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春三月，古城西安。

第一次听到这个故事，已经快四十年了。

那时，我听说西安有位传奇式人物，他就是西安市的公安 局长，名叫王超北。

他是1925年入党的老革命，解放前是中共 西安地下情报处长，是一位铁骨铮铮的关中汉子。

1903年生 于黄河和洛河之间的澄城，离西安100多公里。1924年开始 参加革命，后从事秘密战线的情报工作。王老搞军事情报可神 了，既准确又及时。他手下的情报员，竟能堂而皇之地到胡宗 南的西安绥署参谋处打开保险柜，取出绝密的军事情报。蒋介 石和胡宗南午夜二时策划的军事计划，凌晨五时便电传到了 延安，以致胡宗南也搞不清是谁泄露了天机。毛泽东曾誉这位 情报专家为“无名英雄”。

解放初，王老是市政府委员，公安局长兼警备区副司令 员。

一天，贺龙老总召开军事干部会议，当王老步入会场时，贺 老总突然用烟斗一指说：“‘大特务’来了。”

大家一时不知 是怎么回事，目光一下子转向王超北。接着，贺老总爽朗地笑 着说：“他这个特务可不一般，他是我们的情报专家。他的一个情报抵得上一个师。”

这幕戏剧性的镜头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十多年后，我有幸结识了这位传奇式的人物，1962年6 月，他亲自给我讲述了他从事地下情报工作的故事，还给了我 不少有关资料。并对我说：“我年纪大了，工作太忙。这段历史， 你帮我写出来吧!”

正当我整理材料，着手写作时，王老突然奇怪地失踪了。 家人四处打听，“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都不见”。后来才 知道是受康生的迫害，被秘密逮捕了。

康生诬陷王老在《红旗 飘飘》上发表的文章(笔名庞智)是利用写回忆录反党。我所进 行的写作，自然随着这轰动一时的冤案，被迫停止。

“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十七年后，王老的冤案得到 了平反，1981年王老再次提出，要我替他写这段历史故事。

购军需，乘风万里行

1924年参加革命后，我一直做地下工作。大革命时期搞 兵运，先是在西北国民军驻陕独立二师任党代表，后任杨虎城 十七路军张汉民团的军需主任。离开张汉民部后，仍在西安一 带搞地下工作，以西安雍懋商行经理和西北煤矿公司工程师 的身份作掩护。

抗战初期，由于工作需要，组织任命我为第十八集团军司令部运输科长，主要工作是负责为八路军采购及运输物资。

红军胜利到达陕北，“西安事变”爆发，尤其是卢沟桥事变 后，八路军在平型关的巨大胜利，共产党、八路军成为民族民 主运动的希望和救星，受到了全国人民和世界进步人士的关 注和爱戴。青年们纷纷涌到西北来，要求参加共产党和八路 军。各界人民竞相解囊向共产党、八路军捐款和赠送各种物 资。

当时有一位受德国法西斯迫害而流亡到中国来的德国共 产党员海伯特，他是牙科医生，在西安开了一所牙科医院。这 所牙科医院开设在市内七贤庄一号，它成了各界捐赠给八路 军的医疗卫生器材及其它物资的联络站。这个联络站后来就 是“中国工农红军西北办事处”,也就是著名的七贤庄“八路军办事处”。我负责物资的转运。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 军第八路军后，林伯渠同志为党代表，负责办事处的工作。

1938年7月，林伯渠同志根据总部指示，要我去香港一 趟。任务是：把国际红十字会和其他国际友人及华侨捐赠给八 路军的一批物资设法运回来。这批物资主要有医疗卫生器材、 救护车、各种通讯器材及被服等。同时，叫我采购一批器材，特 别是无线电台和无线电台配件等通讯器材。

当时，虽然国内外各界友人捐赠了许多物资，但由于国民 党的长期封锁围剿，八路军仍然缺医少药，电台等军事通讯器 材更是奇缺。

组织对我的信任，我十分高兴。从西安到香港，路隔千山 万水，困难不少。我向组织表示，坚决克服困难，保证完成任务。

我略作准备，携带上朱老总签署的证件，就出发了。领导 考虑到此次工作的需要，给我加了个少校军衔：八路军总部少校运输科长。

到了香港，国际红十字会捐赠物资的交接工作，进行得很 顺利。要采买的物资、医疗卫生器材也没有遇到什么困难。但 在购买电台通讯器材时，遇到了麻烦。急需的电台等军用通讯 器材，香港的市场不仅短缺，也还受控制。

我在香港转了几圈，都找不到我们所需要的军事器材。有 的，不但质量不高，而且价格昂贵。有一天，我在一家英商怡和 洋行发现了一批军用通讯器材，价格也还可以。我很高兴，就 向怡和洋行的老板提出要购买一批。

老板打量了我一下，冷冷 地说：“现在没货。”

我指着摆着的货说：“这不是有吗”

他说：“已订出去了!”

既然他说无货，只好到别处去找。可转了好几天，仍找不 到货。于是，我又去怡和洋行，老板还是说无货。

我问：“什么 时候能来货”

老板慢吞吞地说：“不知道!”

我觉得这里边有文 章，不像真无货。于是我就和他聊起来，想探个究竟。

“老板贵姓”

“敝姓许。”

“听口音，老板是内地来的。”

“不错。”他仍缺乏热情。

“许老板有点上海口音。”

他说：“我不是上海人，不过在上海住过多年。”

我盯着他看了一下，忽然想起来，有点似曾相识，于是，我便进一步问：“你认识徐璋吗?”

经这一问，他愣了一下，下意识地看着我，似乎也想起了 什么。

连忙说：“认识，认识。你就是王先生吧!我们确实见过面。”

说罢， 他连忙站起来伸出手和我紧紧握起来，并说：“快请里屋坐!”

这位许老板，名叫许厚钰。三十年代初，彼此在上海经徐谦的儿子徐璋的介绍而认识。已快十年了，所以在今天这样一 个场合相见，一时都不认识了，竟演了一出“三岔口”。他原是 安徽人，读过上海圣约翰大学，后又去美国麻萨诸塞理工大学 学电机工程。

入座后，我便问：“别后，许老板可好!”

“说不上好，为生活，忙于奔波。”

“你是什么时候来香港的”我问。

“1935年入英商怡和电机公司任工程师，不久，任怡和洋行经理。”

接着，他问我：“王先生别来一切都如意吧!”

“说来话长。抗日开始后，我在八路军总部工作。这不，我 奉命来这里接受国际红十字会赠送的货物，同时想采购些军 队需用的医疗卫生器材和军用电讯器材。其它东西均已办妥， 就缺少一批军用电讯器材，香港这方面的货，似乎也紧缺，只 有你这里还有，所以就奔贵洋行来了!”

“王先生，你怎么不早说，这事好办。你们需要多少，我供 应多少，如果我们真的无货，我也可以帮助解决。价格一定从优。款没有，可以先提货!”他的态度来了180度的大转弯。

我 喜出望外，忙插上一句：“如此，我代表八路军总部谢谢你了!”

许老板说：“不，不要谢我。我应该谢谢你们才是。你们是我的救命恩人。”

“这话怎讲”我有些疑惑不解。

许老板给我续了茶，又递过一支烟。然后说：“这已经是十年前的事了。

1926年，一次我从上海去香 港，在海上被海盗船劫去。那伙海盗很凶残。他们要我立刻拿 出两根金条。我苦苦哀求说：‘在这茫茫大海，我到哪儿弄这两 根金条?你们得让我先回家呀!”他们根本不听，说拿不出金 条，就送我见闫王。

我想，我只有死路一条了。我闭上眼睛等 他们开枪。果然，砰地一声枪响，火药味很浓。我想，这下子我 可真的完了。可我没有死，身上也没有伤。

原来，这时海盗遇上了几只船，以为是商船，就开枪行抢。那几只船立即开枪还 击，并迅速向海盗船靠拢。那伙人很勇敢，跳上船命令海盗交 枪。海盗也只得乖乖放下武器。

我想，两伙海盗火拼，不会有 我的好。哪想到，那伙人走到我跟前，问我怎么回事，我也就如 实相告。他们立即给我松了绑，对我和颜悦色地说：‘我们是共 产党领导的海陆丰游击队，是除恶霸、打土豪、为人民办事 的。’

他们还给了我路费，送我上岸。他们真不啻是我的救命恩 人。否则，我恐怕早已不在人世了。我一直铭记着共产党的恩 情。今天，你的这点事，包在我许某身上了。”

听了许老板的一席话，我立刻明白了他原说没货的意思。 他也似乎明白了我的疑问。说：“先前我说无货是假。我对军 用通讯器材有三不卖：

一、海盗、土匪不卖；

二、日本人不卖；

三、价格低了不卖。

你刚来时，我不知你的身份。再说，目前这种货很紧俏，正在看 涨，所以拒绝了你，真抱歉呀!”

我听到这里，立刻取出了朱总司令签署给我的护照，许老 板看后，情绪更是兴奋，他立刻拿出一架军用望远镜，托我转 送给朱德将军，并说：“朱德将军乃当代名将，我十分景仰。无 以为赠，仅以此略表寸心。祝朱德将军身体健康，多打胜仗。”

由于得到了许老板的帮助，我很顺利地购齐了所需的各种器材，便取道越南回国。

所以取道越南，因为如果取道广东，怕路上日本人和国民 党干扰。但取道越南也有问题。我运输的这批货，有25辆大卡车，约50吨，内有100部手摇无线电收发报机和大量的无 线电装备器材，当时法德两国战争已开始，有些货是德国生产 的。法国人可能因此而扣留或没收，因为越南是法国殖民地。

当许厚钰知道我的困难后，他立即拉了一位懂法语的朋友程步高一同送我过越南。一个懂英语，一个懂法语，加之许厚钰 又是英国的买办，我在许厚钰的帮助下，顺利地通过了越南。

我以香港灿华公司代表的身份，取道越南，经海防、镇南 关(睦南关)入广西、过贵阳、成都、宝鸡，顺利地到达西安，乘 全国人民热情抗日的东风，胜利地完成了运送这批军需物资 的任务。

到了西安，我向林伯渠同志汇报了工作。林老表示很满 意。当我说到怡和洋行老板赠送朱老总望远镜时，林老高兴地 说：“我们是得道多助啊!”我把望远镜交给林老，由他转给朱 老总。

朱老总收到后，十分高兴，亲笔写了一封信，对许厚钰先 生帮助八路军抗日表示感谢，让我转交许厚钰，原信如下：

厚钰先生：

蒙馈赠8×20双筒望远镜一个，已由超北同志交到。 帮助抗日，良深感谢，专函奉复。随赠小照一张，敬祈惠 存。并致

敬礼!

朱德

民国廿九年五月廿日

这位许厚钰先生，1950年仍任香港怡和洋行公司经理兼洋行的中国董事，来过大陆，并继续给我们以帮助，李克农同 志接见并招待了他。这是我们党的一位老朋友。

关于此次香港之行，1986年红旗出版社出版的《林伯渠 传》讲的也很清楚：

1939年，林伯渠派党的地下工作人员王超北(庞 智),去香港采购电台，医药、通讯器材及二十多辆汽车， 并把华侨、港澳同胞、国际友人赠送给八路军的物资和 救护车运回来。

当王超北经过许多艰辛，取道越南、广 西、贵阳、重庆将这些车辆和物资运抵宝鸡、到西安找林 伯渠时，林伯渠一方面称赞他胜利完成了任务，同时又 指示他暂留在宝鸡，利用香港灿华公司代表的公开身 份，掩护和处理这批车辆和物资，了解国民党的反共活 动。不久这批车辆和物资终于运到西安“八办”和延安。

这里简单介绍一下徐氏父子。

徐谦，国民党左派，1927年 宁汉分裂时，同宋庆龄一起主张迁都武汉，坚决反对蒋介石迁 都南京的反革命阴谋。被选为武汉国民政府主席。

徐谦之子 徐璋，也是同情共产党的进步人士。在上海同我认识后，因不 满国民党的统治而赴美，旋定居美国。于1983年去世。其妻 周淑娴也是爱国进步人士。

1984年国庆节，周回国参加35周 年大庆时，得知我的冤案已获平反，即来看望我。老友相见，恍 如隔世，悲喜交集。当时，周以1977年所作《寄超北二首》相 赠。

其一云：

影剧《永不消逝的电波》观后有感，寄超北并和当日报章发表 叶帅八十书怀诗

影逝光消感废兴，思君曾是剧中人。

咸京探敌波传电，陇海偷关靴满尘。

历尽艰辛缘革命，岂甘污蔑便沉沦

残年寄语须珍重，重见丹心夕照明。

1977年7月15日

咸京波传电，指我西情处设在咸阳的秘密电台。

偷关，指 1930年我遭国民党追捕，偷越潼关去找李象九部。

庞智是我 从事情报工作同中央联系的化名。

对许厚钰和周淑娴两位帮助过革命的老友，我至今仍深 深地怀念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