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之智经济原创）

4月2日，美国宣布对超过60个主要经济体加征对等关税，并且每个经济体加征关税幅度差异较大，基本采取“一国一税率”的精准加税策略。美国的这一举措瞄准了多项目标：减少贸易逆差、重振制造业、增加财政收入等。这一做法是个双刃剑，暂且不论这些目标能否实现，反而更可能对美元体系造成严重的冲击。

本次加征关税的逻辑

美国宣布的对等关税，完全不同于世界贸易组织（WTO）计算的平均关税率，也就是并非采取与贸易对手同等的关税税率。那么，同时宣布对这么多国家加征对等关税，并且每个国家的关税税率还不一样，美国是怎么计算出来的呢？

通过阅研相关资料，初步确定是从国际收支的角度确定的对等关税，并且公布的关税税率的计算方法简单粗暴。具体而言，将美国对各贸易伙伴的贸易逆差与美国的进口额相比较确定对等关税，在此基础上征收一半的税率。这个关税税率的测定方法非常简单，也极易操作，因而美国能够在极短时间公布那么多国家的不同关税税率。计算公式如下：

本次加征关税税率（%）=（贸易逆差/进口额*100）/2。

例如，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占美国对中国的进口额比重约为67%，本次加征关税税率为34%；日本逆差占比约为48%，加征关税24%；印度逆差占比约为52%，加征关税26%；越南逆差占比约为91%，加征关税46%；泰国逆差占比约为73%，加征关税37%。

在所有经济体中，对中国加征34%关税税率排在第6位。前5位分别是柬埔寨49%、越南46%、斯里兰卡44%、孟加拉国37%、泰国36%。

不过，也不是对所有经济体都是这么计算关税税率，原因就在于美国对一些国家和地区的贸易逆差较小，甚至存在贸易顺差。对于贸易顺差的经济体，美国是不可能采取负关税的，那就不是加税而是退税了。针对这些国家和地区，美国加征10%的基础关税。如英国、新加坡、巴西、智利等国，美国对这些国家存在贸易顺差，但依然加征10%的基础关税。

美国加征关税的意图

一是减少贸易逆差，改善国际收支。

长期以来，贸易逆差一直是美国经济面临的突出问题之一，这在一定程度上被认为影响了美国的国际收支平衡和经济竞争力。加征关税被视为快速改善国际收支状况的直接手段。通过加征关税，可以提高进口商品的价格，降低美国消费者对进口商品的需求，从而减少进口规模，进而缩小贸易逆差，改善国际收支状况。

这一政策意图建立在传统重商主义贸易理论基础上，但其实际效果却引发了广泛争议。从理论上讲，加征关税确实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抑制进口。然而，在实际操作中，这一效果往往受到多种因素的制约，并且容易引起通胀上升、物资紧缺等问题。

二是保护国内产业，尤其是重振制造业以及创造就业。

在1970年代之前，美国制造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在25%以上。近几十年来，随着全球化的步伐加快，制造业占比持续下降，目前仅仅在10%左右。制造业持续下滑引发多重担忧，如就业岗位流失、供应链脆弱性、创新能力弱化。尤其是疫情之后，暴露出美国产业链对外依赖风险。

加征关税作为产业政策工具，承载着美国重振制造业和保障就业的目的。这一战略意图反映了对经济“去工业化”后果的深刻反思，以及在全球产业链重构背景下争夺高端制造主导权的战略考量。

三是增加财政收入，改善政府财务状况。

美国政府面临着巨大的财政压力，债务规模不断攀升。截至2024年末，美国国债总额达到36.2万亿美元；截至2022年末，美国州和地方政府 债务余额3.2万亿美元。中央和地方政府债务合计约40万亿元，2024年GDP为29.2亿美元。持续的财政赤字、政府债务规模攀升，引发美国许多经济学家、政客的担忧和批评。

加征关税改善贸易状况，被认为是改善政府财政状况的有效途径。一方面，加征关税可以为政府带来额外的财政收入，有助于缓解财政紧张状况。关税收入作为政府财政收入的一部分，可以用于增加公共支出、偿还债务或进行其他投资。另一方面，根据宏观部门资金流量守恒原则，只有国际收支得到改善甚至产生盈余，即国外部门赤字、国内部门盈余，才能够改变政府部门的逆差状态，政府债务才能缓解（本公众号之前多篇文章对此有详细论述，今年将出版一本书籍对此更为全面的分析）。

当前美元体系下的美国困局

在以美元为全球主要交易货币、美债为全球主要金融资产的体系下，造就了美国金融强国的地位。美国加征关税的重要目标之一就是改善国际收支，削减贸易顺差。如果这样的目标能够实现，其结果必然导致美元体系的根基受损，甚至以引起当前国际货币体系、金融体系剧烈震荡。

美国的国际收支逆差是维持全球美元体系和美债特权的根基。从某种程度上讲，正是因为美国处于持续的贸易逆差和国际收支逆差状态，才巩固了美元的全球储备货币地位。中国、日本等国家和地区作为美国的贸易顺差国，在国际贸易中赚取了大量美元，积累了大量储备资产。当大量美元握在手中，为了实现更好地保值增值，最安全的做法就是购买美国国债。其结果必然就是对美元和美国国债的需求持续增加，不断强化了美元地位。

与此同时，美国的国际收支持续逆差，也成为美国出现制造业空心化的重要原因之一。美国要维持美元地位和美债特权，就需要保持国际收支逆差，需要美联储不断为其他国家发行美元。通过购买其他国家的产品输出美元，生产制造环节留在其他国家，从而使得美国国内的制造业就面临客户流失困境，出现制造业空心化。

在这样的美元体系下，美国政府承担着债务持续增长的压力，面临财政可持续性风险。美国国债的规模巨大，而且不断增长，这是国债市场得以持续做大，并且成为全球储备资产的重要前提条件。这就使得美国政府面临着偿债压力持续增大，财政赤字不断扩大的问题。如果美国政府缩小财政赤字甚至产生财政盈余，现有的国际经济运行模式就难以维持，必将引起美元的国际地位被削弱，甚至促发国际货币体系的重大变革。

因此，在当前的美元体系和美债特权下，美国承担着财政赤字与国际收支恶化、产业空心化等诸多难题。鱼和熊掌不能兼得，如果美国想要改善国际收支状况，实现制造业回流，减小政府债务压力，以及增强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独立性、有效性，必然需要主动削弱美元的国际地位才能实现。

如果按照美国这一届政府的做法，美国通过大幅加征关税实现国际收支的改善，其结果必然是全球货币体系的震荡，甚至引起金融风险和经济危机。那么贵金属作为货币和储备资产的需求必将进一步增强，尤其是黄金很可能更加受到追捧，金价或将进一步上涨。

以美元为核心的国际货币体系存在内在缺陷

理论上，由国别货币承担国际货币功能、由国别债券承担国际储备资产，这样的制度安排存在内在的缺陷。实践中，在当前全球以美元为核心的货币体系中，美元作为美国的主权货币，却承担着国际货币的职能，本身就存在难以调和的矛盾和难题。这样的矛盾突出表现在美元供给和货币政策上，以及美债发行和全球金融资产稳定上。

美元供给和货币政策上。一方面，美元的供应和货币政策是由美国政府和美联储决定的，其他国家无法直接参与美元的发行和流通。另一方面，美元作为国际货币，其供给和货币政策又对全球经济和金融稳定具有重要影响。也就是，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具有很强的外溢效应，类似于扮演着全球央行的角色。当美联储实施紧缩货币政策时，就会导致全球流动性的减少，进而影响全球经济和金融稳定；当美联储实施宽松货币政策，又会导致全球流动性泛滥，推升其他经济体的金融泡沫。然而，美联储并非全球的央行，而是美国的央行。美联储的政策目标主要盯住美国的物价、就业和经济增长，这与全球央行角色不匹配，从而增加了全球经济和金融的不稳定性。

美债发行和全球金融资产稳定上。美债作为全球最大的公开市场债券之一，对于全球金融市场具有重要意义。然而，美国国债的发行和流通也是由美国政府和美联储决定的，其他国家无法直接参与美国国债的发行和流通。因此，当美国政府增加国债发行量时，可能会导致全球债券市场的供需关系发生变化，进而影响全球金融市场的价格和流动性。如果美国政府偿还债务，缩小国债规模，可能影响全球储备资产收缩，或者一些国家只能被迫寻找其他安全性较低、流动性较差的其他储备资产，这就对全球金融稳定产生影响。

国际货币体系需要改革

当前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的形成具有历史原因，也有现实原因。从历史原因来看，二战后布雷顿森林体系得以建立，使得美元与黄金直接挂钩，确立了美元作为全球储备货币的地位。即使后来布雷顿森林体系已经倒闭，美元作为全球流通货币的角色并没有改变，各国央行和政府仍然更倾向于将美元资产作为储备资产。从现实原因来看，无论从经济实力、经济制度还是从金融市场、国债市场来看，美元和美债都是其他国家难以取代的货币和金融资产。

不过，当前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存在的内在缺陷日益显露无疑，并且难以满足全球经济发展新趋势。但如何改革还未知，笔者认为可以有以下几种可选方案。

一是组建一个全球央行，发行超越国界的国际货币，成为所有国家的支付手段和储藏手段。这样的做法能够带来显著好处，不但能够摆脱货币体系对国别的依赖，而且可以消除汇率波动带来的金融风险。

然而，这一伟大的设想在可预见的将来不可能实现。这是因为，在不存在全球统一的政府实体的情况下，组建全球央行只能成为虚设机构，发行的国际货币缺乏信用支撑，币值的稳定性和信誉难以得到保证。

二是让更多国家的货币成为全球货币，让更多国家的国债成为全球储备资产，使得全球货币体系多元化。最近十多年以来，许多国家积极推动双边货币互换协议，并将储备资产多元化，试图减少对美元的依赖。这种解决方案确实是一种可行的途径，可以减少对单一货币的依赖，提高全球金融体系的稳定性和韧性。未来，多元国际储备货币可能是发展方向，比如将来由美元、欧元、人民币、日元等共同承担国际储备资产的责任。

不过，这样的制度设定同样存在缺陷，并且存在新的严重问题。不同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状态差异较大，导致不同货币之间信用基础差异较大，或将影响国际储备资产整体价值的稳定性。就像次级贷款那样，一些少量的不良次贷资产让全球金融系统的优质资产恐慌式非理性价格暴跌，最终爆发国际金融危机。并且，由跨国组织担任国际储备货币管理机构存在可操作性问题，即在没有利益交换的前提下，主权国家很难服从于缺乏主权信用的跨国组织。

三是让去中心化数字货币成为主要支付手段，货币的发行和使用不以任何国家的主权信用作为背书。这将有效弥补现有货币体系的一些缺陷。去中心化的数字货币的价值可以完全由市场供需决定，而不受宏观政策和投机行为的影响。这种货币能够解决一些已有经济问题，可以成为一种全球通用的跨越国境的流通货币，在跨境支付和交易中发挥积极作用。

然而，由于缺乏信用主体背书和价值基础，这种货币的稳定性存在严重缺陷，可能造成较大未知的金融风险。去中心化的数字货币没有客观存在的内在财富价值，仅仅是具有交易媒介功能的符号，缺乏价值基础。由于不存在货币发行主体，缺乏信用主体的背书，也就不是信用货币模式。既无内在价值，又缺乏信用背书，注定了这样的货币有极强的投机性，币值非常不稳定，就会价格暴涨暴跌，容易成为投机操作获利的对象，并不适合作为普遍的流通货币。

四是回到贵金属货币体系。贵金属客观存在真实价值，能够对货币起到价值稳定的作用，是天然的优良支付手段和储藏手段。并且贵金属货币不依靠主权信用作为背书，是一种天然的通用货币。然而，贵金属货币存在天然弊端，注定了会被历史淘汰。贵金属之所以具有稳定价值，原因在于地球上的储量有限且质地稳定。随着全球经济规模的持续扩大，贵金属开采挖掘的速度跟不上经济发展的速度，这是金本位制和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的根本原因。

如果美元体系崩塌，在没有新的货币体系建立起来的前提下，不排除短暂回到类似于贵金属货币体系的状态。近几年全球主要央行普遍增持黄金，已经有了类似征兆。但这只是临时的权宜之计，贵金属的挖掘开采量必定跟不上全球经济发展对支付结算和价值储备的需要，其结果就是贵金属价格持续上涨，类似于形成了物价下跌和通货紧缩的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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