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某平台上的一篇问答，最近明英宗朱祁镇很是小火了一把。

事情是这样的。有人提问朱祁镇是不是明朝最差的皇帝，答主让他自信点，把“明朝”这个前缀去掉——在中国两千多年的王朝史上总共出现过的近500位帝王中，朱祁镇就算不是最差，亦可保三争一。

朱祁镇固然算不上什么明君雄主，但也没多差，起码扯不上史上最差

至于这位答主给出的理由其实也没什么新鲜的，除了打败一仗、杀错一人、坑惨一儿这种老生常谈，再就是把范广的妻小送给了瓦剌降人马克顺，以及给王振立庙什么的。看起来确实很差很没底线，但问题是谁叫咱们的历史悠久呢？这一悠久啊，就像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一样，各种高大上、伟光正的雄君明主固然会层出不穷，但反过来诸多奇葩、白痴、怂包、变态的昏暴之君更不会少。所以朱祁镇虽然看上去挺差，但稍有点历史常识的朋友应该都清楚，他距离最差的标准实在是有点远。

比如在前赵、后赵、刘宋、北齐、南汉这5个政权的34个皇帝中，要说随便拉出一个都坏到透腔、烂到流脓，能差到将朱祁镇碾压成渣肯定是过了。但要说其中十之七八都是该千刀万剐的极品人渣保准冤枉不到一个好人，没准还有漏网之鱼。除了上述这些团体参赛的，像孙皓、苻生、萧宝卷、朱温、石敬瑭、完颜亮、耶律延禧等以个人名义参赛的选手，朱祁镇要是跟人家比起来，就像一颗纯纯的“小趴菜”。

如果说拿割据政权跟大明朝比不公平，那么在史上的大一统王朝中，朱祁镇就算再烂，能烂过二世亡秦的胡亥？能烂过天生白痴的司马衷？能烂过将铁打的江山光速败掉的杨广？能烂过亲手终结了煌煌盛唐的李隆基？能烂过缔造了靖康之耻的赵佶？能烂过绝大多数只知马上打天下、不知马下治天下的元朝皇帝？能烂过清朝最大的败家子、乾隆皇帝爱新觉罗·弘历？

要是比烂，比朱祁镇更加不堪的昏暴之君数不胜数

哪怕将比较的范围局限在明朝——试想某日阴曹地府中的朱家十六帝开大会，朱元璋和朱棣最想拿鞭子抽谁？我想除了直接责任人朱由检这个倒霉蛋外，最该挨揍的就是朱厚熜和朱翊钧，朱祁镇无论如何也进不了前三。哪怕开国二祖要继续一路抽下去，起码朱祁镇他爹朱瞻基的排位应该更靠前。

事实上在史学界中对朱祁镇的评价虽然也有争议，但绝对不会像网络上这么极端。比如伟人就认为朱祁镇在明朝十六帝中起码能排进前四——请注意，伟人说的可不是最差，而是最好：

“《明史》我看了最生气。明朝除了明太祖（朱元璋）、明成祖（朱棣）不识字的两个皇帝搞得比较好，明武宗（朱厚照）、明英宗还稍好些以外，其余的都不好，尽做坏事。”

在网络上朱祁镇被冠以了一大堆的“花名”，比如叫门天子、土木堡战神、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留学生等等。反过来伟人却认为这厮仅比洪武和永乐两位大帝稍逊风骚，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伟人在明史研究方面的造诣和功力，是毋庸置疑的

今天咱们就来说说朱祁镇的故事。

朱祁镇被人诟病的第一条罪状，就是土木堡惨案。

自大明朝开国以来，就一直对蒙元残余势力保持着穷追猛打的高压势态。洪武朝13次北伐，永乐大帝5次杀进塞外的大漠草原，豁出去了巨大的耗费和惨重的损失，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彻底消除这个帝国的隐患。

明初从朱元璋到朱祁镇共20多次北伐塞外，一直对蒙元残余保持着高压进攻态势

然而开国二祖功亏一篑——虽然胜仗打了一大堆，战果看上去也挺吓人，还成功的迫使残元小朝廷在建文四年（公元1402年）去除国号，继而分裂为鞑靼和瓦剌两部，但最终彻底铲除蒙古残余势力的这个战略目的却始终没有达到。

到了明宣宗朱瞻基即位后，受困于财政上的巨大负担以及对于武将勋贵集团的高度警惕，明朝不但停止了对外扩张的脚步，还大踏步的弃土退守——那些如钉子一般矗立在塞外深处、阻绊着蒙古人南下马蹄的据点，如大宁卫（今内蒙宁城）、东胜卫（今内蒙托克托）、斡难河卫（今蒙古国东部及内蒙呼伦贝尔西部）、开平卫（今内蒙锡林郭勒）等统统被撤销，一口气后撤至长城沿线；随着宣德十年（公元1435年）朱瞻基的一纸诏令，驻扎在奴儿干都司的流官和官军全部撤回内地，将当地统统甩给了女真人管理。自此大明朝在东北纵深地区的统治名存实亡，所以后来的爱新觉罗氏才兴高采烈的将朱瞻基夸得跟朵花似的。

祸害完了北方，朱瞻基也没放过南方。先是主动放弃交趾布政使司，使得这块自秦汉以来便是华夏不可分割一部分的土地，自此脱离了中原王朝的怀抱。连身为大明朝两直隶、十四承宣布政使司之一的交趾都说不要就不要了，大古剌（今缅甸勃固）、底兀剌（今缅甸若开）和底马撒（今印度那加兰邦、阿萨姆邦一带）这三大宣慰司不断遭到缅甸东吁王朝的蚕食乃至吞并，朱瞻基却始终置之不理，就没啥可奇怪的了。

也就是说，当9岁就一脸懵逼的被抬上皇帝宝座的朱祁镇坐在京城里放眼望去，早年间被他曾爷爷及曾曾爷爷“送你离开，千里之外”的蒙古人，已经重新杀回到了长城边上——只要关隘一破，分分钟就能杀到京师城外跑马。

真正挖下土木堡这个大坑的罪魁祸首，就是现在经常被人吹捧上天的朱瞻基

更要命的是，朱瞻基这个“好圣孙”不但几乎将他爷爷穷尽一生开辟的疆土一朝丧尽，还对备战御边等军事事务极端厌恶。这就导致了大明军队自宣德年间起就偃武櫜兵、军备废弛，军官趁机兼并屯田、私役士卒，大肆喝兵血、吃空饷，导致军队战斗力直线下降。

更没底线的是，边防将领竟然贪婪到了向蒙古人大量走私军事物资，气得朱祁镇差点原地爆炸：

“瓦剌使臣多带兵甲、弓矢、铜铳诸物，询其所由，皆大同、宣府一路贪利之徒私与交易者。尔等受朕委任，防闲弛慢，自今其严加禁约，若仍前弛慢，罪亦不宥。”（《明英宗实录·卷一百三十五·正统十年十一月庚寅》）

面对这个烂摊子，朱祁镇并没像他爹那样选择摆烂、躺平，而是大力整顿革新并重新选用边将。待国力军力稍有恢复，他便大刀阔斧的重启了大明对外征伐之路。

被朱祁镇首先拿来开刀的，是越来越不安分的西南夷，于是就有了三征麓川之役。

所谓麓川，全称是麓川平缅军民宣慰司，治所在今天的云南瑞丽。自从朱瞻基放弃交趾之后，麓川的土司们心里也开始长草，成天想着再从大明朝的肌体上扯下块肉来。到了正统三年（公元1438年），当地土司思任法发动叛乱，妄图叛出大明。谁知朱祁镇压根不惯毛病，不惜代价调动南方各省的兵马和钱粮往麓川这个无底洞里填，从正统六年一口气打到正统十三年（公元1441～1448年），直到将那些心怀不轨的土司统统打服、打趴为止。

因为后来的土木之变，导致麓川之役也饱遭诟病，指其“大发兵十五万，转饷半天下”（《明史纪事本末·卷三十·麓川之役》），给明廷带来空前巨大的财政和军事压力，为后来的土木堡惨败埋下了伏笔——这完全是无稽之谈。麓川之役维护了国家统一，挫败了以思任法为首的割据分裂势力，否则滇南地区没准就得变成第二个交趾，其意义怎么形容都不为过。

三征麓川之役虽然劳师糜饷，但这是维护帝国一统必须付出的代价

在这个问题上指责朱祁镇，是完全没有道理的。

南边打得热火朝天，朱祁镇在北边也没闲着。

正统三年，鞑靼阿台汗率军入寇明境劫掠。话说这种破事在宣德年间一再发生，朱瞻基也一再的置之不理、听之任之，使得阿台汗以为这又是一次寻常的发财之旅。谁知刚登基的朱祁镇可不像他爹那么怂，立刻任命任礼为平羌将军，蒋贵、赵安为副，并以名将王骥为督军，定要给鞑靼人一个深刻的教训。

先是蒋贵在狼山（今内蒙包头西北）大败鞑靼军。其后他又率2500轻骑，在镇夷（今甘肃高台）以北突袭阿台军营，纵骑冲击，大败之。此役蒋贵斩首300余级，生擒鞑靼左丞脱罗等百余人，阿台仅率数骑逃走。

此后明军合兵，在亦集乃（今内蒙额济纳旗）再度大败鞑靼，并追击500里至黑泉（今甘肃高台西）而还，是为亦集乃大捷。此战中，明军东西夹击，转战两千余里，将鞑靼本部兵马近乎全歼，降其部落族长150人，阿台只身远遁，鞑靼由此日渐衰弱。

紧接着就是在正统六年（公元1441年）的丰州之役打响。

自从宣德年间明朝尽弃塞外诸卫，瓦剌人就重新回到了长城沿边，并屡屡叩关南下，即便是京师也一日三惊，令朱祁镇十分恼火。因此从正统二年（公元1437年）起，他就严令大同总兵官出兵巡逻丰州滩（今内蒙土默特旗），并不断与瓦剌发生小规模冲突。

为啥朱祁镇盯上了丰州滩？因为此地距故东胜卫不过百余里，可见其重新恢复被他老子放弃的塞外诸卫的雄心。

除了朱厚照，朱祁镇是明朝最后一个积极进取、敢打敢战的皇帝了

而随着围绕丰州滩的冲突愈演愈烈，朱祁镇终于下定决心一战解决问题。于是在正统六年五月他派遣大同总兵官率军53000人，到丰州滩、百眼井（今内蒙鄂托克旗）一带驱逐并寻机剿灭在此地活动的瓦剌军。

然后呢？就没有然后了——翻遍史书，我们只知道朱祁镇大张旗鼓的去打了这一仗，但具体的过程和结果却找不到任何记载。为啥？大概是因为这一仗的明军最高指挥官叫石亨，这厮后来因谋逆被斩，所以不管他曾做过的好事、坏事，就统统被官方一笔勾销，好像从没发生过一样。

类似的做法并不鲜见，石亨更不是唯一的例子。

但直到土木之变前，在史书中都能查到明军在丰州滩、百眼井一带驻防、屯田和巡逻的记录，由此可以推断这一战即便没打出个大胜仗，起码也是把瓦剌人撵走了。

鞑靼、瓦剌统统打了一遍之后，朱祁镇也没放过惯作墙头草的兀良哈三卫，于是就有了以克列苏之战。

正统九年（公元1444年）朱祁镇遣朱勇、徐亨、马亮、朱谦、杨洪、石亨等率军出塞，大举围剿兀良哈等部。面对明军的大举压境，兀良哈各部根本无心恋战，撒丫子就跑。

就这么一逃一追，直到兀良哈各部跑到了以克列苏（今内蒙克什克腾旗西部），觉得此地地形不错，可以一战，就拉开架势打算跟明军拼一把。

在土木之变前，朱祁镇外战就没怂过，打蒙古更是没输过

可惜理想很丰满，现实却很骨感——还没等兀良哈骑士们展示他们祖传的骑射本领，朱谦和杨洪就率军撞了过来，而且一鼓作气就将敌阵杀了对穿。此战明军大胜，斩首无数，还生擒了者赤王部首领打刺孩。

为什么伟人会说朱祁镇是明朝十六帝中“稍好些”的那一个？原因之一就是除了后来搞出个应州大捷的明武宗朱厚照外，他几乎是最后一个对外保持主动进攻的势态，并将战火烧到蒙古人老家去的明朝皇帝。自朱祁镇之后，从朱见深到朱由检面对外敌大多只敢蹲在长城后头死守，塞外的大漠草原上再也寻觅不到汉家将士纵马杀敌的英姿。

朱祁镇是最后一个能跑到蒙古人地盘上去拆家的明朝皇帝

有人肯定要拿土木之变说事，但我要表达的意见是——打不打得赢是能力问题，敢不敢打则是态度问题，而态度决定一切肯定是没错的。庚戌之变时的嘉靖皇帝朱厚熜倒是没打大败仗，那是因为他躲在京师的高大城墙后边，眼睁睁的看着他的子民被蒙古人羞辱、屠戮，最终死相枕藉，却不敢派一兵一卒出城迎战。

不敢出兵自然就不会有惨败，尊贵的皇帝陛下更不会被抓去当俘虏。庚戌之变中的朱厚熜自然要比土木之变时的朱祁镇精明百倍。可问题是这样的朱厚熜，真的比朱祁镇高明吗？

要是永乐大帝地下有知，可能会抽朱祁镇一百鞭子。但对朱厚熜，恐怕会恨不能将这个不肖子孙一刀剁了。

而且土木堡这一仗，也先的刀尖都快捅到朱祁镇的鼻尖上了——作为老朱家数得着的鹰派皇帝，他哪能忍得了这样的羞辱？更没有“天子守国门”的厚脸皮，所以必须得主动出击并且死磕到底啊！

事实上土木堡的惨败就是一场硕大的意外，无论对于明军还是瓦剌都是如此——也先在当时最头疼同时也是优先级最高需要解决的问题，是怎么把黄金家族的正牌继承人脱脱不花弄到手里，以便“挟天子以令诸侯”，对跟大明朝打架并没多大兴趣。之所以屡屡南下撩闲，最主要的原因还是一个“穷”字。那么当时也先到底有多穷？用穷得揭不开锅都不足以形容，因为瓦剌人压根就没锅可用了——土木之变，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是“一口铁锅引发的血案”。

土木之变无论对明人还是瓦剌人都是一场无比巨大的意外

为啥？别看蒙古人统治中原将近百年，但只顾着富贵享乐，啥啥都没学会。等到被大明朝撵回草原以后，干脆连铁锅都不会自造，只能从中原进口。在土木之变前，也先曾派出一个人数达3000余人使团找朱祁镇朝贡，为啥要弄出这么多人？除了索要赏赐外，最重要的目的就是背锅——瓦剌使团曾在回程时一口气采购了6万多口铁锅，平均一个瓦剌人要背20多口，真真让人感慨古今擅背锅者，实莫过于瓦剌人也……可以想见他们对于铁锅的需求有多么旺盛。

可是因为瓦剌人虚报人数、冒领赏赐，惹火了大太监王振，不但要限制他们的朝贡规模，连铁锅都不许买了。这下弄得瓦剌人没法好好煮饭了，“不得巳至以皮贮水煮肉为食”（《明经世文编·卷三百十七·为遵奉明旨经画北虏封贡未妥事宜疏》），这日子可咋过？

于是也先就给朱祁镇下通牒，要求自由朝贡和贸易，否则就出兵去抢——既然你不让我过好日子，那就谁都别过了：

“王不为，我将自为。纵不得其大城池，使其田不得耕，民不得息，多所剽掠，亦足以逞。”（《明英宗实录·卷一百六十·正统十二年十一月丁未》）

可见也先对夺取大明江山压根就没啥兴趣，也没想到能几乎全歼了大明朝最精锐的军队，更不可能想到还抓到一个名为朱祁镇的俘虏。也先其实就是个来打劫的强盗，要是遇上来抓捕的官差，有便宜可占就试着撕巴一下，占不到便宜就抢一把赶紧开溜，就像他以及他的祖先在此前干过的无数次类似勾当一样。

朱祁镇的想法也差不多。既然也先来聊闲，那当然要打回去——面对同样的情况朱元璋和朱棣就是这么干的，除了死得太早的朱高炽，连朱祁镇的怂爹朱瞻基也曾在宽河之战中亲手射杀了3名入寇之敌，凭啥轮到他了就不能御驾亲征一把？

怎么形容朱祁镇和也先见面的那一刻？我想答案应该是——二脸懵逼

至于打败仗这种事情，对他而言更是天方夜谭。从洪武年间的13次北伐到永乐年间的5次出塞，再到正统年间连续3次打得鞑靼、瓦剌、兀良哈溃不成军，大明朝打蒙古人可能会遇到找不着、追不上、杀不光的烦恼，但什么时候打输过？这种事情别说朱祁镇、王振不信，就连那些极力反对出兵的文官士大夫们，恐怕也开不出这样的脑洞。

然而历史偏偏跟所有人都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也先无心插柳，结果却取得了一场自蒙元亡国后最辉煌的一场胜利，不但战胜了看似不可战胜的明军，还抓到了一个堪称史上分量最重的俘虏。

毕竟像司马炽、司马邺、赵佶、赵桓什么的，哪能跟朱祁镇相提并论？

这又让人上哪儿说理去？

土木之变爆发后，不但当了俘虏的朱祁镇是懵逼的、没了皇帝可以叩拜的大明朝野是懵逼的，连取得了一场不可思议的大胜的也先也是懵逼的。

试想一个大漂亮国的精神小伙本想去搞场零元购，没想到不但大发神威打倒一地保安，还抓住了个爱打瞌睡的傻老头当人质，那么他会有什么样的一种情绪？

也先的感觉就是慌得一批。

今天的人们很难想象古时中原皇帝在四方蛮夷心目中的地位

这没啥可奇怪的，别说也先了，连蒙古人最伟大的祖先铁木真在没发迹前，也觉得“我谓中原皇帝是天上人做”（《元史·卷一·本纪第一》）。面对这个天底下最尊贵的、曾经用轻飘飘的一句话就让无数瓦剌人没有铁锅煮肉的人物，哪怕已经凄惨的沦为了俘虏，也先也没有任何胆量敢轻视和羞辱他。相反，也先对朱祁镇礼敬有加，甚至还想献出妹妹为其侍寝：

“也先又欲以妹进上皇，上皇却之。益敬服，时时杀羊马置酒为寿，稽首行君臣礼。” 《明史·卷三百二十八·列传第二百十六》

所以所谓也先一路挟持朱祁镇，并拿其当“破城神器”、一路叩关叫城才得以兵临北京城下的说法，纯属造谣。事实上冒用朱祁镇的名号想要骗开紫荆关（今河北易县西北）的是太监喜宁，相反倒是朱祁镇想办法派人送消息回朝廷，说明喜宁已叛，千万不要上他的当。

直到景泰元年（公元1450年），此时朱祁镇已经沦为太上皇，瓦剌人也在北京城下吃了个大亏，连拿这位大明卸任皇帝换点小钱钱花的目的都无法达到，终于让也先彻底失去了耐心。这才出现了他挟持朱祁镇、试图以其为质换取大同开城，结果还是碰了一鼻子灰，只能怏怏退兵。

从此也先才相信朱祁镇没有任何利用价值，所以才会把他放回去。

因此将朱祁镇称为“叫门天子”，实在是过分了。事实上相比司马炽、司马邺、赵佶、赵桓等同样遭受过被俘命运的同行，朱祁镇并没遭什么罪，表现得比较淡定从容，也没什么值得大肆声讨的失节行为。

遭这种谣的人，要么是无知，要么就是无耻

但这并不意味着他的心态也能正常或者平静。

一国之君沦为阶下之囚，这样的落差足以让心理承受能力低下的人崩溃，更何况是生于深宫养于妇人、年仅22岁的一个守成之君？而且这还仅仅是个开始——8月15日朱祁镇被俘，18日便传来了朱祁钰奉太后之命监国的消息。又过了11天，朱祁镇突然发现自己这个大明朝的皇帝陛下正式下岗了，还“升级”成了太上皇。

而新鲜出炉的那位皇帝，并不是他此前册立的太子朱见深，而是弟弟朱祁钰。

这意味着什么？

此时的朱祁镇，不但屈辱的成了瓦剌人的俘虏，还被自己曾经统治过14年的那个国度抛弃了，就连他的儿子也失去了继承权。而历史上不能继位的太子，能活下来的有几个？

再后来提及土木之变和北京保卫战的史料和文章中，极少有站在朱祁镇的角度去看待问题的，但这个角度真的很重要。

在今天，如果一国的领导人无法履职，通常都有明确的法律规定接替的人选和次序，但在帝制时代却不行。为啥？因为现代国家是公器，而帝制王朝实质上却是皇帝的私产——就像现在有人因故无法处置自己的财产，然后就来了一帮无关人等把他家给分了，这像话吗？

对朱祁镇而言，事情的本来面目就是这样子的。在今天，我们可以认为在土木之变后大明朝面临生死存亡的关头，孙太后、于谦、王直等人当机立断改立新帝，而且还废幼立长的处置方式是完全正确的，并成为北京保卫战能够取得成功的关键所在。但这毕竟是我们这些后人在殊异于当时的思维方式下得出的结论，起码朱祁镇肯定不会这么想。

所有人都没在乎正在当俘虏的朱祁镇怎么想，才有了后来的一幕幕闹剧和悲剧

在也先的军营里朱祁镇是怎么想的不重要，被关在南宫里当太上皇的朱祁镇是怎么想的也不重要，但当夺门之变后朱祁镇再度坐在那张龙椅上时，他是怎么想的，或者曾经怎么想过，就非常非常的重要了。

景泰元年八月朱祁镇回到京师，随即就被关进了南宫。

可以说除了也先恨不能早点把这位打不得又养不起的活祖宗赶紧送走，大明朝的朝野上下就没几个人想看到他活着回来，尤其是刚当上皇帝的朱祁钰。

早在朱祁镇刚被也先抓住那会儿，朱祁钰就给边关将领下令，要求不管任何人以“上皇”的名义搞招摇撞骗活动，都不得理睬。如有违反，严惩不贷——所以说就算朱祁镇想给也先当带路党，也没有任何成功的可能，那还“叫门天子”个毛线？

最不想看到朱祁镇平安归来的，就是现任皇帝朱祁钰

在京师城下，也先要求恢复朝贡贸易及索取巨额财物，作为撤军放人的条件，朱祁镇也迫切的希望能早日归国。然后于谦派人告诉他“社稷为重，君为轻”，并拒绝了也先的一切和谈条件。

也就是说，哪怕祸国殃民如赵佶、赵桓那样的俘虏皇帝，也有宗泽、岳飞等忠臣义士不断疾呼“迎还二帝”并为之不懈努力。可朱祁镇呢？除了打了场败仗外他好像还没来得及干啥坏事，但大明朝好像就是没一个人想让他回来。

他会怎么想？

等到也先败走北京并发现从朱祁镇身上捞不到任何油水，便想把他放走时，朱祁钰更是赤裸裸的表示不愿接收。直到于谦等人做出“上皇”归来不涉帝位归属的保证以后，才勉强答应：

“也先见中国无衅，滋欲乞和，使者频至，请归上皇。大臣王直等议遣使奉迎，帝不悦曰：‘朕本不欲登大位，当时见推，实出卿等。’谦从容曰：‘天位已定，宁复有他，顾理当速奉迎耳。万一彼果怀诈，我有辞矣。’帝顾而改容曰：‘从汝，从汝。’”（《明史·卷一百七十·列传第五十八》）

而等到朱祁镇归国后，不但立即就被送进南宫里关了7年，朱祁钰还令人将南宫的宫门灌铅上锁、派锦衣卫严格看管。甚至连送饭也只允许从宫墙上专门挖出的小洞出入，目的就是杜绝任何人与这位退休皇帝发生接触。

南宫对朱祁镇而言就是座监狱，就是个随时可能吞噬其生命的黑洞

这就导致了有时候朱祁镇连最基本的温饱都无法保障，逼得已经伤残的钱皇后不得不做些女红，再托人送出变卖以维持生计。

（土木之变后，钱皇后到处哀泣求告试图营救丈夫，最终瞎了一眼、瘸了一腿。在朱祁镇归国后，又主动要求入南宫与朱祁镇相依为命。）

而到了景泰三年（公元1452年）五月，朱祁钰更是违背了登基前的承诺，废掉了朱见深，改立自己的亲生儿子朱见济为太子。这不仅是夺了朱祁镇的皇位，还要断了他的传承。

可形同囚徒般的朱祁镇对此无能为力，但却不能消除他的恨意。那么朱祁镇的恨意有多大？大概除了自己以及钱皇后外，他恨这个世界上的所有人。因为从自身的角度出发，这个世界上的所有人都背叛了他、都对他充满了恶意，起码是看不到丝毫的善意。

但哪怕朱祁镇的恨意比天都大，那也只能是无能狂怒、无法改变任何事情。

但很快，他的恨意就有了无限发挥的余地，而且这个机会还是朱祁钰给的。

首先就是朱祁钰唯一的儿子朱见济，在当上太子1年后就因病夭折了，这意味着他绝嗣了。不过也没关系，因为朱祁钰此时才26岁，肯定还能生。

可仅过了3年多，朱祁钰又重病不起，眼瞅着随时可能咽气，这下麻烦就大了。

关于夺门之变，许多人觉得朱祁镇操之过急，认为他完全可以等朱祁钰死后再以太上皇的身份名正言顺的复位。还有人觉得朱祁镇是害怕朱祁钰将帝位传给朱见深，这才匆忙发动政变，等于是在跟自己的亲生儿子争夺皇位。

这样的想法何其幼稚？

夺门之变对于朱祁镇而言，更像是一场保命之战

从朱祁钰登基为帝并将朱祁镇抬举为太上皇那一刻起，这对异母兄弟间就再也不可能有任何的兄友弟恭——要不是有道德舆论上的压力，朱祁钰可能早就把朱祁镇弄死了，而且还得是斩草除根式的弄死。

所以在朱祁钰将死之际，尤其还是在他绝嗣的前提下，任何事情都可能发生——比如赐下毒酒一杯，把自己的亲哥哥一同带走。甚至可能还有第二杯、第三杯乃至更多杯的毒酒，毕竟朱祁镇的儿子多嘛。不把他们统统带走，朱祁钰的身后事咋办？

虽然朱瞻基就生下了朱祁镇和朱祁钰这俩儿子，可老朱家别的不多，就是姓朱的儿孙生得遍地都是。朱祁钰从中随便挑一个继位，朱明江山照旧，而且保证还对他感恩戴德。肯定不会出现后来的被去除帝号、谥“郕戾王”，还成为明迁都北京之后唯一没有被葬入十三陵的倒霉蛋。

朱祁钰并不傻，肯定知道该怎么做才对自己最有利。

所以如果没有夺门之变，朱祁镇基本上就会全家死翘，这就是帝制时代残酷却并不新鲜的现实。

朱祁钰要是这么干了，朱祁镇也只有挨砍的命，根本无力反抗，更别提搞什么宫变。不过有人却不想看到这种混乱局面的出现，比如那些真正忧国忧民的人，再比如那些野心勃勃的投机者。

前者如于谦，后者如徐有贞、石亨、曹吉祥等。

于谦不仅是个能力出众的人，更是个有着非凡格局和眼光的人

后来人们指责朱祁镇最大的一个罪名，就是“错杀一人”，指的便是于谦的冤死。可事实上如果能就此事采访一下于谦本人，可能会得到个截然不同的答案。那就是他很可能是心甘情愿的去赴死，而且并没什么怨言。

史书中的很多记载都可以支持这个结论。

比如以于谦当时的权势和能力，夺门之变根本不可能瞒过他的耳目。但面对可能出现的对自己极端不利的后果，于谦选择了坐视，没有做出任何反应。

朱祁镇复辟后，于谦等人被以谋逆的罪名逮捕入狱。大学士王文觉得自己很冤枉，急于争辩，而于谦的表现却极为淡定，反而劝他“亨等意耳，辩何益”。

因为于谦很清楚，就像土木之变后，他极力主张废掉朱祁镇、改立朱祁钰是利国利民之举一样，如今坐视夺门之变、防止朱祁钰死前发疯，然后再去慨然赴死，同样有利于稳定政局——除了对自己来说不好，这是对谁都是有好处的事情。

事实上朱祁镇跟他想的也差不多：

“奏上，英宗尚犹豫曰：‘于谦实有功。’有贞进曰：‘不杀于谦，此举为无名。’帝意遂决。”（《明史·卷一百七十·列传第五十八》）

从于谦提议朱祁钰称帝的那一刻起，只要朱祁镇后来能翻盘，他的结局就已经注定了。哪怕夺门之变后坐在皇位上的不是朱祁镇，而是秦皇汉武、唐宗宋祖乃至朱元璋或朱棣，这个事实也无法改变。

这同样是帝制时代无法改变的冷酷现实。

不管谁坐在朱祁镇的位置上，于谦都难逃一死的命运

就像朱祁镇复辟后给王振立庙、把范广的妻小送给瓦剌降人马克顺一样，对于皇帝来说，三条腿的蛤蟆不好找，但两条腿的臣子遍地都是，谁也不比谁稀罕多少。为啥在古代普遍讲究“用人唯德不唯才”？其实说的是“德”，实际就是一个“忠”字。所以甭管王振有多么祸国殃民，于谦有多么功勋卓著，朱祁镇能够信任且重用的，也唯有前者。

就像在景泰年间，朱祁钰对于谦近乎言听计从，“帝知谦深，所论奏无不从者”。为啥？还不是因为在废立一事上于谦的立场坚定，令朱祁钰相信他对自己的忠诚，简直比十足真金还真？

这一切的前因后果，当事人心里都跟明镜似的，只是在努力扮演好自己该扮演的角色罢了。所以夺门之变后朱祁镇将朱祁钰打落尘埃，又坚决的杀掉于谦。所以在朱见深即位后，又忙不迭的给自己的叔叔恢复帝号、重修陵寝，还赶紧替于谦平反昭雪：

“当国家之多难，保社稷以无虞，惟公道之独恃，为权奸所并嫉。在先帝已知其枉，而朕心实怜其忠。”（《明史·卷一百七十·列传第五十八》）

看见没，人家儿子都说自己的老爸其实啥都明白，只是该办的事还得办。

再回到一开篇的话题——伟人说朱祁镇是明朝276年间为数不多的好皇帝之一，除了前面提到的敢于主动进攻、哪怕是被抓俘虏也是发生在北伐途中这个理由外，还在于他是除朱厚照外，明朝最后一个不排斥和猜忌武将的皇帝。

除了朱厚照，朱祁镇是最后一个重视且重用武将的明朝皇帝

话说在整个大明朝，君臣关系、其实专指皇帝与文官士大夫间的关系就一直很紧张。洪武年间朱元璋杀官如宰鸡，永乐年间哪怕是如蹇义、杨士奇、夏原吉这样最受朱棣重用的文官，平常最容易碰头的地点除了朝堂外，就是大牢。

到了宣宗一朝，因为叔父朱高煦的原因，朱瞻基对军功勋贵集团极端厌恶和警惕，一系列弃土后撤、转攻为守的举措也均因此而起。既然排斥武将，那就必然重用文官，于是明朝的文尊武卑传统便始于此。

明朝的文官士大夫的最大理想，就是“复宋”，即恢复两宋时期对士大夫集团在政治、经济等方面的优待。不过朱家皇帝看得很清楚——两宋的赵家皇帝对士大夫可谓是贴心贴肺的好，可得到的回报是什么？靖康之变时正是士大夫们把徽钦二帝送进了金营；150年后，狗改不了吃屎的他们再度将谢太后和赵㬎这对孤儿寡母撵出了临安城、献给了蒙古人，然后自己高官照做、富贵照享。

所以从朱元璋开始，就没想过再惯士大夫的病，于是君臣之争由此开端，一直闹到明亡。甚至可以说大明朝的亡国，最大的推手就是永远站在皇帝背后拼命拆台的士大夫。

当然在跟皇帝较劲之前，士大夫最警惕和想要打压的对象还是武将。所以在终明一朝，但凡是与士大夫关系好却跟武将关系不好的皇帝，统统都能被吹上天，比如朱高炽、朱瞻基、朱佑樘等。其中最夸张的居然敢说出“三代以下，称贤主者，汉文帝、宋仁宗与我明之孝宗皇帝（朱佑樘）”这样的大话。

三代以下，就是在夏商周之后的两千多年——这马屁拍得也是没谁了。

被吹捧上天的朱佑樘和被贬低得一无是处的朱祁镇和朱厚照，都是士大夫搞的鬼

相反，凡是跟士大夫关系紧张、尤其是动不动就对其砍头流放打屁股，又偏偏跟武将亲近的皇帝，如朱祁镇、朱见深、朱厚照，都是不吝胡说八道也要拼命抹黑。就连地位最尊的开国二祖，他们不敢正面诋毁，也没少耍弄“春秋笔法”的手段进行旁敲侧击。

而朱祁镇在即位后便致力于恢复永乐年间开拓进取的局面。除了麓川之役和正统三征，他还一度恢复了下西洋、重铸辽海藩篱、整顿军备以及重用张辅、王骥、杨洪、石亨、蒋贵、王越、朱谦等名将。就连于谦，也是朱祁镇亲自召回京师并任命为兵部侍郎的。

即便遭受了土木之变和被囚南宫这样的重大挫折，朱祁镇依旧初衷不改。在复辟后的天顺年间，他在今库页岛、乌苏里江以东地区设立了波罗河卫与忽鲁木卫，震慑了在土木之变后变得野心勃勃的女真人；又遣人开撒马儿罕道路以陆联河中，试图对瓦剌形成东西夹击之势。

想来他是想重新振作、一雪前耻的。只可惜天不遂人愿，使得“天顺不顺”，最终一事无成。而朱祁镇也在复辟仅8年后就因病驾崩，享年才37岁。

更难得的是，朱祁镇在一生屡遭奇遇又一再蒙受奇耻大辱的情况下，并没有像宋真宗赵恒那样变得自暴自弃乃至于胡作非为。复辟之后，他在绝大部分时间里都表现得像个合格乃至优秀的皇帝。比如朱祁镇曾对内阁首辅李贤这样讲述过他的日常生活：

“吾早晨拜天、拜祖宗毕，视朝既罢，进膳后阅奏章，易决者即批出，有可议送去先生处参决。”（《天顺日录》）

此外他还释放了“建庶人”（即朱允炆的幼子朱文圭，自靖难后被幽禁历5帝、逾50年），恢复了宣德朝被废的胡皇后的尊号，下旨终止自明初以来帝王死后嫔妃的殉葬陋习，以至于对其诟病颇深的《明史》也忍不住赞曰“盛德之事可法后世者矣”。

屡遭挫折还能恪守为君为人的本分，这样的朱祁镇值得我们尊敬

而李贤也替他说了句公道话——“正统十四年间，上在位未尝有失德事”。

这对于一个经历曲折的皇帝而言，是极其难能可贵的，也是与我们传统印象中朱祁镇的形象截然不同的。

也难怪精通明史的伟人，会对朱祁镇做出那样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