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述：帘外落花
整理：农一代民工。
本文为第二部大结局，前情请参见：1991年，我卫校毕业后当计生专干，和书记妹妹恋爱，人生几经波折
高怡的离开，让我的我生活突然失去了色彩一般，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又恢复了经常去河边吹笛子的习惯。小河的流水，就是我唯一的听众，而我的心里却在想着，如果流水能够录音的话，或许也有机会流到南方的大海边，让高怡听到我的心声。
一个月后，我收到了一封从广东东莞寄来的信，我第一反应就是，这是高怡写来的。
果然，这是高怡写给我的第一封信，她在信中告诉我，自己到了东莞的凤岗，在一家钟表厂上班，这是一家香港企业，公司总共有三千多人。
而高怡因为有高中文凭的缘故，一进厂就成了品质部的QC，工作很轻松，待遇也相对高一点。
在信里，高怡还向我介绍了自己亲眼见到的东莞，到处都是工厂，工厂里全部都是年轻人，大家都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从五湖四海走到这里，那个目标就是赚钱，为了自己的明天更美好。
不得不说，那时候的我们，身上多少都有点文艺的细胞。就一如高怡这样的普通打工者，一个庸俗的打工赚钱的事，也被描述成无比高尚的事情。
对于高怡在信里介绍的美好，我心中确实无比向往。但人都是那样，当你身处舒适区的时候，很少会有主动去改变的冲动。
我给高怡的回信就要黯然失色了，更多都是嘱咐她人在他乡，好好照顾自己，唯一可圈可点之处，或许就是字里行间无处不流露的对她的挂念。
当年有一首非常红火的歌，叫“你在他乡还好吗”，很长一段时间里，这首歌一直在我的卡带里反复播放着。而我的第一封回信，正是借用这首歌名做的开头。
就那样，我和高怡的书信一直不断，一般都是今天收到对方的来信，当天就会写好回信尽快寄回去。
只不过在我们信里的内容，她更多是向我介绍广东的风土人情，以及工厂打工的那种全新生活。
而我写给她的，更多是内地家乡的沉闷，以及我心里无时无刻不在堆积的郁闷。而我最想表达的思念，却被我用更隐晦的文字藏在其中。
我一直相信，如果她能读懂我的思念，肯定会被我感动的。
我不知道高怡有没有读懂我的心事，但我很快就遇到了人生中的一个抉择关头。
因为我当时在计生站还是临时工的身份，一个主要原因，就是我是农村户口的缘故。
那一年，突然有个政策，那就是农村户口的人可以交一笔钱换成城镇户口。只不过这种花钱买来的户口，并不是曾经最被人羡慕的农转非，因为户口本上盖的印章是蓝色的，所以被人们称为“蓝印户口”。
我们计生站除了主任是正式编制外，其他几个都是农村户口，当时几个大姐都争先恐后地交了钱，据说还要排队才能交上。把自己的棕色的农村户口簿换成蓝印户口之后，就有可能获得正式的编制，那才是真正的“吃国家粮”。
我心里对此并不是特别感兴趣，并不是我不想拥有正式编制，主要就是觉得，花钱买来的户口，到底是低人一等，不像考上大学的农转非，那可是堂堂正正的跳出农门。
此外心里也有一些其他的顾忌，家里的条件不太好，一下子拿出来6400块钱，对我家来说压力山大。当然也不是完全凑不上，亲戚朋友家借一点，再不济也可以去信用社借点贷款。
当时的通知也没有明确说换了户口就给你转正，我于是便担心，一旦花了钱换了户口，到时候不给你转正，这个蓝印户口有什么用？既没有粮食关系，也不包就业，反倒要把农村的承包地退出去，不就是扁担中间断，两头都掉了么？
正在我迟疑不定的时候，站里发生了一件让我更加惶恐的事。有个叫翠娥的大姐，早些年也是村里的接生员，因为工作出色才召集到计生站的，这一会更是第一个交了钱买了蓝印户口的人。
可正在她踌躇满志跳出农门时，一纸通知下来，计生站要清退所有的临时人员，翠娥姐就只得垂头丧气地回家种地去了。
但通知上也有一个括号，虽然说的是清退所有临时人员，但括号里却注明了，本县卫校毕业生继续保留。
所以说，至少在一段时间里，我还是安全的。但人一个一个离开，站里的实情就落在了主任和我两个人头上。站长其实对业务不大熟悉，而我又是个男的，很多事情都只好请乡卫生院代劳。
站长倒是很和蔼地对我说：小黄啊，你得抓紧解决户口的问题啊，趁这次政策一次性解决了编制，今后就可以安心上班了。
但我心里对于蓝印户口的疑惑还是没有消除，自己的动力就不是很足，父母偶尔听到一些小道消息问我时，还被我借故推搪了几次。
在父母反复问了好几次之后，我也只好把自己的迟疑说了出来，父亲却叹口气说：既然有希望，那就是借贷款也得给你解决掉户口，就权当给你娶老婆了。
是的，正式父亲这番看似无意的话，刚好就触动了我内心最后一点尊严：
不错，我家现在连几千块钱都得借贷款，即使我拿到户口也顺利转正了，那三百多块的工资，我该何去何从？
那一瞬间，我突然有了个决定：不干这个临时工了，去广东打工赚钱去。
其实我心里还有一个自己都不愿意承认的原因，在遥远的广东，还有个高怡，隐隐在灯火阑珊处等着我。
我一声不吭地辞职了，好不容易说服了主任，一点风声也没有走漏就办好了所有的手续。
反倒是我最惶恐的父母，得知我真的辞职之后，竟然一个不字都没有说我，反倒故作高兴地和我说：至少不要借贷款了……
就那样，我马不停蹄地做着南下的准备，其实也谈不上什么准备，无非就是收集一些和广东、和东莞有关的消息而已。至于所谓的行李，反倒是最容易的，三两件换洗衣服就足矣。
94年的七月七日，我踏上了南下的旅程，当时的我绝对没有想到，自己这一去竟然就是五年。
我的目的地自然是东莞的凤岗，按照高怡信封上的地址，我来到了凤岗的盐田，也很顺利地找到了北建钟表制造厂，
我到达厂门口的时候已经是下午两点，算了算时间，高怡应该要五点才下班出来吃饭，于是便在厂门口等了一阵。
可刚坐下不久，从厂里面走出来一个女孩，手里还拿着一张红纸，径直出了厂门，然后就把那张红纸贴在了一侧。
我感到好奇就走过去瞧了瞧，上面写着“急聘”两个字，快速扫视了一下，才知道是北建公司在招聘，其中就有一栏写着质检助理，要求高中以上文化，生熟手不限，但限定男性。
我心里一动，当即就客客气气地请教那个贴红纸的女孩，问她是不是招工。
女孩一脸惊讶地看着我，在她心里，肯定是没料到自己刚刚贴完招工纸就有人来应聘吧。打量了我几眼，或许是见我说挺很得体，还反问我是不是想进去面试。我笑着点头答应，女孩竟然爽快地让我跟她进了厂门。
很久之后想起来，或许也是这一年多点的临时工锻炼出了一定的交际能力，要是放在一年之前，我肯定是不敢这么冒失地上去问，等到大家都闻讯蜂拥而来，那时候的面试难度就要高出太多了。
我跟着女孩进了厂门，还有一句没一句地和她搭讪，短短的两百来米距离，竟然逗得女孩抿着嘴笑了好几次，对我的态度也好了很多。
说是面试，其实就是一张简单的试卷，里面基本都是初中的数理化，反倒是英语的篇幅比较大。虽然我读的是卫校，但这些知识还难不倒我，尤其是英语试题上，更是拿了个满分。
带我进来的女孩竟然还是人事部的一个小领导，看了看我的试卷，很爽快地录用了我。给我办好了进厂的手续，只是在分配宿舍的时候，我便故意说了假话，说自己女朋友还不知道我来了，能不能明天再决定。
女孩又露出不可思议的神情，但还是让我拿起行李跟她走，显然是要把我送去上班的部门——品质部。
来到一栋三层的小楼里，女孩带着我直接进了一楼的办公室，把我交给了一个三十多岁叫阿宽的男人，应该是品保的头头。
我对阿宽的第一印象就是他是个和气人，很热情地接待了我，还起身亲自带着我进了检验室。
我一进门就被一声惊呼给吓到了，屋内也就七八个人，准确说是七八个女孩子，每个人面前都是一张单独的工作台，上面摆着一些不认识的仪器。
那声惊呼是个女声，我一下子就听出来，那是高怡的声音。
不错，高怡一眼就看到了我，这才如此失态地喊了一声，惹得所有人都抬起了头张望，这才看到阿宽和我进来。
阿宽也不明所以，只是笑着对高怡说：小丫头，你怎么又大惊小怪？
高怡一只手指着我，嘴巴张得老大，却只是“你、你、你”几声，硬是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来。
看得出来，阿宽平素对大家很宽松，屋里的几个女孩子一点也不怵他。高怡却一个箭步跑到我面前，拉着我的手问道：你怎么来了？
阿宽这才知道，我和高怡竟然是熟人，甚至还看出我们的关系不是那么普通，于是便把我交给了高怡，让她给我介绍情况，自己就自顾自地走了。
就这样，我开始了和高怡朝夕相处的打工生涯。
五点下班，得知我还没有找到宿舍，又被高怡数落了一顿，却又带着我在附近找了一间房子租下来。
离北建厂也就两三百米的样子，一个月租金八十块钱，在附近的士多店买来被褥开好了床位，一个简陋的房子，就被高怡布置得有几分温馨了。
整个晚上，高怡一直帮着我忙前忙后，收拾屋子开好床铺，顺带还买了一个煤油炉和菜锅，高压锅和碗筷。
中途还出了个小插曲，高怡从货架上拿了一双筷子和一个饭碗一个菜碗就准备去结账。我在旁边嘀咕了一声，你就只买一个人吃饭的工具，到时候你嘴馋可别吃？
高怡愣了一下，红着脸看了我好一阵，最后竟然出奇地没有反驳，转身回去又拿了两三个碗放在塑料桶里。一切都尘埃落定了，我的饭菜也熟了，一张简易的小方桌，摆着一个白菜一个鸡蛋汤，这就是我来到广东的第一顿饭。
我和高怡对坐在桌子前，这才有时间打量彼此。半年不见了，在我的眼里，高怡似乎瘦了点，以前白皙的脸上也多了一丝黑色，不由得就让我心生怜惜，情不自禁地伸手握住她的双手，轻声地问道：这几个月来，你过得好吗？
高怡的脸上又涌起一片红晕，那是我熟悉的颜色，几个月前的那个早晨，我离开她床前的时候，也曾清晰地看到过。
高怡出乎意料地没有挣脱我的手，反倒用力反握了我一下，然后也是用同样轻柔的声音说道：
打工嘛，就是那样，我以前很憧憬外面的精彩，但真到了这里才发现，打工，也只是让我们有口饭吃而已，辛苦其实都不太重要，就是看不到有什么前途。
我心里隐隐有那么抽了一下的感觉，就像一个身处在黑暗中找不到方向的人，偶然间看到一丝光亮，却又稍瞬即逝。
我放开了她的手，又示意她开始吃饭吧，先吃饱不饿再说。
高怡在厂里是有宿舍的，吃过饭已经十点了，我便先把她送回厂里，再回到自己的租房，洗漱完毕已经快十二点了，躺在床上却还是了无睡意。
这时候，我已经有点明白了，自己之所以有那种迫不及待来广东的心理，更多还是因为高怡在这里。至于赚更多的钱，反倒只是当时的我自欺欺人的一个借口而已。
就在这个晚上，也是我来到广东的第一晚，我心里就已经明白了一个道理，想要在广东出人头地，仅靠在工厂打工，以我这样的文化水平，或许只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境罢了。
很多年后，我一直很感谢高怡，正是她当时有意无意的那番话，让我更早地明白了这个道理。
第二天开始上班，因为有高怡的存在，工作上倒也很快上手，不过，我心里总是有种“过客”的感觉。
虽然，北建公司在凤岗一带算是相当不错的好厂了，工资中等偏上，每个月能够拿到四百来块钱，上班时间虽然也是十二小时两班制，但中途还两个小时的休息，真正上班的时间也就九个小时左右。
更难得的是，品管部的主管阿宽，是一个难得的宽厚人，人如其名，在那年代的打工潮里，像阿宽这样的主管是极其难遇的。
阿宽经常对我们说，只要你们把该做的事情做完了，做好了，你们完全可以忽略我的存在，就当我是一个普通的同事就行。
即使你犯了错，只要自己能主动提出来，阿宽也会帮着你分析原因，也很少有处罚的动作。
正是这样的环境，我和高怡才得以在北建公司干了那么长时间。
这期间，我和高怡的关系也越发稳固了，虽然我们并没有挑明那层关系，但在同事们眼里，我不辞辛苦千里迢迢从内地来到东莞找她，不就是明摆着的为了爱情吗？
于是，在同事们的眼里，我和高怡分明就是一对情侣。
而我们就那么自然而然地走到一起，即使在别人面前，也毫不忌讳地拉着对方的手。甚至我偶尔还会伸手搂着她的肩，惹得高怡浑身都不自在对我翻白眼，在同事们的哄笑声中渐行渐近。
时间过得很快，很快就是年底，我来东莞也半年时间了，很多同事都早就商量着什么时候回家，我和高怡却悄悄约定，这个年就留在东莞过，我们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
我们有什么重要的安排？
高怡在北建公司上班一年多了，我也半年多了，到年底的时候，我们盘了一下自己的“家底”，她手上大概有五六千块钱，我则只有可怜的三千不到。但我们已经有了想法，那就是趁过年的几天假期，到处去转一转，看能不能找到什么“商机”。
年28，离过年还有两天，北建公司放假了，大部分的同事都回老家去了，可凤岗的街道上，却还是随处可见和我们一样的外地人。
我骑着一辆自行车，高怡坐在后座上，我们一起在凤岗的大街小巷里漫无目的地转着。
第一天没有任何头绪，第二天，如果不是实在没事做，我还真有点不愿意出门的打算。直到日上三竿才被高怡敲门的声音吵醒，不情不愿地起床洗漱，然后又骑着车出了门。
经过雁田市场时，一向嘴馋的高怡突然吵着要吃辣菜，原来是看到路旁有一个小摊位，摆着一些熟食，像猪耳朵，猪鼻子之类的肉类，老远就闻着香味。
拗不过她，我也只好停下来，挑了一个猪耳朵付了钱拎着，老板原本是要帮我们切成小片的，却被高怡婉谢了。
因为明天就是要过年，我们在市场转了一圈就回家了，然后就一起做饭，炒着买来的猪耳朵，特意多放点辣椒，高怡吃着连呼过瘾。
不得不佩服，高怡似乎天生有一种发现商机的直觉，嘴里吃着特辣的猪耳朵，吃着吃着就停下来就像傻了一样，沉默了半晌却拉着我说：我们就弄个湘菜摊怎么样？
高怡继续滔滔不绝地说着，说在凤岗有如此多的湖南人，就像我们这两天在街上瞎逛时，尽管过年的时候肯定回去了一大部分人，但还是随处可以听到湖南方言。
但我们走了那么远，真正正宗的湘菜可没看到一家，如果我们能把老乡们的“嘴”抓住，不就有了市场吗？
不知道为什么，对于高怡的说法，我似乎从来不会怀疑一般，即使有时候说几句不顺她意的话，那也只是纯粹的捣乱而已。
现在她说的可是正儿八经赚钱的事，我的第一反应就是跟着她的思路飞快地转起来。
不错，在外打工的人，不管是有钱没钱，吃肯定是不可或缺的，谁都不可能不吃东西吧。就像我们现在一样，虽然没有几个钱，但那种家乡风味，不就让我们垂涎三尺了么？
顺着高怡的思路，我也陆续补充了一些意见。尽管高怡能指出方向，但那种不拘小节的天性，注定她很难考虑全面和细节，这些都需要我来补充完善。
就那样，我们的湘菜摊在年初二就开市了，就在凤岗市场的门口，一辆旧三轮车放一个煤气炉，主打的就是一个“辣味”。
因为是刚开始，彻底是试试看的心理，完全没有什么赚钱、赚多少钱的概念，只希望第一次开市不要吃闭门羹。
不知是老天眷顾还是我们的运气好，出摊的第一天，我们采购回来的两三百块钱菜食竟然被一扫而光，顾客当然就是那些留在东莞过年的湖南老乡们。
尽管开张兴旺，可等到下午收摊回家一算数，我们俩辛苦一整天，除掉成本竟然赚了一块钱。
没有写错，我一辈子都记得，我和高怡“做生意”第一天的利润就是一块钱。
反复考虑问题在哪里，最后找到了症结，那就是价格确实不高，原本想着在进货价上加个百分之十就够了。
可我们都是生手，盛出去的时候手又不会像食堂阿姨那么抖三抖，只想着顾客高兴，多朝里面装点，一来二去也就没钱赚了。
知道了没赚到钱的原因倒好办，我们的思路也越发清晰，那就是价格肯定不能高，但出货不能太松。
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我们就把准备的半成品食材预先分成了一个一个的小份，销售的时候对成本的框架就能精准把控。
慢慢地，我们的摊位吸引了不少的新老客户，有时候甚至我们还没出摊，也会有人在那地方等着。
我们知道，并不是我们的手艺有多么高明，更主要是那种“家乡的味道”吸引着每一个在外的游子。
一个星期之后，我和高怡核算了这几天来的收获，竟然有了三百多块钱的盈余，完全顶得上我们在北建厂打工了。于是年初八一开工，我和高怡就立即辞职了。
离开了工厂，高怡住哪里？以我们现在的收入，肯定是租不起更多的房子的，显然只有一个去处，那就是和我住到一起。
高怡提着行礼扭扭捏捏地跟着我回到“家”，进屋后破天荒地没有吭声，气氛一下子显得有点沉闷，却又有点诡异的别扭。
我打量了几眼，把原本拥挤不堪的房子收拾了一下，最后指着床对高怡说：今后那就是你的地盘，我再去找些木板来，把这房子隔开一下，勉强再弄个床位出来就行了。
这么一说，高怡的神情明显放松了不少。
虽然这几个月以来，我们完全可以说是形影不离朝夕相处，但除了拉拉手，我偶尔故意刺激她一般搂一下她的肩膀之外，甚至连亲吻都没有，怎么可能同居？只是如今“事业”刚起步，也只好勉为其难共处一室了。
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和高怡就这么虽然“同居”在一间不足十五平米的房间，但从来没有越雷池一步。很多年以后，高怡甚至都经常笑话我，说我表面看上去玩世不恭，骨子里却胆小如鼠。
主要原因，或许还是我们“创业”的辛苦吧。尽管生意确实越来越好，收益也稳步增加，但每天二十四小时，除了不得不需要睡几个小时之外，所有的时间都花在生意上。偶尔有点空闲，也是在琢磨着如何进一步做大做强。
我和高怡的摊位摆了一年半，到95年的下半年，终于租了一间门面，正式开启了我们的湘菜之家。
但那时候，前面一间是门面，后面个出来一个小间就成了我们的卧室，只不过，那时候的我们，依旧保持着应有的距离。
1997年，我和高怡来广东已经五个年头了，这五年来，我们的事业已经到了我们自认为的“巅峰”。随着收益的增加，我们住的地方也早就鸟枪换炮，新租了一套两室一厅的房子，尽管依旧是朝夕相处，但还是没有捅破那层窗户纸。
香港回归前夕，高怡接到了他哥——也就是我曾经的顶头上司高书记的电话，说你去广东也五年了，也该回家看看了吧，都老大不小了，至少也得把个人问题解决掉才行啊。
这几年来，高书记也知道我和高怡“在一起”的事实，但在他心目中，我们早就走到了夫妻那一步，只不过还乜有名份而已。话里话外，就是催促高怡回家把婚事办了。
高怡接电话的时候，我就坐在一旁，话筒里说的什么听得一清二楚，高怡却只是哼几声，并没有说得太详细。等她挂断电话，我心里突然那么一动，就起了逗一逗他的心思。
我故意问她说，你哥和你说什么了？高怡只是笑着不肯说，这么些年来，我们都有了默契，对方问的问题，你不愿意说可以不说，但从不说假话推搪。在我的“逼问”下，高怡恼羞成怒地吼了我一句：他让我回去结婚呢。
我一听就站起来走到她面前，伸出手对她说：走吧，我们这就回家去。
高怡愣了一下，脸上随即又冒起了久违的拿货在那个红晕，嘴里却不依不饶地说道：谁要嫁给你？有这么便宜的事么？
也是水到渠成瓜熟蒂落了，我突然间就像开了窍一般，顺手拿起桌子上的一瓶郁金香，连带花瓶也捧在手里，单膝跪在她面前说：亲爱的高怡，你愿意嫁给我吗？
不管高怡平常如何大大咧咧，就在这一瞬间，就那么被我给震住了。望着眼前的我，脸上看不到半点虚伪，动作也那么完美，唯一不和谐之处，就是手里捧着的不是戒指而是一个花瓶。
有那么半分钟的沉默，高怡就那么伸出了双手——别的女孩子在接受求婚时，都是深处一只手，让男友戴上戒指的，只有她，却是伸出双手，接过去的还是一瓶花。
高怡点了点头，把花瓶抱在怀里，但有伸出一根手指头点着我的额头说：我答应了，但有一个条件，你把这个花瓶抱回湖南……
是的，我是抱着那个花瓶回到湖南的，一直抱到高书记——现在的大舅哥面前，在他的主持下，我和高怡六年的长跑，终于走进了婚姻的殿堂。（全文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