了我，说你这是新年新面貌，刚刚到单位就送件去。
我走得很快，平常要两三个小时的路程，那天只走了有两个小时不到，只想早点把东西送到王伯手里。
走到扶王山的那个山坳上时，破天荒地没有遇到王伯，只是稍远处多了一堵新坟，我心里隐隐有点不好的预感。
我来晚了！
王伯去世了，大年三十晚上去世的，他儿子到年初三才到家，初五的早上，王伯就被安葬在那个进村的山坳上。
老支书告诉我，年前的每一天，王伯都会在山坳上徘徊，不管是刮风还是下雨或者下雪，任谁也拦不住也劝不回。
老支书劝他在家里等，但王伯却说：我儿子说了要给我寄钱买年货的，要不是他出了什么事，那就一定会做到。
这句话一说出口，王伯竟然又抽了自己几嘴巴，骂自己是乌鸦嘴，转口又嘀咕起来：天气不好路上耽搁了呢，再等等就是了。
就那样，王伯每天都会在山坳上等汇款单，直到大年三十的晚上，十二点一过，村里的“开门炮”响起来了，老支书才发现，王伯已经去世了。
不过这一回没有在山坳上，而是坐在自己家的院子里，身上都堆满了雪，就像一个雪人一般……
我捧着汇款单和包裹来到王伯的坟前，山野里到处都是积雪，跪在他的坟前，终于号啕大哭出声。
王伯是我一辈子永远的痛悔。回到所里后，第二天我就辞职了，我再也没有半点颜面去扶王山。
或许在当时的心里，那个别人羡慕的铁饭碗，聊以告慰王伯的在天之灵吧。
写在最后：
每一个人，都会有年轻的时候，在我们涉世之初，肯定也会有很多不如己意的事。但不管怎么样，我们都不能自暴自弃，那样，不仅是自己虚度了青春岁月，更可能就在无意间伤害到别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