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初政治体制在洪武年间经历了剧烈变革。洪武十三年（1380年），朱元璋以"谋逆"罪名诛杀丞相胡惟庸，随即废除延续千年的丞相制度，将中央权力高度集中于皇帝手中。这一决策直接导致了行政体系的重大调整——六部直接对皇帝负责，但皇帝个人难以处理繁重的政务，迫使朱元璋探索新的辅政机制。

洪武十五年（1382年），明太祖设立四辅官制度，试图以"春、夏、秋、冬"四季轮值的方式分掌政务。王本、杜佑等儒生被选为四辅官，品秩仅正三品，主要职责是"协赞政事"。这种设计体现了朱元璋既要辅政又要防权的矛盾心理：四辅官每月仅轮值一句（10天），且多为没有政治根基的乡野儒士，根本无法形成实质性的决策权。制度运行不足两年即告失败，暴露出临时性辅政机制的先天不足。

此后，朱元璋转向翰林院系统寻求解决方案。洪武十五年设华盖殿、武英殿等殿阁大学士，品级定为正五品，"侍左右备顾问"。这些学士虽无实权，但开创了翰林近臣参与机务的先例。至建文年间，方孝孺以翰林侍讲身份"日侍帝前，批答章奏"，翰林官的参政程度显著提升，为永乐时期内阁制度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明成祖朱棣通过"靖难之役"夺取政权后，面临合法性与行政效率的双重挑战。永乐元年（1403年），朱棣命解缙、黄淮等七名翰林官"直文渊阁，预机务"，标志着内阁制度的正式形成。此时的文渊阁具有三个显著特征：

其一，人员构成以翰林院精英为主。首任七位阁臣中，解缙为翰林侍读，杨士奇为编修，皆属清要文职。这种选择既保证了阁臣的文化素养，又避免了权臣威胁皇权。

其二，职能定位为皇帝的秘书机构。阁臣主要承担"票拟批答"工作，即对奏章提出处理意见供皇帝裁决。永乐七年北征蒙古期间，朱棣令阁臣"造前密勿谋划"，首次赋予内阁参与战略决策的职能。

其三，制度设计上刻意保持模糊。内阁既非法定衙门，也无固定编制，《明会典》直至万历朝仍未单列内阁条目。这种非正式性既保证了皇权的绝对主导，又为后续发展留下空间。

值得注意的是，永乐内阁已出现权力分化迹象。解缙因介入立储之争被贬，杨荣、金幼孜则因随驾北征获得特殊信任，预示着内阁地位将随皇帝个人偏好波动。

洪熙、宣德两朝是内阁制度发展的关键期。明仁宗朱高炽即位后，着力提升内阁地位：杨士奇晋礼部侍郎兼华盖殿大学士，杨荣授太常卿兼谨身殿大学士，开创阁臣兼领部院官职的先例。这一变革具有三重意义：

首先，品级提升使阁臣位列九卿。杨士奇等从正五品翰林官骤升至正三品部堂，为其参与高层决策提供了制度保障。

其次，创设"票拟"专属权。宣德年间确立"条旨"制度，规定奏章须经内阁拟订处理意见（票拟），再交皇帝裁决（批红）。这项制度使内阁成为政务处理的核心环节。

再次，构建辅政班底体系。宣德三年（1428年），内阁下设诰敕、制敕两房，配置中书舍人处理文书，标志着内阁开始具备独立行政能力。此时的内阁已形成"学士主议、舍人主书"的运作模式。

这一时期还出现了首辅制的雏形。杨士奇因"年高望重，常居首列"，实际承担协调阁务之责，为后来首辅专权埋下伏笔。内阁与六部的权力博弈也开始显现，如宣德五年（1430年）户部尚书夏原吉与杨士奇在赋税改革上的争论，反映出内阁的决策影响力已超越传统翰林职能。

嘉靖至万历初年是内阁权力的鼎盛时期，这一阶段的显著特征是首辅专权与行政体系的重构：

1.议政权的全面扩张

张璁（孚敬）在"大礼议"中首创"封还御批"先例，标志着内阁取得对皇权的有限制衡权。严嵩当政时，"凡府部题覆，先面白而后草奏"，六部事务需经内阁预审。至张居正推行考成法，形成"内阁-六科-六部"的垂直监管体系，首辅获得前所未有的行政主导权。

2.人事任免权的掌控

嘉靖朝始，重要官职任命必经内阁"关白"。隆庆年间高拱以首辅兼吏部尚书，开创"摄铨"先例。万历初张居正更通过"京察""大计"整肃异己，六年内罢免官员达二千四百余人，内阁完全掌控官僚体系的人事权。

3.决策机制的转型

万历十年（1582年）的政务数据显示，经内阁票拟处理的题本占总量的93%，皇帝直接批红的仅7%。这种"章奏-票拟-批红"的流程，使内阁成为实际决策中枢。张居正甚至通过"驿递"系统遥控地方政务，形成"政令皆出江陵"的局面。

此阶段内阁已具备宰相实权，但制度缺陷日益显现。首辅的强势依赖皇帝幼冲（如万历）或怠政（如嘉靖后期），权力根基并不稳固。张居正死后遭清算，正反映出这种"人治"色彩的权力结构的脆弱性。

万历中后期至明亡，内阁制度在党争与皇权怠政中逐步瓦解：

1.决策机制的瘫痪

万历皇帝三十年不朝，导致"留中"奏疏堆积如山。天启年间魏忠贤专政，出现"片纸降天，内阁不知"的荒诞局面。崇祯帝在位十七年更换五十位阁臣，平均任期不足五个月，行政连续性彻底破坏。

2.党争的工具化

东林党与阉党的斗争使内阁沦为派系战场。天启三年（1623年）的"癸亥京察"，内阁首辅叶向高被迫辞官，揭开了"门户之争"的序幕。崇祯朝温体仁、周延儒等首辅"专务刻核，急功近名"，加速了行政体系的崩溃。

3.军事危机的冲击

面对辽东战事与农民起义的双重压力，内阁既无统筹全局的能力，又缺乏调度资源的权威。杨嗣昌"四正六隅"围剿策略的失败，暴露出内阁在危机应对中的体制性缺陷。

至崇祯十七年（1644年），内阁已沦为象征性机构。李自成攻破北京时，内阁大学士范景文等多人殉国，这个曾经权倾朝野的机构，最终与明王朝一同走向灭亡。

明朝内阁制度历时二百余年，其演变轨迹折射出传统政治体制的深层矛盾：

1.制度创新的局限性

内阁始终未能获得法定地位，其权力完全依附皇权。这种"非正式制度化"特征，导致阁权随君主更替剧烈波动，难以形成稳定的行政传统。

2.精英政治的困境

翰林-内阁的晋升通道虽然保证了决策层的文化素养，但过度强调文学修养而忽视实务能力，造成"平日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的官僚群体特征。

3.权力制衡的缺失

内阁在抑制宦官专权方面成效有限，反而常与司礼监形成共谋关系。缺乏有效监督的阁权极易蜕变为私人权力，张居正改革后期出现的"威权震主"现象即是明证。

这些历史经验对理解传统政治体制的运作规律具有重要价值。明朝内阁的兴衰表明，任何政治改革都必须解决权力合法性、制度稳定性和人才适用性等根本问题，否则难免重蹈"其兴也勃，其亡也忽"的历史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