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4月中央红军回师陕北后，山西军阀阎锡山陷入“在三颗鸡蛋上跳舞”的尴尬局面，他必须找到适合自己的乱世生存术。

首先从日本人来说，自“九·一八”事变武力侵占东北后，不断地向关内渗透。

1933年，日本出兵占领了山西邻省热河，并将魔爪一步步伸向一直被阎锡山视为屏障的内蒙、察哈尔、绥远一带。

1935年春，日本直接侵入察哈尔，同时加紧煽动“华北自治运动”，妄图把河北、山东、山西、察哈尔、绥远华北五省从中国分离出去，阎锡山已感到存亡的威胁。

本来，以阎锡山为一首的晋系军阀集团对日本一直采取亲善的态度，阎锡山曾很有把握地对他的参谋长朱绶光说：“华北纵然被日本打进来，山西境内也不会发生什么战事。”

所以，日本人在策划“华北自治运动”中，阎锡山被认为是最可利用的理想人物，曾先后派日本驻北平使馆武官高桥坦、特务机关头子生肥原、日本驻津参谋中井等到太原去拜访阎氏，希望他倒向日本一边，充当“华北五省自治”政府的头面人物。

然而，形势的发展，渐渐打破了阎锡山亲日睦邻的幻想。

日本对东北和热河的占领，彻底破坏了一度繁荣的山西商业，打场，多年来一直在东北、热河经商的山西钱庄和商人，被日本驱逐出去，使山西的额外收入几乎枯竭。

日本对华北的经济扩张，正在无情地吞噬山西的经济。日本人利用廉价的煤炭、棉布棉纱，以及从啤酒到纸张等许多日用品，将山西的产品赶出华北市场，并大量地在山西倾销，使得山西的工业受到严重打击。而日本制造或监制的鸦片也不断涌入山西，掠走大量白银，使越来越不景气的山西经济更是雪上加霜。

总之，日本的经济入侵与独占山西的晋系，在利益原则上发生了根本冲突。

日本对山西、绥远的武力觊觎，更使晋系感到直接的威胁。日本人从扶植内蒙的王公贵族人手，驱逐昔系在内蒙的势力，指使“伪蒙古军总司令部”总司令德穆楚克栋鲁普武力进犯绥远。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田代皖一郎公开宣称要“迫使山西阎锡山、绥远傅作义势力退到汾河以南”。

日本人的咄咄逼人之势，使抱有亲日心态的阎锡山忧心忡忡，感到了空前的危急——就全国而论，华北西北尤为危急，而华北西北尤以山西危急。

其次，站在蒋介石的角度来看，虽然中原大战使阎锡山争夺天下的梦想完全破灭，但它仍然经营着山西、绥远地盘，并且有向内蒙、察哈尔等地发展之势，这对一直主张“武力统一”的蒋介石来说，长期以来，阎锡山是一块沉重的心病。想要消灭它，却一时总是难以插足。

而如今，共产党的势力止在迅速增长，何不利用“剿共”之机耍一下借刀杀人的把戏呢？

阎锡山也明明知道蒋介石会利用自己对付共产党，但出于共同的反共利益，还是不知不觉掉入这个陷阱之中。

尤其是当红军要东渡抗日时，阎锡山更是不遗余力，花上血本进行拦击，而且在不得已的情形下只得向蒋求援，结果引来了 “一群狼”，几个师的中央军在红军退回陕北后仍赖在山西不肯离去，并在山西发展国民党组织。

原来，蒋介石是借援助为跳板，让阎锡山军队在与共产党的作战中消耗力量，并建立自己在山西的权威。

一位蒋军士兵一语道破其中玄机：“嗨，我们不是来打红军的，我们是来控制阎老西的。”

面对蒋介石这位大头，处于鼎盛时期的阎锡山在中原大战中都未能把他扳倒，如今要以山西一隅之地、区区几万军队与之相对抗，无疑是用鸡蛋碰石头。

对此，阎锡山这位向来以狡诈著称的“土皇帝”真有点莫可奈何，竟发出了“我不亡于共，亦要亡于蒋”的悲叹。

对于共产党，阎锡山原本以为并不难对付，但红军东征的胜利，使其不得不对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红军刮目相看。

阎锡山曾迷惑不解地问其幕僚赵戴文：“为什么共军的青年士兵都那样勇敢作战，毫不怕死，这里边有啥精神作用？”

尤其使阎锡山及其追随者们不安的是，红军的东渡抗日赢得了广大山西民众的欢迎，因为人民相信共产党和红军能抵御外国侵略，能代表穷人的利益。

所以，当红军进入山西后，广大人民很快被发动起来，积极性空前提高，他们主动给红军提供粮食，刺探情报，掩护红军脱险。正是由于人民的支持，才使得红军对阎锡山军队的动向了解得一清二楚，运用近战、夜战和集中优势兵力歼敌的战术，把阎锡山军队弄得晕头转向、疲惫不堪，进而予以歼灭。

甚至连一些阎锡山士兵也对红军抱有好感，许多人加入到红军的部队。虽然阎锡山在其控制的地区采取了严厉的镇压手段，却仍然无法割断人民与红军的联系。

当红军撤回陕西时，山西的许多青年随红军一起到了陕西。阎锡山曾不得不承认，在山西有百分之七十的群众是同情共产党的，如果允许共产党红军进入山西，它将会在贫苦的农民和广大失业者中招募到100万以上的新兵。而这是一种无法估量的潜在力量。

在上述情况下，阎锡山正经历着一道前所未有的难关，何去何从，都势必关系到晋系的存亡，它必须在与日本、蒋介石、中共这三种势力的矛盾中进行抉择，是降日还是抗日？是拥蒋还是反蒋？是联共还是反共？

不管怎么样，阎锡山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求得晋系的生存与发展。

在阎锡山看来，日本人、蒋介石、中共红军都是威胁着山西的强人、敌人，在这三者之间周旋，就犹如“在三颗鸡蛋上跳舞，踩破哪一颗都不行”。

根据“存在就是一切”的生存原则和“中的哲学”，阎锡山反复权衡利弊，选择了一条独特的“拥蒋联共抗日”的路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