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疫情的统计数据又成为了关注的焦点，新增多少，无症状多少，不仅有全国的总数，而且也会细分到每一个地区，仿佛凭借着这个统计数据，就可以完全掌握了疫情的走向一般。

遗憾的是，这种统计数据，不但不能控制现状，而且还会忽略掉诸多的问题。如果光看这些数，仿佛一切都在掌握的范围内，但实际上每一天都能听到这样那样的求助信息，听到如此这般的不合理现状，统计数据不仅不是真实，甚至连真实的一角都不能呈现。

可以说，在越发复杂的世界中，存在着两种“真实”，一种是简化的，冰冷的统计上的真实，而另一种是复杂的，热辣的现场的真实。二者非但没法拟合，更有可能是渐行渐远，以至于成为现代生活中的一个重要悖论，或现身或隐藏在几乎所有的社会悲剧当中。

这也就不难理解，像疫情中那种似乎一切都尽在掌握的统计式的言论和那些或痛苦、或悲哀、或无助的个人式的呼救并存着，二者冲突却又并行，而且不能身居一边就斥责另一边的虚构，二者同样都是真实的存在，只不过是不同种类的真实而已。

而且，不仅在疫情中，几乎在以媒介信息为现实认知主导的所有时间里，不论是喜庆的还是灾难的，人似乎都挣扎在统计的真实与现场的真实当中。远方的人，因其不在场的境况而只能获取统计的真实以及个别的被媒介所呈现出来的现场的真实，而身处其中的人，因其在场的境况，则能够不断的感受现场的真实并传递出去，同时也不断的寻找着统计真实的慰籍。

不过，随着围观者的不断增多，现代世界中所发生的大多数事件都会呈现出一种局部的爆发，却被广泛关注的情况。也就是说不在场的人越来越多，需要的统计的真实也就越来越多，而现场的真实或被统计所淹没，或被媒介所编排放大，变成一种景观式的表演。

以至于即便是身处事件漩涡中的人，也渐渐的失去了那种现场的真实感，甘愿将自己奉献为统计的真实当中的一个原子。这种趋势并不是刚刚发生的，在著名的心理学家荣格1957年的著作《未发现的自我》中，就曾深刻地揭露了这一点。

“事实上，在科学假设的影响下，不但人的精神，而且每一个个人，甚至所有个体存在（无论其具体情况如何），统统都被拉平了、均等化了，统统被混淆的模糊不清了。

结果，现实的画面被扭曲成一个概念化的平均值。我们不应过分低估统计性的世界图景所具有的那种心理效果，它使得一些匿名的单元取代了个人的位置，这些单元堆砌起来，就形成群众组织。

科学给我们提供的不是具体的个人，与之相反，而是各种组织机构的名称，其最高的层次就是作为政治现实原则的国家这个抽象的观念。如此看来，个人的道德责任就不可避免地被国家政策所取代了。

于是，你便失去了个人道德和个人心理方面的特殊性，而只是津津乐道于公共福利的获得和生活标准的提高。于是，个人生活的目标和意义（这是唯一真实的生活）便不再存在于个性的发展之中，而是存在于国家的政策之中，这种国家政策虽然是强加在个人头上的身外之物，是一种抽象人的观念，却要对人类发挥重大的作用，其最终目的是要把生活所有的内容都吸引到自己身边来。

于是，个人便被一步一步地剥夺了做出诸如他自己应该怎样生活的道德选择的权力。作为一个社会个体，他反而被统治着、被供养着，穿衣戴帽受制于别人，接受别人的教育，并且被别人安排在某一单元住房里，按照那些给众人提供娱乐、提供满足的标准而获得娱乐。

至于统治者，他们和被统治者一样，都只不过是社会的构成单元；唯一的区别是，他们是国家正统观念的代理和化身。因此，他们无需成为能够做出独立判断的人物，而是成为一旦离开了他们的职业范围就完全陷于无用无能之中的彻头彻尾的专家。因为对他们来说，应当教什么、学什么，都是由国家政策决定的。“

以上的内容，虽然是荣格作为经历了一战、二战的一代人在战后所做出的反思和对集体式的社会的批判，但其观点仍然历久弥新，即便在半个世纪后的今天，依然能够看到这些理念所对应的现象。

但这不是一个对错的问题，集体或个体，统计或现场，它们形成的冲突并不荒谬，也无法消弭。作为现代人，既不能忘我的投入集体的怀抱，也不能偏安一隅的诋毁集体的作用，如果能做出选择的话，不偏不倚的在二者之间寻找平衡，是一种比较合理的路径。

不过很多时候，作为独立个体的人，并没有更多的选择权利。在一个集体氛围强烈的社会中，个体要么早早的被统计的思想所同化，失去了向内反思的能力，要么就要面对与某种集体式的力量抗争的风险，即便做出一些细微的个人化的动作，也要承担巨大的压力。

所以，在集体中生存的个体，必然要面临着一个冒险的旅程，在统计中坚持自我不仅需要导师的点拨指引，还需要强大的思维定力去支撑，除了不假思索的否定和经常性的反思之外，更必不可少的就是作为个体与强加于自身的某种集体式的思维的抗争。

勇于突破统计的真实，不仅是一个现代个体的冒险，更是整个时代，维系人道主义、个人尊严的重要手段，也是在几千年的文明历程中、在人类集体式的发展氛围下，能够留给人自由呼吸的唯一天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