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嘉庆皇帝，除了一句“和珅跌倒，嘉庆吃饱”外，似乎就再没有给人留下比较深刻的印象了。

就连当今的清宫剧中，嘉庆也多是配角，连主角都混不上。

但如果翻阅史料，会发现其实嘉庆非常的勤政，每天都在兢兢业业工作。

按照中国古代对一个圣贤帝王的要求，嘉庆不仅做到了，而且做得很好。

然而尽管如此，也改变不了嘉庆是清朝存在感最低的皇帝。

一个勤勉的皇帝，为何却给人一副碌碌无为的庸君形象呢？

这个事，还得从乾隆后期开始说起。

乾隆在位前期，励精图治，狠抓吏治，社会风气总体上还是比较好的。

可到了后期，随着政策松弛，贪图享乐之风盛行，吏治就败坏起来了。

有多坏呢？

我们知道，清朝第一大贪官是和珅。

但清朝第一大贪污案，与和珅无关，是“甘肃冒赈案”。又称“甘肃米案”。

这个案子的主角叫王亶望。

乾隆三十九年（1774），王亶望调任甘肃布政使。

这老小子到任不久，就打通上下关节，伙同陕甘总督勒尔谨以及甘肃大小官员，搞了个“捐监冒赈”。

所谓捐监，就是每当遇到荒年，官府储粮不足以赈济时，朝廷会鼓励有钱人通过交纳一定财物，获得监生资格，从而具备参加科举的资格。

为了避免中间环节出现贪污，捐监不是直接捐银子，而是捐粮食。大概40石，相当于40两银子。

并且名额也是有限制的，朝廷会根据实际情况，决定捐监名额。

这个制度从康熙朝就沿袭下来，一直没有变动。

但王亶望为了捞钱，却在上奏时说：甘肃民贫，能拿出现粮的不多，恳请朝廷允许甘肃直接收现银，然后由官府派人集体买粮入仓。

上边搞不清情况，本着特事特办，便同意了。

结果，王亶望在操作过程中，要求捐监者需实缴55两，其中40两拿去买粮食，7两用作公费，剩余的8两则全部落入官员的口袋。

一个人身上捞8两，两万人捐监就是16万两。均摊到全省官员头上，也没多少钱。

于是，王亶望干脆心一横，把官府买粮的钱也给分了。

钱分了，真的遭灾了怎么办？

王亶望胆子很大，他把各道府州县的一把手叫到布政使衙门开会。

要求大家以轻报重，以少报多，夸大灾情。

就是说，如果实际只有40万两缺额，王亶望就让大家往高了报。反正皇帝老儿也不知道，不贪白不贪。

就这样，从乾隆三十九年到四十六年，通过“捏保灾情”，年年向朝廷报旱灾，甘肃的大小官员累计贪污近千万两白银。

常言道，谎言终究是谎言，总有戳破的一天。

由于官员贪得太多，甘肃闹起了民变。

地方造反，这事不能瞒，也瞒不住。乾隆获悉后，立即命令阿桂率军平叛。

结果大军刚走到甘肃，就遇到了连日大雨。

王亶望不是说甘肃年年旱灾吗？怎么今年这么多雨？

用纪晓岚的话说，这叫事出反常必有妖。

阿桂觉得不对劲，报到朝廷。

乾隆知道后，也觉得不对劲。

于是，乾隆便让阿桂一边平叛，一边暗查。

起初，乾隆还想着这次抓几个典型，杀鸡儆猴。

但看到调查报告后，乾隆差点没气死。

数年间，甘肃捏造灾情之州县共53员，各州县内为捐监办灾者16员，只捐监而未办灾者46员，捐监报灾者112员。

也就是说，乾隆如果深究，甘肃七品以上官员，99%都要砍头。

因牵涉人员实在过多，如果全斩了，就没人做官了。这导致乾隆也不得不妥协，最终只处理了112名贪污数额较大的官员。

处理完甘肃的事后，案子还没有结束。

由于王亶望当时已经调任浙江巡抚。乾隆认为这厮在甘肃都能整出“窝案”，到了浙江这等富庶之地，还不把天都捅破了！

于是，乾隆就派阿桂去浙江调查。

结果这一查，又闹出两起让乾隆更加震怒的贪污案。

不得不说，王亶望也是个“人才”。

这老小子到了浙江后，又搞出了类似现在“旁氏骗局”的把戏。

具体操作是这样的。

当时江浙官员贪得无厌，搞得藩库亏空。为了应付上级检查，官员们便以官府名义向本地士绅借高利贷。

如果不能理解，可以参考《雍正王朝》中的“诺敏案”。

士绅们当然知道这是要掉脑袋的。

但架不住高额利息回报，还是纷纷把钱借给了官府。

后来，随着官府的借债越来越多，亏空在利息的助推下，也越来越大。官员们不得不拆东墙补西墙。

这里你可能会问，这种牵涉甚广的案子，难道就没人检举揭发吗？

还真没有。

士绅把钱借给官府，为了不使本钱打水漂，他们只得拼命维护官员。

这样一来，因为没人检举，浙江官场也变成了一个“窝案”。

后来，阿桂在闽浙总督陈辉祖的协助调查下，将王亶望绳之以法。

浙江官场也有很多人落马。

王亶望死后，陈辉祖奉命抄家，抄出三百万白银以及一批名贵珍玩。

但这些东西送到京城后，乾隆一看抄家物品清单，发现很不对劲。

早年，王亶望曾给乾隆进贡过玉瓶、玉山子等珍贵器物。

乾隆碍于面子，没敢收，把东西又退了回去。

而在此次上缴的物品中，乾隆当年看上的几件珍玩却不在清单内。

这就让乾隆不得不怀疑，是不是有人从中“截胡”了。

于是，乾隆便让阿桂继续调查。

结果阿桂这一查，发现王亶望的名贵珍玩是被闽浙总督陈辉祖私吞了。

并且，陈辉祖也是个贪官，为官期间贪污了一百多万两银子。

听说陈辉祖的事后，乾隆既悲又愤。

在他看来，陈辉祖是个好官。

盛怒之下，乾隆也砍了陈辉祖脑袋。顺带着还抓了福建不少问题官员。

一起案件，皇帝派钦差到下面随便摸个底，就顺藤摸瓜牵涉出几百名贪官。

这些官员不仅相互包庇，就连士绅也掺和其中，帮着欺上瞒下。

由此可见，乾隆后期的大清统治阶级，已经腐朽到了极点。

而若想使朝廷恢复生机，就必须得改革体制、刷新吏治、消弭内部党争。

但很显然，垂垂老矣的乾隆，对改革已经是有心无力了。

不过，好在储君颙琰年轻力壮，若是他能像爷爷雍正那样，上台后大力推行新政，大清再次中兴，也不是不可能。

也就是在这种情况下，1796年，颙琰即位，改年号嘉庆。

三年后，乾隆病死，嘉庆终于从傀儡，成为大清朝的掌舵人。

亲政后，嘉庆第一时间处死和珅。

然而，从他处理和珅的诏书，可以明显看出。

和珅之死，与其贪污并没有直接关系。

嘉庆杀和珅，主要是为了杀人立威。

皇帝也是人，也会记仇。

乾隆生前总是瞧不上嘉庆，还扶持和珅制衡嘉庆。

等到老爷子一死，嘉庆先搞死和珅，再给乾隆上“高宗”庙号，明里暗里恶心他爹。

至于和珅贪了多少，在嘉庆看来，不重要。

就算和珅一分钱都不贪，嘉庆也得弄死他！

当然，官员群体腐化的问题，嘉庆一清二楚。他也很想挽救这个日渐下滑的帝国。

所以处理完和珅后，嘉庆接连发布诏令，严整官员作风。

比如某年冬天，宫里举办活动。大臣们觉得天寒地冻，皇帝看了一天表演，应该很累了，就没有提交奏折。

嘉庆知道后，下了一道谕旨，申饬大小官员，说我天天起五更为这个国家操劳，你们居然因为天冷，还借口心疼我，就不上奏折了，让我没事干，成何体统！

还有一次，官员向嘉庆进贡古玩字画，遭到嘉庆怒斥。

乾隆晚年时，迷上了“涂鸦”，没事便让官员给自己进贡古玩字画。

皇帝如此，官员自然投其所好。

嘉庆一直认为大臣给皇帝捐纳珍宝是陋习，便以身作则，向全国人民表态：他不好这些玩意儿。

自此之后，嘉庆始终对声色犬马、珍玩字画，不屑一顾。

此外，他还树立了一些清廉模范，要求大家学习先进榜样。

然而，尽管嘉庆一直是以圣主的标准来要求自己。可大清国势还是一天不如一天。

究其原因，在于嘉庆的忙，都是瞎忙。他的施政理念过于保守，毫无创新可言；他的魄力也不够，面对问题时，没有任何实质性的改革措施。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漕运。

自宋代开始，漕运已经逐步成为“南粮北运”的重要手段。

可以说，若是京杭大运河堵塞，朝廷吃饭都成问题。

但在乾隆末年，漕运存在很大问题，如机构臃肿，人浮于事，效率低下等。

不仅如此，为了保证漕运的运转，清政府还耽误了对黄河的治理。沿途农田水利的建设和南北商业贸易的发展，也都受到了影响。

换言之，随着时代发展，漕运已经病入膏肓了，亟待改革。

而若想解决这个问题，其实也很简单。

直接把漕运改为海运就可以了。

可就是这么个事，因为“百万漕工衣食所系”，嘉庆愣是不敢改。

因为他担心自己会像雍正那样，在历史上留下冷酷刻薄的声名。

年轻时尚且如此，等到嘉庆年过50，他保守和缺乏决断力的毛病，便越来越明显。

嘉庆后期，嘉庆早先自己树立的清廉模范，一个个全翻车了。

嘉庆陷入迷茫，随之开始甩锅给大臣，痛斥官员们“为政全无实心，爱民并无实惠”。

还说“此等具臣，即尧舜禹汤武遇之，亦难图治，况中材之主乎”？

翻译成大白话，就是说遇到你们这班混账大臣，即便尧、舜、禹等上古贤帝复生，也毫无办法，何况我还只是一个中等水平的皇帝。

后来，嘉庆在一次去盛京拜谒祖陵的路上，将自己的想法总结成一篇文章，叫《守成论》。

大体内容就是说，这个国家已经没救了。自己呢，无力解决。

改革？不敢。万一像王安石变法一样，越改越乱，还不如不改。

所以，嘉庆决定严守祖制，做一个彻头彻尾的守成之主。

自此之后，嘉庆依然勤政爱民，依然以道德标兵的标准要求自己。

但无论大事小事，他都要去查前朝的实录，自己爸爸、爷爷、太爷爷当年是怎么处理的，就按他们说的办。

如果是祖宗当年也没解决的问题，他就对下面的人强调“祖宗没说怎么解决呀，办不到”。然后发罪己诏甩锅。

比如嘉庆十八年（1813年），天理教起义，攻入紫禁城。

守卫皇宫的清军猝不及防，惊惶失措。差点就被几十个天理教徒偷家了。

如此荒唐的事情，换做其他皇帝，事后肯定要杀一批，关一批，撤一批，整顿一批。

但嘉庆很搞笑，他发了一道罪己诏。

说这么大的祸事，必定是累积了好长时间，自己再三告诫大臣不要“因循怠玩”，但大家都不听。

自己做了18年皇帝，虽然没什么政绩，但也没有残害过百姓。自己也不明白为什么会有人造反。

现在惟有自我反思，改正错误，上报苍天，对下平息民怨。

众大臣如果还是大清国的忠臣，就应该赤心报国。如果还是自甘堕落，你们还是辞职算了，不要占着位置，增添我的罪过。

总之，在国势日渐下滑，自己又无能为力的情况下，嘉庆产生了一种“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心理。

这个国家好也罢，烂也罢，我认了。即使我到地下去见列祖列宗，也不用承担太大的责任，因为我是按照列祖列宗的圣训来办的，赖不着我。

1820年，嘉庆病死于承德避暑山庄。

他把衰败的帝国和改革的希望，交给了皇储爱新觉罗·旻宁、未来的道光皇帝。

由于生前尊儒崇古，加之无法控制官僚集团。

嘉庆死后，官僚集团夸他的道德修养不亚于昔日的宋仁宗和明仁宗。

因此，嘉庆得到了“仁宗”庙号和“睿帝”谥号。

这个死后评价，正是嘉庆生前想要的。

但除了“仁”，除了大家夸人好，貌似也真没什么好夸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