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赵立波

公元1644甲申年注定是不平凡的一段重要历史时期。

这一年，按照大明官方统一措辞，”闯贼”李自成已经全面占领北京，在崇祯披发自缢后，虽然大部分京官投降，但是地方大批官员和普通百姓却纷纷选择壮烈殉国。

当时的学者屈大均在《皇明四朝成仁录》中仅仅记载一个叫延绥镇的情况便让人看到触目惊心的一幕：“当闯贼攻城时，以孤城死守七日夜，力竭尽城崩，自将帅兵民以至商贾、妇人、女子凡十余万人，无不慷慨激昂，为朝廷而死。”

此外《弘光朝苏州死节死事传》记载，苏州、嘉定、昆山三个地方，平民自杀四万余人，并赞扬他们：“君子能忠，其小人有义。”

崇祯自缢处

尽管如此,后来的南明大臣史可法、和亲眼见证当时历史的史学家计六奇仍就给出了一个巨大反差数据，认为真正为大明殉国的还是以普通人为主，而士大夫官僚集团跟随崇祯殉国的寥寥无几。比如史可法对于“甲申之变”的高级官员非常激烈地说：“先帝对百官恩义非常，可是一旦出现重大变故，在京官员一起和皇上殉国者寥寥无几，在南明组织讨伐李自成的人也是极少数，最后史可法认为：此千古以来所未有之耻也。

计六奇对此也发出了相当一致的感叹：“至尊以身死社稷，臣子殉难者，仅北都二十余人。”那么其他当时在京的官员去哪里了呢？自然是去投靠李自成去了。

据目击者说：“贼驰而进，皆白衣青帽，张劲弓，挟修矢，每人栓短棍数条，衔枚疾走”。

与老百姓平静冷眼旁观形成鲜明对照的是那些达官贵人如同丧家之犬，惶惶不可终日，生怕暴露自己的身份，于是乔装改扮，“恐衣冠贾祸，悉毁其进贤冠”，或是“俱穿极破青衣，戴破毡帽”，一时之间“破衣破帽重价求之不得”。

明代官员画像

这些达官贵人们一时丑态毕出，“是日，大小官僚俱以重价购极破青布衫裤并破帽，混稠人中，低头下气，惟恐人觉。”甚至有的人以多件华丽衣物换一个破衣服都不能得，最后竟然把衣服脱掉裸奔起来，“赤体狂奔，随路跧伏”《再生纪略》。

综合来看，为大明真正殉国的大部分还是以知识分子为主，或者组织对抗李自成的官民，城破之后，一起存亡，至于在京的大明臣僚大部分都摇身一变成了李自成的人。

比如除了小部分皇亲和大学士范景文、户部尚书和兵部、刑部、督察员等等二十人自杀外，其余纷纷变节投降。这个数据与史可法和计六奇所作的统计是基本一致。

以大学士魏藻德、陈演等不要脸的大臣在亡国的第二天就来拜见李自成，表示自己要更换门庭，理由是，自己想做个忠臣，无奈崇祯帝不听自己的，致有今日之败。

李自成的大饼宣言

李自成训斥说：“你既然是崇祯重用的臣下，他对你又特别有恩，你就应该为社稷自杀，为何还要偷生？”魏藻德跪着连忙磕头说：“陛下赦臣，自当赤心以报。”李自成看他这样就越烦他，命令士兵把他囚禁到刘宗敏处。魏藻德仍不死心，透过窗户缝隙还喊着说：“如果用我，无论给个什么官都可以，为何拘押我？”《国榷》。

总督京营襄城伯李国桢被押入，李自成呵斥说：“尔身任重任，宠信逾于百官，义不可以负国，既未坚守，又不死节，今日又舔脸见我，为什么？”李国帧谄媚地说：“陛下应运而兴，愿留余生以事陛下。”连李自成听得鸡皮疙瘩掉一地，恶心他说：“汝负若主，我何用为，误国贼尚求生耶？”《国榷》。

相关局势图

除了大明的殉国忠臣和投降的奸臣外，至于当时被主流称之为“闯贼”的流军确实也没干什么好事。《爝火录》一书里记载，大将刘宗敏不仅霸占豪华居所，而且杀了他们的主人，强占他们的妻女。许多流寇也开始肆意妄为，先是要借锅做饭，后来又要借床睡觉，干脆又借老婆借人家女儿睡觉，稍有反抗，一刀劈死，仅安福胡同，一夜就砍死三百七十多名妇女。还有强迫女人遭到反抗被咬掉舌头的事情，女人除了被残忍杀害，这个流寇也失血过多，无法吃饭，最后活活饿死。《张岱▪石匮书后集》

这样的流寇不失败，可能会是更大的灾难。历史的真相往往穿插于细节，然而遗憾的是，由于历史垃圾时间会导致长期真伪难辨。

崇祯当年为了平定内乱不得不征收民税两千万两，百姓就不堪重负了，到了大顺时期在北京城强征税总额，扩大到七千万两，比崇祯时期的三倍还要多。

不仅如此，大顺政权甚至认为只有这样，只有这样，这才能继续保持战斗力，牛金星与刘宗敏说出不同意见时，刘宗敏反驳的理由是：“如今最担心的是兵变，而不是民变。如果士兵们不满意，那才是灾难。相比百姓不满意则很好对付，到时候挨家挨户地杀，用不着费一文钱。军队不能没钱，不去强抢，钱从哪出？”牛金星被说的哑口无言，果然是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这段时间被历史形容为：“磔人无数”《国榷》

李自成的军队可以称之为盗匪、流氓一点也不为过，杀人放火，荼毒百姓的笔记还有许多，只是被一些特殊时代所掩盖甚至溢美。

因此李自成被称为“流寇”一点也不冤枉，他带领下的流军确实也是坏事做绝，当然对于惩治玩命贪官污吏这一点上是值得肯定和赞扬的。只是苦了无辜的老百姓。

历史的循环往复往往有着惊人的巧合。

朱元璋在创业占领南京时，却身处元朝、张士诚、陈友谅的三面夹击，彼时刘伯温与朱元璋的一段精彩对话，揭示了一个普遍的现象。

朱元璋问：“天下义军之所以屡起率灭，难以成事，其根由在何处？”

刘伯温用九恶阐述，从一恶“不敬孔孟，亵渎圣人之道，败坏天理人伦”；二恶“攻伐无度，形同流寇”；三恶“时降时反，相互猜疑”；四恶“粮饷不能自足，临阵不知兵法”；五恶“掠人妻女财产，只知取之于民，而不知养于民”；六恶“为将者心胸狭隘”；七恶“为士者缺乏训练”；八恶“胜时聚集，败时作鸟兽散”；九恶“此义军与彼义军之间，相互猜疑，互相攻伐”。朱元璋听了“闻之勃然色变”，刘伯温并不紧张，最后对朱元璋下结论说：“九恶不除，虽称义军，实则草寇流贼。”

贰臣传

李自成的结局，被刘伯温用九个方面全部说中，不能不说都点到了根子上。

时光追溯到了乾隆四十一年，老皇帝乾隆忽然心血来潮想起来那些甘愿为大明殉国的臣民，

还专门召开会议讨论“前明靖难殉节诸臣”，最后让翰林院编纂统计出《胜朝殉节诸臣录》，还亲自为此书作序，高度肯定了他们为国殉身的精神。最后通过大学士、九卿考据，分别把这些官员按照级别进行“专谥”和“通谥”，最终统计出一千六百余高官为大明殉国。此外还有秀才和没有进入科举的读书人殉国人数多达二千余人。

乾隆看着这些数据陷入了深深的思考，于是第二年，他就发起了当初大明叛将投靠清朝的高官汇总，取名《贰臣传》，对今后大清是否继续出现“贰臣”给予强烈警示：任何时代做了“投降派”，结局和历史名声都不会好，乾隆以实际行动再次否定大清历史上的所有“贰臣”，给此后的臣僚不做“贰臣”以深深告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