嘿，您知道吗？江西抚州，那可是文人墨客的摇篮，自古以来，大才子们跟那儿是扎堆儿出。像曾巩、王安石、陆九渊这些大学问家，都是打那儿冒出来的。到了近现代，革命的风云人物也是一拨接一拨，饶漱石、李井泉，个个响当当。今儿咱们得聊聊的这位，也是抚州的骄傲，舒同同志。

1905年那会儿，舒同呱呱坠地于江西抚州东乡的一个穷得叮当响的农家。转眼到了1921年，这小子挺争气，考上了江西省立第三师范学校。进了校门，他不光念书，还跟同学李井泉一块儿捣鼓起个“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俩人一合计，觉得这事儿能成，结果到了1926年，舒同就正式入了党，一脚踏进了革命的洪流，从此开始了他的“闹革命”生涯。

土地革命那会儿，舒同啊，他在红四军政治部当秘书呢。咱毛主席，那时候是红四军的前委书记，有一次，他在根据地溜达，一眼瞅见墙上密密麻麻的革命标语，乐呵呵地就对朱老总说：“老总啊，快瞅瞅，咱红军里头还藏着个书法高手呢！墙上那字，好几种字体呢，写得倍儿带劲，就是不知道是哪路神仙写的！”

朱老总乐呵呵地道：“嘿，这家伙我熟，红四军政治部的笔杆子，舒同嘛，大名鼎鼎的秘书同志！”

那回在漳州战役后头，咱们忙着收拾战场，毛主席溜达过来，一眼就瞅见了舒同，乐呵呵地招呼：“嘿，小伙子，我猜得没错吧？你就是大名鼎鼎的舒同吧！你的名号，我可是耳朵都听出茧子来啦！”

舒同咧嘴一笑，回了句：“嘿，我跟您比啊，那还差着一大截儿呢！”

抗日战争那会儿，一打响全面战斗，舒同就成了八路军总部的秘书长。咱们党呢，也整了所挺牛的学校，叫“中国抗日军政大学”，大伙儿都亲切地喊它抗大。有这么一档子事儿，有人琢磨着，要不请毛主席给学校题个校牌，多有面子啊！可毛主席那会儿忙得跟陀螺似的，抽不开身，于是大手一挥，说：“得嘞，这事儿交给舒同办吧，他笔杆子硬！”就这样，舒同接下了这活儿，给抗大写了块响当当的校牌。

嘿，您知道吗？那会儿，咱们为了把大伙儿的力量拧成一股绳，共同抗日，中央琢磨着请旬邑县的一位老翰林，前清时候的学问大家，来边区当个参议员。结果你猜怎么着？人家愣是没答应，理由还挺逗——“共产党没文化”。这事儿传到毛主席耳朵里，他老人家一笑，吩咐舒同给那位翰林大爷写了封信。您还别说，这信一送过去，翰林大爷立马改了主意，乐呵呵地说：“瞧瞧这字儿，写得跟花儿似的，文章也比我老翰林强，共产党里头藏龙卧虎啊！”

一九四八年底那会儿，国民党反动派已经是秋后的蚂蚱，蹦跶不了几天了。中央大佬们正琢磨着，得找个得力的班子去收拾台湾那摊子事儿。这时候，毛主席脑子一转，想起了舒同这位老兄，说：“哎，要不让华东军区政治部的头儿舒同去当台湾省委的一把手咋样？”可这事儿吧，美帝国主义不乐意了，非得插一脚进来搅和。结果呢，解放军只好先把攻台的事儿搁一边，先不跟美国佬硬碰硬。

嘿，你猜怎么着？舒同这家伙，俩好差事摆在眼前，他愣是一个没挑，直奔山东去了，当上了山东省委的头儿，那时候还叫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呢。原先那位置上是康生坐镇，康生一升官进了京城，书记这把交椅可就空了出来，舒同瞅准时机，噌的一下就坐上了山东省委第一书记的宝座。

说真的，舒同在治理国家这档子事儿上，那手艺可真没法儿跟他的书法比。大跃进那会儿，舒同成了铁杆粉丝，跟着起哄，结果整出了一堆乱子，什么“官僚主义啊，硬性强迫啊，瞎胡乱指挥啊，吹牛不打草稿啊，共产风刮得呼呼的”，咱们就叫它“五害风波”吧。这五害一闹腾，山东那边儿可倒了霉了，饿肚子的人一大堆，悲剧就这么上演了。

一九六一年那会儿，舒同老兄因为“五风”那档子事儿，从山东省委的头把交椅上给挪了下来，改去章丘县当了个小县委的头儿。这时候呢，安徽省委的大当家曾希圣，他就临时客串了一把，接了山东的摊子。可您知道吗？这位曾希圣老兄，他也是“大跃进”那会儿的积极分子。那会儿啊，不光山东的舒同、安徽的曾希圣，还有四川的李井泉、河南的吴芝圃、甘肃的张仲良，这五位老兄，被大伙儿戏称为“五虎上将”。

一九六三年那会儿，舒同老兄被调到了陕西省委，成了书记处的一员大将。可没多久，十年乱糟糟的日子就开始了，舒同老兄可真是倒霉，被关了好一阵子，还天天挨批。就连他给中国农业展览馆题的那块大匾，经毛主席夸过的，都给砸了个稀巴烂。好在，那阵子总算过去了，舒同老兄也得以昭雪，不光重新站了起来，还当上了军事科学院的副院长，威风凛凛。到了一九八八年，人家还给他发了枚一级红星功荣誉章，真是风光无限好啊！

一九九八年五月二十七号那天，舒同老爷子在北京安详地走了，享尽了九十三年的福分。您瞧，这岁数，可是真够本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