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1月份的一天，在焦作市九里山钢铁厂，到了换班的时候，“三·八”炉科室的女职工们围着一个叫晋菊清的小姑娘，叽叽喳喳说个不停。

“嘿，晋姑娘，你知道你常跟着的那位工会周干部，他到底是哪位大佬吗？”同事们带着几分好奇又夹杂着点八卦的味道，跟晋姑娘聊了起来。

“说的是老周啊，他是位革命烈士的子孙，还是个退伍的老兵，咋啦？”晋姑娘眨巴着眼，疑惑地看着身边的同事。

这家伙可不简单，厂里头都在悄悄议论，说他竟是周总理的亲侄子呢。我们也是才得知这消息，菊清啊，你这运气可真好！工友们边捂着嘴偷笑，边摇着晋菊清的肩膀，但奇怪的是，她自个儿却乐不起来。

晋菊清想弄个明白那些流言蜚语到底咋回事，于是直接去找老周理论了一番。最后还是多亏了老周的母亲出来打圆场，这才把误会给解开了。

“我虽然是周总理的亲侄子，但大伯大婶从来不让提这事儿，”晋菊清听完老周的一番话，心里头对老周的敬重又多了几分。

打那以后，除非别人聊起，他俩从谈恋爱、结婚到生了三个娃，都没跟外人说过伯父伯母的事儿，更没去北京给他们添过麻烦。

1992年那会儿，伯母邓颖超离开了我们。家里说别让外地的亲戚折腾了，可晋菊清她倔强得很，“偏不听”，非得要去北京送伯母最后一面。后来，组织上也理解她的心情，批准了她去。

今儿个，咱们聊聊周总理亲侄子一家的故事，带你揭秘周总理夫妇和他们弟弟一家那些鲜为人知的事儿……话说起来，你知道周总理的亲侄子吗？他们家背后藏着不少故事呢。这次，咱们就深入了解一下周总理夫妇和他们弟弟一家的过往，那些平时不怎么提的事儿。想当年，周总理一家和弟弟一家，日子也是平平淡淡，但其中蕴含的情感和经历，却是不平凡的。咱们就一点点揭开这层面纱，看看他们背后的故事。

【婆婆对儿媳刻意隐瞒的一段家史】

晋菊清还没嫁给周总理的大侄子周荣庆那会儿，她曾向周母王兰芝提出了这么一个问题。

王阿姨，我听着您说话的调调，感觉跟我们焦作的不太对得上，您应该不是这儿本地人吧？

王兰芝说：“我老家在辽宁沈阳，荣庆的爸爸呢，他是江苏淮安人。我们是在他当地下党的那会儿，机缘巧合下认识的。”

晋菊清半知半解地晃了晃脑袋，心想“地下党”那可是为革命立下了大功，是些有功之人，这就够了。

“你周叔在山东闹革命的时候，被那些反动的人给害了。我呢，就把荣庆送回了淮安，自己接着去革命了...”王兰芝连忙接着说。

说起来，王兰芝提到的那个淮安老家，其实就是周总理和他两个亲弟弟周恩溥、周恩寿从小长大的周家老宅。而周荣庆的老爸，恰恰就是周总理的大弟周恩溥。

王兰芳，地道的东北人，之所以能跟江苏的周恩溥认识，那还得从周总理的伯父说起。早年，这位伯父在东北做买卖，跟王兰芝的老爸关系铁得很，俩人是老朋友了。

周恩溥在哥哥周恩来去日本学习之后，也跟着伯父跑到东北讨生活。他结婚有了孩子后，就一直待在东北没离开过。

王兰芝跟周恩来、邓颖超认识，是在大革命失败那会儿。那时候，中共六大没办法，只能跑到莫斯科去开。

那时候，周恩来夫妇换了装扮，悄悄穿过东北到了苏联。他们能顺利到达，全靠周恩溥这个大弟弟和王兰芝一家的鼎力相助。

所以，王兰芝很早就认识了周恩来夫妇，那是在白色恐怖笼罩的年代。打那以后，王兰芝就在东北搞起了游击战，而她和丈夫都是中共在东北秘密发展的地下工作者。

王兰芝提到的她丈夫周恩溥在山东被国民党反动派杀掉的事情，是真的，但那可是1945年初的老黄历了。

那时候，我出门打游击战，把周荣庆留在了淮安。后来国共开打，荣庆不幸被国民党抓去当了兵。还好国民党后来败了，荣庆这才逃了出来。”王兰芝继续说着，晋菊清听得入了迷。

她扭过头，直直地看着老周，眼睛瞪得老大，简直不敢相信眼前的事实。她从来都没想过，那个天天帮她往炉子里添柴火的周干部，以前居然还是个上过战场的人。

荣庆后来参军进了解放军，还跟着大部队去朝鲜打了仗，仗打赢了又回了国。他听了周伯伯的建议，转业来了焦作，要不咱俩哪能认识菊清你啊，菊清……王兰芝拉着晋菊清的手，边说边满眼疼爱地看着她。

晋菊清一听说王兰芝和老周来焦作工作的原因，是因为周总理考虑到国家经济状况不佳，不忍心他们母子领取国家薪水，心里头那叫一个感动，对老周和周母那叫一个尊敬，崇敬之情油然而生。

虽然周总理让侄子和弟媳转到了河南，不让他们拿国家的薪水，但这背后其实还有些没公开的小安排。

说起王兰芳，自打她回到河南老家，周总理每个月都会从自己工资里抽出50块钱，给她当生活费。至于周总理的侄子周荣庆，总理让他回炼钢厂，靠自己双手挣饭吃。

菊清啊，你也知道我们家的情况了，荣庆这孩子也不小了。要是你觉得合适，咱们就挑个日子，把这事儿给办了吧。”王母抽着烟，随口说道。晋菊清一个劲儿地点头，脸上满是满意的神色，好像捡到了宝贝似的。

【侄媳妇与七伯父、伯母的温情往来】

“菊清、荣庆，平时咱家也没啥事儿能劳烦你们七伯父伯母的，但你俩结婚这可是大喜事，必须得跟他们说一声。”王兰芝说完，周荣庆立马就拿起纸笔，动手写起信来。

晋菊清坐在旁边，瞅着周荣庆拿着钢笔在那儿挥动，心里头那个激动劲儿，简直没法说。她真没想到，在焦作这么个小村庄里，居然能有一封信要寄给远在北京的周总理两口子。

七伯七妈，我这儿有个大喜事儿得跟您们说一声，我打算在1959年5月10号那天，和晋菊清这个老实人成家啦。今天特地写信来，就是想跟伯父伯母分享这份喜悦...

大概过了十多天，晋菊清和周荣庆收到了周总理的回信。与此同时，七妈还贴心地为他们准备了两床新婚用的被子，外加一对象征美满的鸳鸯枕头。

新婚头一晚，晋菊清和周荣庆盖着七妈精心准备的喜庆被子，心里头直琢磨着七妈那双热乎乎的手叠被子、装枕头的样子，不由得念叨起来：“要能早点见见七伯父和七伯母，那该多好啊……”

哎，周总理以前就跟周家的孩子们说过：“外地的亲戚，没有特别的事就别来北京了。在北京的革命亲属，都由我一个人来照顾，大家绝对不能动用公家的一点东西...”

从1959年到1968年这九年间，晋菊清嫁给了周荣庆，并且先后生了三个娃。但在这段时间里，她愣是一次也没见过七伯父和七伯母。

另外，王兰芝每个月都领着周总理给的生活费，为了不给哥哥嫂子增加负担，她一直不愿意去北京。但等到她感觉身体状况大不如前，担心自己可能没多少机会去北京了，就突然跟儿子儿媳说：“我挺想念你伯父伯母的，想去北京瞧瞧他们...”

一听妈妈说要去北京看望七伯父和伯母，晋菊清心里那个激动啊，立马抱起两岁的小儿子，又亲又蹦跶。

周荣庆心里挺纠结的，他想去，但又怕伯父会问他最近过得咋样，工作生活如何。一想到可能会给伯父添乱，他就决定还是不去了。

1968年5月1号，王兰芝跟她儿媳妇，还有三个小家伙，一块儿从新乡坐火车出发，一路上折腾了好几天，好不容易到了北京。

在北京火车站的服务区里头，王兰芝摸出一张快被揉烂的纸，递给工作人员，让他帮忙给总理办公室打个电话。没多久，电话那头就传来了熟悉的声音：“喂，总理办公室这儿呢，我是邓颖超......”

晋菊清心里那个激动啊，耳朵紧紧贴着电话听筒，偷听七妈和婆婆聊天。没过多久，火车站门口就来了一位赵女士，自称是邓颖超的秘书。她热情地迎了上来，带着晋菊清一行人，坐上车直奔招待所而去。

1968年5月6号，晋菊清一手抱着小宝宝，一手牵着大孩子，和婆婆一块儿，边走边回头，就这么走进了中南海。

在西花厅的门口，晋菊清一眼就瞅见了报纸上提到的那位“七妈”，她正一边走一边朝他们挥手呢。晋菊清心里猛地一紧，有点紧张起来。

“菊清，对吧？哎呀，这就是你家的小宝贝吧，真是个胖嘟嘟的小家伙呢...”邓颖超赶紧从菊清手里接过孩子，边亲昵地说着，边在孩子脸上亲了一下。

晋菊清心里头有点紧张，又带着点害羞，于是就笑着，一只手拽着闺女，另一只手拉着大儿子，跟着婆婆，一前一后地就往西花厅里头走。

晋菊清嫁到周家后，这次算是和邓颖超头一回真见面，虽然她们之前书信里已经“聊”过不少次了。

可一见到晋菊清，她心里就莫名地涌起一股喜悦又带着点胆怯，估计是因为七伯父身份地位太高的缘故...

看到晋菊清显得有些紧张，邓颖超猛地一下站起身，笑着说道：“菊清啊，咱俩可是老乡，都是河南的，来来来，咱比比看谁高...”

晋菊清被七妈这突然的一出给惊着了，愣了几愣后，也跟着猛地站了起来，和七妈边笑边开始“较量”上了...

“大奶奶，我大爷爷去哪儿啦？他怎么还没回家呢...”晋菊清的儿子猛地蹦到邓颖超跟前，着急地问道。

邓颖超直接把晋菊清的大儿子搂进怀里，紧紧抱着他说：“瞧，你爷爷现在可忙了，不过别担心，中午你们就能见上面啦...”

快到中午吃饭的时候了，周总理回来了。他一见到王兰芝，就连忙问长问短，十分关心。之后，他又跟三个孩子亲热了好一阵子。接着，周总理又和侄媳妇晋菊清坐下来，聊起了家常琐事。

这次，晋菊清带着婆婆和孩子们，在西花厅住了挺长时间。在这段时间里，七妈邓颖超给三个小家伙挨个儿起了新名字，还送了好多漂亮的衣服和鞋子给他们。最后，大家一块儿拍了张照片留念，然后才难舍难分地说了再见。

这次啊，是晋菊清头一回见伯父伯母，同样也是和伯父周总理的最后一次告别...

【在世时不便多见，离别时悄无声息】

从1968年开始，晋菊清去了一趟北京，探望了七伯父伯母一家。但没过多久，因为那时候的一些特殊情况，周总理伯父就不让他们家人再去北京探亲了。

那之后的七年，晋菊清一家过得特别不容易，工作也是换来换去的。为了不让伯父伯母担心，晋菊清只给七妈写信问候，家里那些烦心事，她从来都不提。

1975年秋天快结束的时候，晋菊清的婆婆王兰芝老人离世了。周荣庆赶紧给周总理打了电话，可没想到总理那时候自己也病得很重。最后，还是按照七妈的安排，给晋菊清的婆婆办了后事。

转眼间，两个多月溜走了，晋菊清一家还深陷在悲伤里没缓过神来，这时，他们收到了七妈从北京拍来的电报，上面简短写着：“周总理已经离世了...”

那时候，周荣庆、晋菊清带着三个娃，全都趴在餐桌上哭得稀里哗啦。晋菊清心里头实在难以接受这事儿，猛地站起来，说要去北京给伯父送最后一程，结果被老公一把拉住了。

“伯父不让去，他肯定有自己的想法，你看七妈现在正难受着呢，咱就别去给她添堵了...”周荣庆边说边拽着晋菊清往回走。

过了几天，周荣庆在单位收发室拿了个从北京寄过来的包裹，拆开一看，原来是七妈寄给他的周总理以前用过的东西。

拿着七伯父生前穿过、血迹斑斑的衣服，晋菊清和老公忍不住放声大哭，心里觉得空落落的，好像生活的方向没了。也不知道七妈一个人在北京该怎么过。

七妈，我们心里老惦记您了，不知道您在北京一个人日子过得咋样，能不能让我们去北京瞧瞧您啊...晋菊清在信里这样说着。

可是，邓颖超就是不肯点头答应。一来呢，那时候党内事情一大堆，她实在没心思去管家里那些小事；二来，她也不想让晋菊清一家为了这事儿折腾得既费钱又费力。

转眼间，十几年就过去了。晋菊清从七妈的字迹还有电话里头的声音里，感觉到她的身体大不如前了。这下子，他又特别想进京去看看七妈了。

1988年，晋菊清一个人到了北京，结果堂妹周秉德告诉她，七妈病得很重，在医院里，不让随便见人。

晋菊清就是不肯放弃，她自个儿跑去找邓颖超的秘书，费了好大劲，好说歹说，终于争取到了一个和七妈见面聊上10分钟的机会。

1992年年初，晋菊清已经退休三年了，她先是经历了丈夫周荣庆的离世，过了仅仅半年，又得知七妈也不在了，这让她整个人一下子瘦了不少。

到时候，晋菊清没管七妈生前的那些“交代”，干脆决定带着三个娃去北京送最后一程。

经过组织核实了他们一家人的身份，就把他们和周总理在北京的家人安排在了一起，一起参加了邓颖超同志骨灰安放的活动。

1992年7月18号那天，晋菊清小心翼翼地捧着七妈邓颖超的骨灰，慢慢地撒进了天津的海河里，一点一点，十分庄重。

那天，河面上猛地刮起一阵大风，七妈的骨灰被吹得无影无踪。六十多岁的晋菊清，站在远处，朝着骨灰被吹走的方向，挥了挥手，嘴里念叨着：“七妈，一路走好...”

调整好心态，我回到了焦作。晋菊清还是市政家属院里那个管自行车的“大妈”，她的三个娃，俩成了工人，一个在城管部门上班。这么多年，他们一家一直都很低调...