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义会议，作为中国革命历史上的重要转折点，其永放光芒的意义不言而喻。因此，谁参加了这次会议，自然成为了人们关注的焦点。新中国成立后，遵义会议纪念馆于1955年开放，当时展厅中列出的参会人员名单并未包括邓小平。这份名单是由周总理亲自审定的，他以严谨的工作作风和超强的记忆力，确保了名单的权威性。

然而，1958年11月18日，邓小平在参观遵义会议纪念馆时，提出他当年曾参加过遵义会议，并指出了自己在会议室中的具体位置。这一说法引发了对于参会人员名单的重新审视。1959年，遵义会议纪念馆致函中央办公厅请求查找相关档案资料，但中央档案馆的回复是，在可找到的档案资料中，并未找到邓小平的名字。

直到1965年，经过请示贵州省委有关领导，遵义会议纪念馆在参会人员名单上列入了邓小平的名字。然而，仅仅一年之后，他的名字又从说明牌上被取消。这一波折直到1980年才得以解决，遵义会议纪念馆在介绍参会者时，重新加上了邓小平的名字。

关于邓小平是否参加遵义会议，以及其身份问题，一直存在争议。首先，需要明确的是，遵义会议是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参会人员主要包括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以及部分列席的军团首长。根据历史资料，当年参会的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共有10人，列席的有7人，此外还有共产国际驻中国军事顾问李德和翻译伍修权。

对于邓小平在遵义会议中的角色，近年来有关党史工作者进行了深入考证。他们发现，邓小平当年在中央苏区时并非中共中央秘书长，而是《红星报》主编。长征期间，并没有“中共中央秘书长”这一职务设置，所谓的“中央队秘书长”实际上是负责照顾中央首长生活、给警卫员做思想工作以及开会做记录的工作人员。

因此，如果邓小平确实参加了遵义会议，那么他的身份更可能是会议的工作人员，而非出席者或列席者。这一结论也得到了后来一些历史资料的佐证。在最新的遵义会议纪念馆展板中，李德、伍修权和邓小平这三人被另外列在了一处，以示区分，这或许也是对历史事实的一种尊重与还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