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赵一曼儿子给毛主席写讽刺信，主席知其身份后只说了6字
1960年深秋的一个下午，毛主席正在中南海批阅文件。秘书递上一封来信，信中写着一首《忆秦娥》：＂笙歌烈华灯，直上黄昏月，黄昏月，几人欢笑，几家呜咽，明眸皓齿肝肠铁，《冤裳》一曲何清越，何清越，江南春早，杜鹃啼血。＂
这首词虽然用的是《忆秦娥》的词牌，但字里行间却充满讽刺意味。毛主席看后脸色变得凝重，他指着署名＂陈掖贤＂问道：＂这个人为什么要写这样的信？＂秘书看了看信件内容，也感到困惑不已。但很快，秘书向毛主席汇报了一个重要信息：这位陈掖贤，是抗日英雄赵一曼的儿子。
听到这个身份，毛主席沉默良久，最后只说了6个字。这6个字是什么？陈掖贤为何要写这样一封讽刺信？他的人生经历又是怎样的？让我们走进这位烈士之子的故事。
一、赵一曼：一个母亲的革命与牺牲
1927年的秋天，身着一件灰色旗袍的赵一曼踏上了前往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列车。当时的她还叫李坤泰，为了革命工作的需要，她先后使用过李一超、赵一曼等多个化名。在列车上，她认识了同样前往中山大学求学的陈达邦。
陈达邦出身于浙江宁波一个知识分子家庭，他的妹妹陈琮英后来成为了任弼时的妻子。两人相识之初，陈达邦就被赵一曼的才智与坚定的革命信念所吸引。在漫长的火车旅程中，两人常常讨论国内形势和革命理想，彼此都觉得找到了知音。
到达莫斯科后，赵一曼和陈达邦分在不同的班级学习。但两人依然保持着密切联系，经常利用课余时间切磋功课。1928年初春，两人的关系更进一步，很快就确定了恋爱关系。同年4月，他们在莫斯科举行了简单的婚礼。
婚后不久，赵一曼就发现自己怀孕了。但此时国内局势日益紧张，党组织急需人才回国工作。1928年秋天，已经怀孕七个月的赵一曼主动向组织提出申请，要求回国参加革命工作。组织考虑到她的身体状况，本想婉拒她的请求。但赵一曼坚持认为，革命事业比个人安危更重要。
最终，组织同意了赵一曼的请求。当陈达邦得知此事时，坚持要陪她一同回国。但赵一曼却说服他留在莫斯科继续学习，她认为党组织培养一名干部不容易，陈达邦应该完成学业。1928年11月，赵一曼独自踏上了归国的旅程。
回到上海后，赵一曼立即投入工作。组织考虑到她即将临产，安排她在湖北宜昌建立秘密联络站。1929年1月，在一个寒冷的冬夜，赵一曼在一位工人家中生下了儿子。她给孩子取名＂宁儿＂，既是希望孩子一生平安，也是为了纪念列宁逝世五周年。
此后的一年多时间里，赵一曼带着年幼的儿子，在各地奔波从事地下工作。母子俩有时住在简陋的棚户，有时甚至要露宿街头。为了不暴露身份，赵一曼常常装扮成乞丐，带着孩子四处流浪。直到1930年4月，考虑到革命工作的危险性，赵一曼才忍痛将儿子交给丈夫的哥哥陈岳云抚养。
在送别儿子前，赵一曼特意带着孩子到照相馆拍了一张合影。这是她和儿子唯一的一张合影，也成了她留给儿子的最后影像。之后，她奉组织之命前往东北，开始了长达六年的抗日斗争生涯。
二、陈掖贤的成长之路
1930年春天，年仅一岁多的陈掖贤被送到了杭州陈家。在陈岳云家中，他获得了一个新的身份：陈家的养子。为了保护这个革命烈士的遗孤，陈家对外宣称这是远房亲戚的孩子，连陈掖贤自己也不知道自己的真实身世。
在陈家的前几年，陈掖贤过着相对安稳的生活。但好景不长，1935年，由于经济拮据，陈岳云不得不将他送到浙江萧山的一户农家寄养。这户农家姓俞，以种田为生，生活十分艰苦。五岁的陈掖贤开始跟着俞家人帮忙干农活，每天天不亮就要去田里放牛。
寄养生活持续了三年。1938年，已经上小学年龄的陈掖贤被接回杭州。但此时的陈家情况也不太好，只能将他送到杭州一所平民学校就读。在学校里，陈掖贤表现出极高的语文天赋，他的作文经常被老师当作范文在班上朗读。但与此同时，他也逐渐显露出性格上的孤僻。
1941年，11岁的陈掖贤转学到上海。这一年，他第一次见到了自己的亲生父亲陈达邦。但由于长期分离，父子之间始终无法建立起亲密关系。陈掖贤在上海的求学生活并不顺利，他经常独自一人待在图书馆看书，很少与同学来往。
1945年抗战胜利后，16岁的陈掖贤考入上海市立高中。在这里，他开始接触进步思想，参加了学校的读书会。1947年，他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下读到了一份地下党的宣传材料，其中提到了东北抗日英雄赵一曼的事迹。这是他第一次听说母亲的名字，但当时并不知道这就是自己的生母。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陈掖贤被分配到杭州一家印刷厂工作。1952年，他终于得知了自己的真实身份。这个消息对他造成了极大的冲击。此后，他开始四处打听母亲的往事，搜集关于母亲的一切资料。
工作期间，陈掖贤表现出极强的文字功底，常常被安排负责工厂的宣传报道工作。但他始终无法融入集体生活，经常独来独往。同事们都说他性格古怪，有时候能滔滔不绝地讲述历史故事，有时候又一连几天不说一句话。
到了1958年，28岁的陈掖贤调任到杭州市文化馆工作。在这里，他开始创作诗词，作品多带有强烈的批判色彩。他常常用古典诗词的形式来表达对现实的不满，这种写作方式一直持续到1960年。这一年，他写下了那首讽刺意味浓厚的《忆秦娥》，并将其寄给了毛主席。
三、时代浪潮中的挣扎
1960年的那封信，成为了陈掖贤生命轨迹的重要转折点。在给毛主席的信中，他以《忆秦娥》的词牌形式，借古讽今地表达了对当时社会现象的不满。这首词中提到的＂几人欢笑，几家呜咽＂，暗指当时社会中存在的特权现象。
在杭州文化馆工作期间，陈掖贤经常接触到各类文化界人士。他发现一些干部子女凭借父母的职务之便，轻易获得了优越的工作岗位和生活条件。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像他这样的烈士遗孤，却过着清贫的生活。这种强烈的反差，促使他写下了那封充满讽刺意味的信。
信件寄出后不久，陈掖贤就被调离了文化馆的工作岗位，改任杭州一家工厂的普通工人。这次调动虽然降低了他的工作待遇，但他仍然没有停止写作。在工厂里，他开始结识了一些有相似经历的知识分子。这些人大多出身于革命家庭，但都因为各种原因被降职或调离原来的工作岗位。
1961年春天，陈掖贤在工厂里组织了一个读书小组。小组成员除了讨论文学作品外，还经常探讨社会问题。他们的讨论内容很快引起了工厂领导的警觉。同年夏天，工厂党委以＂组织非法集会＂为由，将读书小组解散。
1962年，陈掖贤又写了一篇题为《论特权》的文章，并通过地下渠道在知识分子群体中传阅。文章中，他列举了大量实例，批评某些干部子女滥用父母权力谋取私利的行为。这篇文章在一些知识分子中引起强烈反响，但也让他受到更严厉的处分。
1963年初，陈掖贤被工厂开除，并被勒令回原籍反省。在回杭州老家的路上，他遇到了几位同样因言获罪的文化人。这些人中有教师、作家和艺术工作者，他们互相交流思想，结成了一个松散的知识分子圈子。
1964年，陈掖贤在杭州一家街道工厂找到了临时工作。这期间，他继续与那些知识分子保持联系。他们经常在西湖边的茶馆聚会，讨论时事政治。有人建议他写一本回忆录，记录母亲赵一曼的革命事迹，但这个提议最终没有实现。
到了1965年，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化，陈掖贤的处境更加艰难。他的那些知识分子朋友纷纷与他划清界限，茶馆聚会也不得不停止。这一年的冬天，他写了最后一首诗，题为《寒夜》：＂风萧萧兮夜已寒，孤灯一盏映长叹。革命先烈应有子，何处可觅旧时欢。＂
这首诗写完后不久，陈掖贤就被贴上了＂反动文人＂的标签，他的文字创作也就此停止。此后的日子里，他只能在工厂里默默地干着最普通的体力活。那些曾经与他交好的知识分子，也都在这场巨大的时代浪潮中各自沉浮。
四、毛主席的六个字
1960年那个深秋的下午，当秘书汇报了陈掖贤的真实身份后，毛主席久久凝视着那封信。最后，他只说了六个字：＂让他安心写作吧。＂
这六个字背后，是一段鲜为人知的故事。实际上，在收到这封信之前，毛主席就已经关注过赵一曼的事迹。1959年，东北地区的老同志曾向毛主席汇报过赵一曼在抗日战争中的英勇事迹。当时，毛主席特意询问了赵一曼家属的情况。
在得知陈掖贤的身份后，毛主席立即让秘书调取了相关档案。档案显示，1935年赵一曼被日军杀害时，给儿子留下了一封家书。信中写道：＂宁儿啊！母亲对不起你，没能亲自抚养你长大。但愿你长大后，能够继承母亲的遗志，做一个对人民有用的人。＂
毛主席看完档案后，立即指示有关部门了解陈掖贤的具体情况。很快，一份详细报告送到了他的案头。报告中提到，陈掖贤虽然在文章中有些偏激言论，但为人正直，工作认真。他平时最大的爱好就是写作，但由于身份特殊，一直没有机会正式发表作品。
了解这些情况后，毛主席没有按照常规处理批评信件的方式来处置这封信。相反，他表示要给这位烈士之子一个表达的空间。＂让他安心写作吧＂这六个字，既是对陈掖贤才华的认可，也是对革命先烈后代的一种特殊关照。
随后，毛主席还专门交代身边工作人员，要妥善保管这封信，并注意关注陈掖贤的情况。他说，革命先烈的后代有困难，组织上应该给予帮助和引导，而不是简单地打击处理。
这个指示很快传达到了浙江省委。省委领导立即召开会议，研究如何执行主席的指示。会议决定，允许陈掖贤继续在文化馆工作，并给予他适当的写作机会。同时，派专人与他谈话，帮助他正确认识一些问题。
1961年初，杭州文联的负责人专门找到陈掖贤，告诉他可以在文联的内部刊物上发表作品。这是陈掖贤第一次获得正式的写作平台。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他陆续发表了几篇散文和诗歌。这些作品虽然仍带有批判性，但语气明显温和了许多。
然而，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化，这种相对宽松的氛围并没有持续太久。到了1962年，由于一些极左思潮的影响，陈掖贤的处境又开始恶化。但即便在最困难的时期，他始终没有受到过严厉的政治处分，这与毛主席当年那六个字的保护不无关系。
这六个字，成为了陈掖贤人生中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它既保护了这位烈士之子，也体现了最高领导人对革命先烈及其后代的一种特殊关怀。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这样的关怀显得尤为难得。
五、母亲的信件
1978年春天，一位年迈的东北老人找到了陈掖贤，将一个布包交给他。这个布包里装着三封信，是赵一曼在狱中写的。其中一封写给组织，一封写给战友，还有一封就是那封著名的家书。这位老人是赵一曼昔日的战友，为了保护这些信件，他将其藏匿了四十多年。
收到信件后，陈掖贤开始着手整理母亲的相关资料。在查阅档案的过程中，他发现母亲在狱中还写过其他书信，但大多已经遗失。通过走访母亲的old战友，他逐渐拼凑出了更多细节。原来，赵一曼在被捕后的三个月里，总共写了七封信，其中四封下落不明。
1979年，陈掖贤开始筹划编写一本关于母亲的纪实文学作品。他多次前往东北，实地考察母亲生前战斗过的地方。在哈尔滨，他找到了当年关押母亲的监狱旧址。狱警的后人告诉他，赵一曼在狱中始终保持着坚强的意志，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都没有向敌人屈服。
1980年夏天，陈掖贤在抚顺见到了一位九十多岁的老人。这位老人是当年监狱里的翻译，亲眼目睹了赵一曼写信的场景。据他回忆，赵一曼是在被严刑拷打后的第二天写的这些信，当时她的双手已经无法执笔，只能用牙咬着笔杆写字。
在母亲的家书中，陈掖贤发现了一些令人震撼的细节。信中提到：＂宁儿，娘没有给你留下一点财产，但我给你留下了一个清白的名字。＂这句话让陈掖贤想起了自己这些年来的坎坷经历，更加坚定了要完整记录母亲事迹的决心。
1981年，陈掖贤终于完成了《铁骨丹心》的初稿。这部作品以纪实手法记录了赵一曼的一生，特别是她在狱中写下那些信件的经过。书中还原了许多鲜为人知的细节，比如赵一曼在写信时，特意用了很小的字体，这样一张纸就能写下更多的内容。
1982年，《铁骨丹心》正式出版。书中收录了完整的三封信件，以及陈掖贤多年来搜集的各种史料。这本书的出版，不仅还原了一段尘封的历史，也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革命文献。
随后的几年里，陈掖贤继续深入调查母亲的事迹。他在东北各地奔波，寻找更多的历史见证人。在这个过程中，他又陆续发现了一些新的史料，包括母亲在狱中留下的一些零散笔记。这些材料虽然残缺不全，但都成为了研究抗日战争历史的重要文献。
1985年，陈掖贤在整理这些资料时发现，母亲的信件中隐藏着一个特殊的密码。通过仔细研究，他发现这些密码是母亲用来向组织传递敌人部署情报的暗号。这个发现，为研究抗日战争时期地下工作者的秘密通讯方式提供了珍贵的实证资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