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顿时懵了，手里的碗差点摔在地上。屋里，父亲默默地抽着旱烟，母亲则在昏黄的灯光下缝补衣裳。他们察觉到我的异样，母亲抬起头，眉头紧锁。桂珍？怀孕？这些字眼像炸雷一样在我脑海里轰鸣，震得我头晕目眩。桂珍是李叔的女儿，也是我在乡下插队时最熟悉的朋友，一个扎着麻花辫、眼角带着泪痣的淳朴姑娘。我和她之间，有过一段说不清道不明的暧昧，但如今这突如其来的消息，让我不知所措。

我的思绪被拉回到1975年的冬天，那年我响应号召，和一群热血青年来到了偏远的河西村。那里条件艰苦，土路崎岖，低矮的土坯房抵挡不住凛冽的寒风。村民们对我们这些城里来的学生既好奇又疏远，像观察外来物种一样。只有桂珍不同，她像一株向日葵，总是热情地帮助我们，给我们送烤红薯，教我们干农活。她爽朗的笑声和真诚的关心，像冬日里的一缕阳光，温暖着我那颗远离家乡的心。

一来二去，我和桂珍熟络起来。我教她认字，她帮我适应农村生活。我们一起劳动，一起聊天，一起分享快乐和忧愁。那段日子虽然清苦，却也充满了单纯的快乐。就像两棵在贫瘠土地上互相依靠的小树，我们从彼此身上汲取着力量。

1978年冬天，村里分地。老支书把我叫到家里喝酒，语重心长地说：“赵斌啊，你也老大不小了，桂珍这姑娘不错，踏实肯干，你要是能留在村里，和她成家，这辈子也算有个依靠。”当时的我，几杯酒下肚，头脑有些发热，稀里糊涂地就答应了。

后来，这事传到了桂珍耳朵里。她找到我，脸红得像熟透的苹果，低着头问我：“赵斌哥，你真愿意留在村里吗？”看着她羞涩的样子，我的内心五味杂陈。我贪恋她在困境中给予我的温暖，却也清楚自己不可能永远留在农村。我最终还是违心地点了点头，给了她一个虚假的承诺。

1979年春，父亲的冤案终于得以平反，我也终于有机会回到城市。临走前，我把心爱的收音机留给了桂珍，信誓旦旦地说：“等我安顿好了就回来接你。”她抱着收音机，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而我，心里却像压了一块石头，沉甸甸的。

回到城市后，我才体会到现实的残酷。父母忙着帮我安排工作，根本无暇顾及我的儿女情长。我在供销社当临时工，每天忙得焦头烂额，桂珍写来的信，我也不敢拆开，更不知道该如何回复。我就像一只被困在笼中的鸟，渴望自由，却又无力挣脱。

李叔的电话像一根导火索，点燃了我内心深埋的不安。我匆匆请了假，踏上了回河西村的班车。一路颠簸，我的心情也像车轮一样起伏不定。

见到李叔，他脸色铁青，一言不发地把我带到桂珍面前。桂珍正低头削着木棍，看到我，也只是淡淡地瞥了一眼，便又低下了头。李叔叹了口气，说：“桂珍，你跟他说吧，我们家丢不起这个人！”

我忐忑地问：“桂珍，到底怎么回事？”她抬起头，眼眶红红的，低声说道：“赵斌哥，我没有怀孕。”我愣住了，那李叔……？桂珍解释说，父亲是气急了才那样说，他心疼女儿，想让我回来给个交代。

我如释重负，却又感到深深的愧疚。我蹲下身，想拉住她的手，却被她躲开了。她平静地说：“赵斌哥，我就是想问问你，你还记得你走之前说过的话吗？”

那一刻，我无地自容。我曾经的承诺，如今看来是多么的苍白无力。城市的生活已经让我疲惫不堪，我又该如何兑现对她的承诺呢？我张了张嘴，却什么也说不出来。桂珍看出了我的窘迫，平静地说：“你不用说了，我明白。你回去吧，以后不用再管我了。”

离开李家，走到村口时，桂珍的弟弟追上来，递给我一个包裹，说是桂珍让我带给你的。我打开一看，正是我留给她的那台收音机。

回城的路上，我紧紧抱着收音机，思绪万千。我辜负了一个善良的女孩，也辜负了自己曾经的承诺。

几天后，我提笔给桂珍写了一封信，承诺会尽力帮她进城。接下来的日子里，我一边努力工作，一边四处托人帮桂珍办理手续。1981年的夏天，桂珍终于来到了城里，成为一名纺织厂工人。看着她站在厂门口，眼里闪烁着对未来生活的憧憬，我感到一丝欣慰，觉得自己终于做了一件正确的事情。

我和桂珍最终并没有走到一起。她在厂里认识了一个踏实的小伙子，两人组建了幸福的家庭。我去参加了他们的婚礼，看着她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我由衷地为她感到高兴。

后来，我也结婚生子，过上了平凡的生活。偶尔在街上遇见桂珍，我们彼此问候，就像老朋友一样。只是每当我看到家里的那台老式收音机，总会想起那段难忘的岁月，想起那个眼角带着泪痣的姑娘，以及我曾经许下的承诺。人生就像一列火车，不断向前行驶，沿途的风景或美丽或荒凉，我们都会留下一些印记，一些遗憾，一些无法弥补的亏欠。而这段经历，教会我什么是责任，什么是担当，也让我明白，有些承诺，一旦许下，就应该尽力去完成，即使最终无法实现，也要努力去弥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