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4月8日，一架编号为43-16360的C-47运输机从重庆白市驿机场起飞，计划飞往延安。

飞机起飞后不久与美军延安观察组取得联系，但之后失去了联络。

下午2时左右，飞机经过延安上空，但由于当时延安正下着小雨，云雾非常浓重，飞机无法降落。返航途中，飞机迷失了方向，错误地飞往了晋绥边区的方向，并最终在山西省兴县的黑茶山上坠毁。

从9日到11日，延安方面派出了美军飞机，在陕甘宁边区的境内进行了多次搜寻，但没有找到任何结果。

11日晚上，晋绥边区的相关部门向中共中央报告，称已在黑茶山上发现了坠毁的飞机，机上的18人（包括14名乘客和4名美国机组人员）全部遇难。

这就是被称为黑茶山空难或四八空难的事件。

众所周知，叶挺就在这架飞机上。

自从1941年1月14日皖南事变中被扣押，直到1946年3月4日获释，期间叶挺一直被囚禁。然而，在他被释放之后的一个多月，他就牺牲在了这次空难之中。

因为叶挺作为南昌起义的主要领导人，为中共建军作出了突出贡献，因此中共中央对他的评价非常高。

在叶挺牺牲之后，毛主席在《解放日报》上发表悼词说：

“为人民而死，虽死犹荣。”

毛主席还以中共中央名义题写了一副挽联：

“天下正多艰，赖斗争前线，坚持民主，驱除反动，不屈不挠，惊听凶音哀砥柱；党中留永痛，念人民事业，惟将悲痛，化成力量，一心一德，誓争胜利慰英灵。”

朱德为其题词：

“为全国人民和平民主团结而牺牲。”

周恩来写了《“四八”烈士永垂不朽》的悼念文章，评价叶挺：

“十年流亡，五年牢监，虽苍白了你的头发，但更坚强了你的意志；你是人民队伍的创造者。北伐抗战，你为新旧四军立下了解放人民的汗马功劳。”

195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授衔后，聂荣臻就曾对陈毅称：

“要是叶挺还在，你们新四军就会出两个元帅。”

1989年11月，叶挺被中共中央军委确定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家之一。

2009年9月，叶挺被评为“新中国百位英雄模范人物”之一。

然而，很多人大概并不知道，在飞机上还有三个人的地位并不在叶挺之下。

笔者先来简单介绍一下遇难的18人：

美军机组成员：兰奇上尉、瓦伊斯上士、迈欧上士、马尔上士；

八路军重庆办事处军官：李少华、彭踊左、魏万吉、赵登俊；

叶挺和他的家人：叶挺、夫人李秀文、女儿叶扬眉、儿子叶阿九、保姆高琼；

中共中央委员：王若飞、秦邦宪（博古）；

中共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邓发；

教育家：黄齐生，是王若飞的舅父，中国近代教育家，爱国民主人士；

青年音乐家：黄晓庄，是黄齐生的侄孙；

而地位并不在叶挺之下的就是王若飞、博古、邓发这三个人。

王若飞，原名王运生，字继任，出生于1896年10月11日，是贵州安顺人。

他在1903年迁居贵阳，并跟随舅舅黄齐生生活。

1919年后，王若飞先后前往日本和法国留学。

1922年，他加入了中国少年共产党，在巴黎投身中国革命事业，随后转入中国共产党。

1923年，王若飞前往苏联莫斯科学习，并于1925年回国。回国后，他被李大钊派遣到河南负责共产党的工作。

1926年，他调往上海担任中共中央秘书部主任，协助陈独秀的工作。

1927年4月初，随中共中央机关迁至武汉办公，并出席了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负责大会的总务工作。

1927年，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决裂后，王若飞负责发起了几次农民起义，以应对国民党的打压。

1928年，王若飞前往莫斯科参加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会上，他为陈独秀进行了辩护，并提名陈独秀继续担任中央委员，但遭到其他代表的抨击，差点被开除出党。

之后，王若飞留在莫斯科，进入列宁学院深造。

1931年，他回国并负责在西北地区开展共产党的活动。然而，同年他在包头被捕入狱，直到1937年国共合作时才在太原被释放。

之后，王若飞在延安担任陕甘宁特区党委统战部长、宣传部长、中央军委参谋长，以及中共中央华北华中工作委员会秘书长、中央党务研究室主任和中共中央秘书长等职务。

从1944年开始，他负责与国民党进行联系和谈判。

1945年，王若飞与毛泽东、周恩来等人一同参加了重庆谈判。

然而，他在1946年4月8日不幸遇难。

博古，这个名字相信很多人都熟悉，大家都知道在他的领导下，中央红军遭受了重大损失，而后他在遵义会议上退出了中共领导集体。

其实，博古的本名是秦邦宪，字则民，博古只是他的化名。他出生在江苏无锡，但在浙江杭州长大。

年轻时，博古参加了学生运动，后来前往苏联留学，在莫斯科的中山大学学习。他精通俄语和政治理论，是“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之一。

在第一次国共内战期间，凭借共产国际的支持，博古临时被任命为中共中央政治局书记，负责总体工作。然而，在这段时间里，他犯下了许多错误，因此后来退出了中共的领导集体。

然而，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之际，博古代表中共参与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并与中国国民党展开了会谈与合作，积极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

之后，博古创建并领导了《新华日报》、《解放日报》和新华社，成为中共新闻事业的奠基人之一。

邓发，出生于1906年3月7日，广东云浮人。他年轻时参与了省港大罢工和广州起义，并随后在广州和香港从事中国共产党的秘密工作，担任过中共广州和香港市委书记，以及中共广东省委组织部部长。

1931年，邓发进入苏区，担任中共闽粤赣边区特委书记、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还担任过陕甘支队第三纵队政治委员等职务。他负责秘密警察事务，被誉为“中国的捷尔任斯基”，并积极参与了长征。

在中国抗日战争期间，邓发担任了中共驻新疆代表、中共中央党校校长以及中共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等重要职务。

中共方面对于飞机失事的原因一直持怀疑态度，并派遣晋绥公安总局顾逸之前往调查。经过调查处理后，顾逸之在上报的书面报告中明确指出，飞机撞山起火是由于云雾浓重、低空飞行导致的，排除了人为爆炸的可能性。然而，他也提出了一些疑点，如飞行迷失方向和仪表问题等。

然而，由于当时正值国共和谈时期，只能向外界宣称这是一起意外事故。

根据叶挺之子叶正大的回忆，周恩来在1951年时分析认为，座机失事肯定是国民党特务所为，但由于时下的局势和缺乏确凿证据，不方便直接表达这一观点。

《档案时空》期刊在2003年刊发了一篇题为《叶挺将军座机失事真相揭秘》的文章，其中提到了杜吉堂临终前的陈述。据杜吉堂称，他是当时军统中美合作所特工队的队长，他承认在当年计划了这次空难。

杜吉堂声称，在飞机经停西安时，他找到了手下的王平虎，并安排杨耀武混在飞机维修人员中间。在飞机维修期间，杨耀武将磁铁放在飞机高度表和磁罗盘的反面。

但是这篇文章存在很多漏洞，据博古的儿子秦铁称：

“首先，在国共会谈期间，双方的行动都是公开透明的。当时我父亲等人离开重庆，报纸都有公开报道，甚至国民党的一些官员还到重庆机场送行。因此，所谓国民党特务收集到这个情报是毫无根据的。其次，驾驶这架C-47飞机的是美国“飞虎队”的飞行员，国民党特务不可能有胆量去危害甚至连美国人也一起置于险境。”

所以，这次事故是一次意外的可能性更大一些。

至于事实真相到底如何，我们不得而知，只能依靠后来人继续追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