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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1942年夏天，50名中共高级干部几乎在一夜之间全线失联，没有战斗，没有明枪暗箭。

他们的身份、住处，甚至日常行动轨迹，被人一一供出，是谁干的？怎么做到的？

更可怕的是，中央直到几个月后才反应过来，事情败露，毛泽东震怒，中央决策层一度震荡。

一个电报，拉开屠杀的序幕

广东乐昌，1942年5月26日凌晨，郭潜，南委组织部长，接到了人生最后一封来自组织的电报。电报很短，仅一句：“情况危急，立刻撤离。”

郭潜愣住了，他刚从桂林回来，手里拎着南委拨下来的十万元经费，这笔钱，是给南方党组织发薪、救急、运作地下活动用的。

但他没有第一时间译电，他怕密码泄露，也怕电报是假的，他犹豫了一夜。

第二天，他被中统特务带走，抓他的人，是跟了他半个月的线人，一个他一直信任的熟人。

审讯只用了三个小时，郭潜崩溃，他开出了条件：一万块钱，保命，不公布身份。

中统点头，然后，郭潜开始列名单。

第一批，是韶关的李大林夫妇、译电员、保姆、弟妹，七人，被拖出家门，连夜带走。

第二批，是粤北省委书记，他当天正好从老隆回来，没走进家门就被堵在路口，绑上了车。

第三天，广州、梅县、潮汕三地的秘密交通站，全线断联。

没人意识到，一场针对整个南方地下党的系统清洗已经开始，而幕后，只有一个人，郭潜。

南委是怎么变成“活靶子”的

1941年底，江西省委全军覆没。

谢育才，江西省委书记，在吉安被捕，交通员叛变，暴露了整个省委机关的位置。

40多个下属县委，几乎一夜之间消失，有的被全数抓捕，有的还来不及发信号，就断了联系。

南方局立刻警觉。

周恩来通过中共中央发来指示：“立即调整组织形态，拆点、分人、转移。”

但电报从重庆到桂林，再到大埔，已经是一个月后了，信息慢、指令模糊、各地执行迟缓，成为南方地下党系统性崩溃的前兆。

最大的问题，是南委“集中制”的架构。

南委不是一个分散作战的小单位，而是一个高度集中的“总部机关”。

书记、副书记、秘书、宣传、组织、交通，全在大埔及周边活动，他们彼此信任，生活交叉，几乎天天见面。

他们相信自己安全。

因为高陂是“红区”，王道生是地下党员，中学、医院、邮局，都是外围阵地。

他们还握有重金、有密码、有交通网，信号从桂林发到香港只需三小时。

他们忘了，这是战争状态，不是建政状态。

郭潜知道所有人的位置，他是组织部长。他掌握“人事档案”，知道谁曾在哪战斗过、哪年转党籍、谁是介绍人、谁负责什么交通点。

他不是普通叛徒，他是机关核心。

1942年6月初，中统启动“扫南”行动，目标明确：“割断南方局，南委地方党之间的联系。”

郭潜亲自带队，他们从大埔入手，因为这里信息最密、交通最繁。

第一站，高陂真真照相馆。

张文彬刚从广州回来，照相馆是临时联络点，他刚洗完脸，桌上还有一张刚冲洗的底片。

他没反抗，他看到郭潜那一瞬，嘴唇抖了几下，没说话。

他没想到，对面那个一口一个“老张”的人，竟然拿出了一整份《南委人员一览表》，名字、职务、习惯、外号、住处，全都写了。

涂振农，是宣传部长，他在街口和王道生聊天，谈到近期要出一份内部刊物《南方通讯》。

还没聊完，王道生脸色变了，低声说：“走。”但来不及了，五六个便衣从巷子冲出来，把两人拖进面包车。

这不是抓捕，这是精准猎杀。

当天夜里，南委在大埔的三个秘密联络点被拔除，“天成商号”的密道暴露，墙壁后藏着的文件、密码本、三台密写机，全数被取出。

账本显示南委在各地的经费分布，连谁每月领多少钱都有记录。

第二天，郭潜带人突袭蕉岭。

这里有个被称作“南方心脏”的地下转运点福源杂货铺，负责南委与福建、香港之间的物资和人力流通。

交通员廖广和当场被捕，死前咬舌自尽，门口挂着的破纸灯笼掉在地上，里面藏着一个空药瓶，原本是装密信用的。

第三天，惠州、潮汕、汕尾三地交通站失联。

粤赣线断了，这意味着中央与海南琼崖纵队的联系也中止了，海南地下党三个月内无任何信件、指令传入，陷入黑暗。

最可怕的，不是抓了人，是敌人知道该抓谁。

毛泽东后来听到这事时，第一句话是：“怎么会都集中在一起？”

周恩来当场沉默，南方局在重庆，也只能通过延迟的电报了解进展，根本无法及时干预。

郭潜的“名单”，成为一张南方地下党死亡地图。

而这，仅仅是开始。

廖承志落网，香港变“活靶场”

1942年6月20日，香港九龙，一场局部风暴刚结束。

廖承志刚从九龙城码头回来，湿了一身，他身上还有淤泥，是路边一辆摩托车溅上去的，他没换衣服，他太累了。

他刚从澳门带回一批重要名单，包括几位从东江游击队调来准备潜入广州的骨干。

他没想到，第二天凌晨五点，他会在房间被捕。

动手的是香港警务处情报科，但情报来自中统，香港这个“租界安全区”，早已被渗透成筛子。

中统早就知道廖承志在九龙，但他们没动，他们要“引蛇出洞”，要抓整个香港系统，不只是一个人。

过去半年，香港被日军封锁，成了华南情报活动最集中的区域，东江纵队靠这片区域与中共中央南方局保持联络，同时向敌后渗透。

各地党的骨干、情报员、技术员、交通员几乎都经过这里。

廖承志被捕当天，警务处突袭了四个安全屋，分别位于太子道、旺角、油麻地和大角咀。

油麻地的那个，住着谢南光，香港交通站副站长，精通粤语和俄语，处理过周恩来多次亲笔电报。

他没反抗，他只说了一句：“完了。”

大角咀那间是药房，掩护身份的是“天心药行”，内部暗门里藏着四部密码机、两份密码本、一个保险柜和三千港币。

中统情报里写得清清楚楚：“第三格抽屉有密写纸，后门角落藏有日方地图。”

这不是普通情报，这是有人详细供出的内部资料。

廖承志最初拒不承认身份。

中统一名特务递过一张名单，上面写着“桂林—香港—澳门线人物调配清单”，廖看了一眼，脸色变了。

他知道，是郭潜的笔迹，郭潜招了，他什么都讲了。

除了名字、位置、日常行动，他还交代了密码使用逻辑、伪装职业分布、经费往来方式。

那张清单上，光是“过去三个月出入香港的中共人员”，就列了38人。

香港站，彻底断链，从1942年7月起，中共中央与香港党组织联系中断近半年。

叶剑英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香港系统崩溃，使整个南线对敌情报渠道瘫痪。”

毛泽东震怒，清查潮起

延安，1942年8月。

一封密电被送进窑洞，毛泽东看完后，沉默许久，他没有说话，他只是把电报放在桌子上，然后点了一支烟。

周恩来站在旁边，一言不发，电报来自南方局，落款是博古，他们终于确认：南委被彻底破坏。

毛泽东没有发火，他只是说了一句：“再这样下去，整个华南，全部断线。”

三天后，中央紧急发出指示：“全面清查南线系统，暂停一切联络。”

中共中央组织部连夜成立“南方组织善后小组”，组长是陈云，副组长是李维汉。

任务只有一个：查清有多少人叛变，有多少人牺牲，还有多少人还活着。

周恩来要求重建香港交通站，他点名让潘汉年负责。

潘汉年接到任务后，说了一句话：“不用靠别人，我们自己补线。”

但没人再信安全。

从1942年9月起，，中共中央内部全面推行“单线联系制度”，干部不再交叉联络，不再多人同住，不再设密集办公点。

一切恢复“游击状态”。

潘汉年重建香港情报网，用了整整五个月，靠的是剩下的少数未暴露老交通员，以及“地下商人”系统。

他们不再用党员身份活动，而是以米商、绸缎商、药材贩身份穿梭各地。

中共中央南方局也做出痛苦决定：撤销南委建制。

这是一个实际意义上的“战区投降”信号，不是投降于敌人，而是承认：这一块已经被敌人渗透得太深，必须重新来过。

而郭潜，被中统列为“最高贡献者”，他供出了超过百人，其中党员、干部、技术员接近60人。

他得到了“特级保护”，中统为他安排新身份、新住所，甚至在重庆为他安排了“文化顾问”职务。

1945年抗战胜利后，郭潜失踪。

有人说他去了台湾，有人说他在香港被东江纵队暗杀，还有说他在重庆被军统“灭口”。

至今，无人能证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