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书法史历经几千年，诞生了无数书法大家，创作出无数旷世佳作，其中不乏宗师级别的人物，他们确立了书法审美的标准，促进了书法的发展，让书法成为中华文明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无论是钟王还是颜柳，都是书法史上毫无争议的宗师，他们的书法成为后人学书的标准，深刻影响了书法的发展。

但是有一位书家虽然被尊为一代宗师，但是其书坛地位颇受争议，并且门徒甚寡，几千年来宗其书者寥寥，这样的境遇颇显尴尬，此人就是宋四家之一的蔡襄。

宋四家这个组合最早见于宋末元初书法家王存的论述中，他在为蔡襄《洮河石砚铭》所作题跋中提到“当时位置为四家”，明确将蔡襄与苏轼、黄庭坚、米芾并称‌。这一记载表明，南宋末年“四家”之说已初步形成。

然而明书画鉴赏家张丑在《清河书画舫》中却说：“宋人书例称苏、黄、米，蔡者，渭京也。后人恶其为人，乃去之而进君谟书耳。君谟在苏、黄前，不应列元章后，其为京无疑矣。京笔法姿媚，非君谟可比也。”

这种说法虽然缺乏实证，但是却非常合乎情理，当时蔡京权倾朝野，书法备受追崇，问谁敢忽视他的存在。并且安世凤《墨林快事》更是说：蔡卞胜于蔡京，蔡京又胜于蔡襄。认为蔡襄在“三蔡”中都属末流，又何以代表宋代书风。

明代的说法对后世影响非常大，时至今日还有很多人认为蔡襄只是蔡京的备胎而已，蔡襄能入宋四家，完全得益于其宗弟蔡京曾经权冠一时，早早在宋四家当中占据了一个蔡姓的位置。

对蔡襄书法艺术的争议从来没有停止过，在蔡襄生前，苏轼、黄庭坚等人对蔡襄书法的评价是非常高的，苏轼甚至认为蔡襄书法为“本朝第一”。

不过当时宋仁宗非常喜欢蔡襄的书法，多命其书碑，蔡襄楷书宗颜，确实利于写碑，皇帝的喜爱必然助长蔡襄书法的声望，苏、黄赞誉难免有奉承之嫌。

至北宋中期，人们对蔡襄书法的评价已经不那么高了。苏东坡在《东坡题跋》中，就多次提到“近岁论君谟书者，颇有异论”，“仆以君谟为当世第一，而论者或不然”。这也为明人质疑蔡襄书法地位提供了证明。

今人对蔡襄书法评价也两极分化，质疑者延续明论。也有很多今人对蔡襄书法评价甚高者，著名书法家崔寒柏先生就认为蔡襄书法胜在韵致，非蔡京能比，所以他不但认为蔡襄不是蔡京的备胎，甚至认为蔡襄当居宋四家之首。

对于蔡襄书法地位的争议其实与时代书法审美方向有关，宋代并没有延续唐代的尚法书风，而是形成了尚意书风，不过蔡襄并不是典型的尚意书风代表，他依旧传承着晋唐书风，所以他的书法在尚意书风成熟之前，是得到高度赞誉的。

在尚意书风成熟后，时代审美被新书风左右，蔡襄书法的评价就逐渐出现争议，而蔡京和蔡卞的书法却颇显尚意书风的韵味，自然被后人逐渐抬高。

今人从一个较长的历史时段去看待书法，崇尚取法乎上，认为无论是唐还是宋元，都不及魏晋，蔡襄宗晋唐书风自然要高于其他开创尚意书风的书家了。所以今人更为欣赏蔡襄。

然而尽管认为蔡襄书法水平冠绝宋朝，但是却很少有人去专门学他，主要在于学蔡襄不如直接学钟王，这就让蔡襄陷入了另外一个尴尬的境地。

如果将蔡襄归类于晋唐书家，那他还能有这样的书法地位吗？显然是很难的。但是将苏、黄、米放到唐朝，他们足可以扭转唐朝书风的评价。

蔡襄既不是旧书风的典型代表，也不是新书风的开创者，能够在书坛占据一个宗师位置略显侥幸，不过这份侥幸也增加了后人对他书法的关注，引发了更多的质疑，被推上高台又被质疑名不副实，其中尴尬可想而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